二十世纪最风靡的学说是马克斯主义，对于这套学说，孙中山有一套自己的观点。

（一）马克斯主义观

总体而言，好学深思的中山很佩服马克斯，认为马老是研究社会主义的“集大成者，是社会主义的圣人”，但他认为马克斯是一个很好的“病理学家”，但算不上是“生理学家”。中山认为，马克斯知道资本主义的病症所在，却不知道如何开方抓药。中山对马斯思主义学说的态度是可以师其“意”，但是坚决不能用其“阶级斗争”及“无产阶级砖政”之法。

1.对阶级斗争学说的批评

中山以为，物种进化以竞争为原则，而人类进化以互助为原则；人类互助则昌，互斗则亡（《孙文学说——知难行易 “以七事为证”）。在中山看来，马老误把物种进化的斗争原则用在人类身上，将人当兽，进而得出种种错误的结论，后世革命者不查事实，迷信马老，导致无数本不应该出现的流血冲突。

中山并且认为，阶级斗争只是社会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种病症，而应不是马克斯所谓的“社会进化的原因”。这种病症的原因是人类求生存时遇到人为的阻碍，人类不能生存，所以便起了“阶级斗争”的结果；而马克斯倒果为因，将社会进化中出现的病症的果看做解决社会问题的药方的因。（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民生主义第一讲”，1924年8月3日，p369）

那么，什么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呢？中山认为，解决好民生（也就是“求生存”）问题，大多数人利益得到照顾，“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社会自然就会发生进化。

不同的阶级都要求生存，就会发生矛盾冲突，此时双方就需要懂得在法规下“妥协”，将阶级利益调和，适当地损有余而补不足，“最好的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多征资本家的所得税和遗产税，增加国家的财富，更用这种财富来把运输和交通收归公有，以及改良工人的教育、卫生和工厂的设备，来增加社会上的生产力”，从而，“资本家固然是发大财，工人也可以多得工钱”。（同上书，p368）

中山特别不赞同马老学说中打倒资本家的主张，“究竟资本家应该不应该推倒,还要后来详细研究才能够清楚”。（同上书，p374）

中山所主张的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种毫不合时用的剧烈办法，再等到实业发达以求适用，是要用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阻止私人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为了避免将来中国资本发达遇到贫富两极分化的“大毛病”，中山才提出他那超前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同上书，p392）

2.对唯物史观的批评

中山有一套自己的民生史观，他认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并没有发现社会进化的定律。

他说，“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又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而“古今人类的努力，都是求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人类求解决生存问题，才是社会进化的定律，才是历史的重心，马克斯的唯物主义，没有发明社会进化的定律，不是历史的重心”。（同上书，P369）

3.对剩余价值学说的批评

中山还认为马克斯的剩余价值学说有失偏颇。

首先，马老把“所有生产的劳动都归功于工人的劳动”而忽视了社会有用分子（如发明家、科学家、消费者等）的作用，在中山看来是有问题的；举例而言吧，“纺织厂资本家的盈余价值，除了工人劳动外，还有从研究种子到农业机械、化肥的生产及运输人员等的劳动”。（同上书，p369~370）

其次，马老书中资本家为了挣取剩余价值而压榨工人的手段已经落伍了。马老书中的方法不外有三，“一是减少工人的工钱；二是延长工人作工的时间；三是抬高出品的价格”；中山以福特汽车厂为例，说福特增加工人工资，落实8小时工作制，汽车物美价廉，除此之外福特还给工人买人寿险，置办种种娱乐设施、医药卫生室，开办学校培养工人子弟，.....打马老的脸(同上书，p374)。

至于马老基于剩余价值学说的猜想，说将来社会只存在极富的资本家与极贫的工人，中山说这种猜想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风马牛不相及。

（二）对苏俄式共产主义的态度

因为对马克斯主义偏见较大，中山对苏俄搞的那套共产主义一向不大感冒，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才是中山心心念念的兴趣所在；中山对苏俄最大的兴趣还是在它成功的革命经验上，中山只想在这方面“以俄为师”，为我所用。

中山认为，苏俄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夺取政权，那是成功的，但是用革命激烈的方法解决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可谓失败。（《孙中山全集》第9卷，p378）

所以失败的苏俄倒过头来，搞新经济政策，“就是由于他们的社会经济程度还比不上英国、美国那样的发达，还是不够实行马克思的办法”。（同上书，p392）

既然苏俄都不能用马克斯主义解决社会问题，那么苏俄这套搬到中国，问题不就更大了吗？所以，中山第一次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时（1921年12月）就说，“革命之主义，各国不同，甲能行者，乙或扦格而不通，故共产之在苏俄行之，而在中国则断乎不能。”（转引自吕芳上《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1914-1924)》，p499）

中山且对中国一些青年刻意模仿苏俄的做法特别不以为然，“因为这些年轻人只对社会主义感兴趣，他们的小集团‘对于中国的政治生活却毫无用处’”（1922年7月11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p72）。

中山告诉马林，他对苏俄革命的经验很感兴趣，但他不赞成从苏俄引进马克斯主义。他说，“为什么青年要从马克斯那里寻求灵丹妙药，从中国的古典著作中不是也能找到马克斯主义的基本思想吗？”（同上书，p373）

中山认为，中国实业根本就不发达，既没啥大资产阶级，也少资本制度下的工人阶级，“大家都受同样（穷）的痛苦”，人与人之间只有“大贫与小贫”之分，谈啥阶级斗争、无产专政呢？

中山打了个比方，说现在搞激烈的无产阶级砖政（这玩意本来是马老用来解决将来的经济问题的），就好比大夏天穿着“大毛皮衣”，等着西北风来光临。

不知中国如今是患贫，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会，当然可用马克思的办法，提倡阶级战争去打他；但在中国实业尚未发达的时候，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制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即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民生主义第2讲，同上书，p392

最能体现中山对苏俄式共产主义态度的，莫过于他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谈话了（1922年4月27日）。

当达林向中山宣传苏维埃的美好制度、无产阶级砖政下人民的自由问题时，中山表示苏俄这种“均贫”行为，只有在最落后的地方才能蛮干，根本与文明社会背道而驰。

我给你一个山区，一个最荒凉的没有被现代文明所教化的县。那儿住着苗族人。他们比我们的城里人更能接受共产主义，因为在城里，现代文明使城里人成了communism的反对者。你们就在这个县组织苏维埃政权吧，如果你们的经验是成功的，那么我一定在全国实行这个制度。
——1922年4月27日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谈话，《中国回忆录》，C.A达林，p103

中山是一个异常自信之人，他既然对苏俄的立国学说及苏俄式共产主义有种种保留的“偏见”，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何中山都已经搭上苏俄这只破船了，仍在《孙文越飞宣言》（1923年1月）中坚称，“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孙中山全集》第7卷，p5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