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秋升，高希中：刘大年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与实践

摘要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学者们对其史学成就，已进行了不少阐述、总结和探讨，但对其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与实践，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刘大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主要呈现为四大特点：将历史人物融入历史情势中去分析评价、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这些都值得我们认真探讨和反思，庶几将对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的研究起到推进作用。

关键词

刘大年；历史人物评价；阶级分析；实事求是

作者简介

张秋升，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

高希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马克思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工作。

文章来源

《齐鲁学刊》，2014年第6期，44-50页。

刘大年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历史研究的许多领域都有开拓性的贡献，已有不少学者对其史学成就进行了总结，但对刘大年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和实践，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专门的论述尚未及见。作为其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刘大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既有思想的阐述，也有学术的实践，颇能显现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人物评价的一些特点。1961年，他发表了一篇历史人物评价方面的重要文章——《论康熙》；1964年，又撰写了《李秀成评价问题》；1965年，发表了《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对历史人物评价的看法。本文对刘大年历史人物评价的思想和实践予以初步梳理和总结，归纳出四大特点。

一

将历史人物融入历史情势中分析评价

刘大年从不单独地、孤立地评价历史人物，总是将他们放在历史情势之中分析评判。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杰出人物与所处时代的关系，二是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三是杰出人物的思想意志与实际历史结果的关系。第一个方面处理的是时势造就英雄的问题，回答杰出人物的产生或来源；第二个方面处理的是杰出人物的阶级隶属问题，界定杰出人物的社会地位；第三个方面处理的是杰出人物的动机与效果，判断杰出人物的历史作用。刘大年常常从这样三个维度出发来考察杰出人物与历史情势之间的复杂联系，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

刘大年早期评价历史人物的代表作《论康熙》，非常典型地呈现了刘大年将杰出人物放在其所处时代中分析评判的特点。全文共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康熙统治时期的历史地位问题”，从当时的疆域、民族、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展开论述；二是“康熙统治时期的社会经济特点问题”，从社会的经济基础入史进行考察；三是比较康熙和彼得大帝，论述“个人与环境”的关系，分析究竟是康熙个人才能、性格、个人特点，还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和环境，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人民群众的推动造成了当时的历史局面。这篇文章的结构本身就反映了刘大年从历史整体出发，从经济基础着手，进而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的思路。在这样的论述里，杰出人物只是历史大网中的一个网结。文章视野宏阔，采取了由大到小逐步缩减归拢的路径，将康熙这一历史人物进行了立体的透视。其采取的与彼得比较研究的方法，使文章更具有说服力，至今仍然是一篇清史研究的杰作。刘大年的这一整体的联系的历史思路，基于他对历史的基本理解，他曾经说过：“历史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社会经济基础、阶级、阶级斗争、上层建筑，统一在历史行进的过程里，天衣无缝。我们什么时候都不应当、也不可能把它们分割开来。分割、对立起来了，就没有完整的历史了。”刘大年对孙中山的评价也体现了这一特点。关于孙中山，他如此评价道：“中国近代110年的历史，基本问题是两个：一是民族不独立，要求在外国侵略压迫下解放出来；一是社会生产落后，要求工业化、近代化。”他认为“孙中山的全部革命活动和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两大矛盾展开和抱着争取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宗旨去进行的”，“孙中山的先进、伟大，就是他在备受压迫、极其艰险的环境条件下，把争取民族独立，争取国家工业化和社会进步的斗争坚持下去，并紧跟时代潮流前进”。但是，孙中山的“主张和实践是先进的，而事实上在中国又都不能实现”，其原因是当时的形势是两条线，一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不断加深，一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出现和上升，是二者矛盾运动的结果。他从宏观历史角度肯定了孙中山对中国历史变革多起的推动作用：“中国和世界的历史上，都发生过一些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些事件或者显著影响历史的行程，或者推动历史前进，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同时，伴随那些开创性事件的发生，又必然会涌现一些杰出人物，他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对于社会的变革和历史的前进，起着推动作用。……在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和领导这次革命的孙中山，就称得起是这样的事件和这样的人物。”

关于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关系的思想，较为集中地反映在《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一文。刘大年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群众是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集团来主持的，这是一般的常识。”他详细阐发了自己对群众和领袖关系的认识：“第一，历史上，一切处于革命地位的阶级，都需要有善于领导运动、指挥斗争的领袖和杰出代表人物，才能取得统治权，变革历史”；“第二，个人的愿望、活动不能变革现实，广大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改造历史”；“第三，群众与领袖，没有领袖，从阶级、群众中可以产生领袖；没有阶级、群众，就不存在产生领袖的问题。革命是群众的事业，领袖也就不会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常常是同时出现一批人”，“领袖、领导者，指挥群众，但首先要受到群众制约”，“阶级、制度（一定的社会阶级承认的必要秩序）、群众的支持，至少是消极的支持，使很多处在重要地位的个人、即使才能平凡的个人，也能发挥相当作用。反之，任何个人，即使才能杰出的个人，也绝不能超越阶级、制度、群众的支持、至少是消极的支持，去任意干出什么惊人事业”；“第四，领袖、先进代表人物的愿望，必须反映历史提出的任务。群众、阶级的动机，引起、促进领袖、先进代表人物的动机”。在文章的最后，刘大年得出三点结论：“一，历史告诉我们：伟大的革命造就伟大人物……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与领袖、杰出人物的活动，在同一轨道上行进。他们属于一个集合体。领袖就在阶级、群众之中，不在阶级、群众之外。”“二、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作用，并不减少领袖的重要作用。”“三、马克思主义一向反对个人迷信。”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刘大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集合体”概念的提出，则形象表达了杰出人物与人民群众之间的本质关系。刘大年在评价康有为时，主要就是从这一维度着手的。他认为，“戊戌变法，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发起的一次具有爱国性质的改良运动，康有为等人的政治思想和活动中，有先进的东西，有不少丑恶难堪的东西”，其失败“根源是他们站在半地主、半资产阶级立场上，又要求参加政权，又不愿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阶级寻求支持。不止不愿意寻求这种支持，而且极端仇视农民群众，处处与之相对立”。康有为等“他们的政策，并不触及地主阶级、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根基，而只是要求让资产阶级上层的代表分享政治权力，改革某些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层建筑，他们不但行动极其温和，而且要求改良的范围、程度是很有限的”。

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历史人物的思想意志与历史实际结果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刘大年有着明确的看法：“历史是人自己创造的，是有思想意志的人创造的。个人，特别是掌握极大权力的个人，他们的文化因素、思想倾向、权力欲望等，必定要对事物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个人，不管掌握多大权力的个人，他们的思想、意志、愿望，并不能最终支配历史。如果个人意志最终能够决定历史走向，决定历史的重大事变，数不清的王朝就不会被推翻，古今中外许多居于权力顶峰的人物如梁武帝、袁世凯以下的北洋军阀首领、拿破仑、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军国主义魁首等，就不会‘自我得之，自我失之’，纷纷垮下去，因为那是根本违反他们的意志愿望的”。这一段夹叙夹议的论述，阐述了个人的思想意志与历史实际结果之间的关系。刘大年以蒋介石抗日态度转变的原因为例，说明历史的变动不以个人思想意志为转移。他认为“适应民族运动兴起大势，保住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掌握的统治权力，这就是蒋的内因，这个内因就是蒋的行为与民族利益和全国人民的爱国行为一致起来的内在根据，内在实质。在涉及整个民族行程的大关节上，把统治阶级的决定性步骤最后归结为某个个人的思想意志、性格等，事情就完全失去了物质的基础，失去了客观的依据。”（Ｐ203-204）联系历史实际，从历史客观的结果来论证历史人物个人思想意志的作用及其局限，这是刘大年在历史情势中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个突出表现。

总之，刘大年将历史人物融入到历史情势中进行评价，往往密切联系这一历史人物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分析其阶级归属，进而与这个阶级在当时整个社会中的状况相联系，最后又与整个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相结合，进行立体的、全面的考察。同时，评判首先注重历史人物的行动及其结果，其次才是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而二者也往往能够做到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二

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评价历史人物

刘大年自始至终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他说：“阶级对立、阶级分析，是私有制存在的历史的‘形式’，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它只是一个短暂的‘形式’。阶级划分是以生产不发达为前提的，只是在一定时期、一定社会条件下才是这样的……在历史波涛的淘洗下，自某个时候起，阶级差别将只作为一种时代的错误留在人们的记忆里。但是现在人类还没有摆脱由自己的双手制造的这种时代错误。科学地认识这样的时代，阶级分析，就始终是唯一正确的、基本的方法。”（P23）“唯一正确的、基本的方法”难免绝对化，但刘大年的坚持自有他的历史观前提。他说：“私有制时代历史研究的对象——私有制社会历史特殊的本质、它的运动形式是什么？回答是：社会阶级、阶级斗争，它们相互关系的消长变迁，和以此为枢纽的全部社会关系的客观体系及其运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是表现为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Ｐ134）。既然如此，阶级分析方法自然就成为评价历史人物时“唯一正确的、基本的方法”了。1964年，刘大年撰写了《李秀成评价问题》一文，认为“李秀成是一个旧式农民革命领袖，不是其他什么革命的领袖。《自述》里那些污损自己、奉承敌人的东西说明这个农民领袖有局限性、有严重错误，不是说明他是一个农民革命的叛徒。把《自述》说成是所谓一个叛徒的《自白书》那显然是不合事实的”；“评价李秀成的一生，只是要评论他个人在太平天国中的功过，看他作过哪些贡献，有过哪些错误，这两者之间何者是主流，何者是支流的问题”。刘大年认为，李秀成对太平天国特别是后期的贡献是主流，污损自己、颂扬敌人、为清军提出招抚太平军的建议、丧失革命气节等是其错误，但不是主要的，“李秀成是一个有错误、有污点的农民革命英雄，但仍然是一个农民革命英雄”。他还从方法论的高度进一步指出，阶级分析就是“具体地分析某种现象、某个人物是表现了哪个阶级的活动，表现了哪个阶级的特点，是属于什么阶级范畴里的问题。阶级分析不是只要求划清楚革命营垒和反革命营垒，不是要把一切革命阶级等同起来，把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等同起来。

关于光绪帝与戊戌变法，人们存在不同认识。刘大年从光绪帝的阶级归属及利益代表方面，剖析了这一历史人物及当时的复杂情况。他认为：“百日维新中，光绪帝载湉是不是完全执行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策？从主要当事人提供的看法和对事实所作的稽核，都可以断言不是”，“载湉不但没有完全实现改良派的政策，很多倒是采用的洋务派的政策”。他尖锐指出：“照改良派的这个观点，载湉只要有了权，清政府就会变成一个日本明治维新那样的政府，载湉也会成为他们心目中的维新皇帝”，“这种观点，实际上是认为载湉的立脚之地，不是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和它们进行联合统治的清政权。仿佛他个人可以离开那个立脚的地盘，孤立地去从事某种改革。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与它的代表者掌握的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脱离了前者也就不存在后者”。他认为：“百日维新中已经做的，和可能做的，都说明维新变法不被推翻，载湉也不过是一个洋务派的皇帝。这是他的阶级地位、环境条件决定的”，“载湉与改良派植根于不同的阶级土壤上”，“宫廷的环境条件，决定载湉生来是旧统治秩序的维护者，现实的社会危机，宫廷内部权力斗争，又促使他扮演赞成改革现制度的角色”（Ｐ276－291）。刘大年从阶级分析角度对光绪帝在维新变法中的立场、动机、态度的认识和评价，虽然未必都恰当，但在今天看来依然有其精彩独到之处。

作为一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刘大年对否定和抛开阶级分析方法的研究持明确反对和批评态度。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对曾国藩有全新评价，刘大年即批评说：“《中国哲学史新编》认定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之间的战争是两种宗教、两种文化的战争，曾国藩阻止了历史的倒退，纵然别出心裁，独创新说，却是从根本上颠倒了历史。”他认为，说曾国藩是保卫中国文化，进行“圣战”，是抵制帝国主义文化侵略；说曾国藩的“气学”是唯物论及曾国藩“爱民”等等，凡此都是“拒绝对中国近代复杂的历史事变作基本的阶级分析，彻底否定阶级分析”的结果。

当然，对于阶级分析方法，刘大年也提出了运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既要坚持，也不能滥用。他说：“私有制社会里，人们由于在生活资料谋得方式、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不同，形成了地位不同的社会阶级。研究私有制的历史，阶级分析是基本的方法。所谓基本的方法，是说不能牵强附会，把什么都拉到阶级上来解说，反过来，也决不可以丢掉阶级分析去认识、评定历史上一切重要的人和事，去认识看待历史的运转变迁。”（Ｐ11）他也反对教条化、简单化的贴标签的办法：“人类社会是一个复杂集体，阶级、阶级斗争这个概念，与现象常常呈现出某种差异，或者不相符合，而且在实际斗争中某些现象是可经常变动的。用贴标签、简单化的办法看待阶级、阶级斗争，到处乱套，只能破坏唯物论辩证法。”（Ｐ20）这类提醒无疑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实际上，如何有效、准确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如何对待历史人物阶级立场的复杂多变，仍然是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

三

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评价历史人物

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信仰和坚守是刘大年历史研究及历史人物评价的根本出发点，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研究历史、评价历史人物是刘大年的基本主张。

在谈到政党或政治集团研究时，刘大年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要辩明党或政治集团斗争的是非，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那些政党或政治集团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它们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多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Ｐ308-309）。评价历史人物也要重视事实。刘大年批评说：“有的人物评论中，看重人物的自我表白，胜过客观事实。”

历史事实蕴含在历史资料里面，如何处理好资料与解释的关系，刘大年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常常又有一种说法，似乎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就意味着不重视资料工作，发议论，讲空话。我看这至少是极大的误解”，“资料是一切研究工作的先决条件，对此不容有怀疑余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巧匠难以建造无材的屋宇”，“研究历史，而忽视扎实的资料工作，就象某个匠人、建筑师说他可以赤手空拳，平底起高楼那样，不会有人信以为真”。他甚至肯定了“史料派”的一些提法有其合理性，但是却做出了重要修正：“中国以往的学者中有人主张‘竭泽而渔’，有人说要‘上穷碧落下黄泉（按：白居易《长恨歌》中的一句），动手动脚找东西’。那些话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渔’哪种资料，找什么样的东西。”他将人们的思考引向深入：“历史资料千头万绪，令人眼花缭乱。我们需要详细占有的是科学研究的材料。绝非凡是以往的记载，都是我们应该无止境地去追求的东西。”那么，选择资料的标准是什么呢？“资料应当反映事物的本质和特点，不然，那种资料就没有真正意义。资料工作并不等于历史研究的一切。”对于认为史家应持中立态度、一切靠资料自己说话的人，刘大年说：“一些研究历史的人，喜欢宣称‘不偏不倚’，‘浩然中立’等等。他们之中，主观上可能各有不同，其实说到底，这不过是表示拒绝某种理论，而信奉另外的理论。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我们主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同时坚决反对一切迷信和武断”（Ｐ215－218）。撇开其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不论，单就对历史事实与历史理论、资料和解释关系的认识而言，应该肯定，刘大年的认识还是深刻的。

追求历史的客观实际，以历史事实为依据评价历史人物，不但是刘大年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态度，也是对自我评价的追求。他在《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弁言》中写道：“不求鸣高，不问时尚，不作违心之论，枉己殉人。这本集子开头曾经想用‘阙文’二字作为书名。孔子讲过一句话：‘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书名叫什么，无关紧要。叙述历史，要以直言为绳墨，要讲实实在在的话。我没有认为自己做得很好，但总是抱定这个宗旨，黾勉以求。”（Ｐ1-2）1997年８月２日给周秋光、黄仁国所著《刘大年传》所写题词是：“非则言非，是则言是，声闻过情，昔人所耻。”。这反映了刘大年在自我评价方面也坚持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四

一分为二地看待历史人物

古人云：“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分为二地评价历史人物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刘大年继承了这一传统，尤其是结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发展了这一传统。

在《论康熙》一文中，刘大年首列两种极端的观点，一是推崇备至，二是一笔骂倒，他认为这些人的观点都不能遵循一个客观标准，他们无非是按照自己的要求褒贬是非。甚至如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等教科书，也没有讲到清初的统治起过什么作用，有哪些历史功绩。他主要从两个方面评价康熙：第一，康熙的统治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他的进一步统一全国，抵制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斗争，富有进步意义；第二，清代前期的历史车轮是前进的，应当充分肯定，但封建经济是康熙建立政权的阶级基础，地主阶级重本抑末，没有突破封建经济的藩篱。康熙统治下的极盛之世，劳动人民的处境很惨。所以，他对康熙的最后结论是：“他顺应环境的支配，在人民群众斗争的推动下，对历史前进做出了贡献。因此，他在封建帝王里，是一个杰出的、了不起的人物。但是与人民群众的作用和地位相比，他又显得极渺小、极其微弱的，在那些历史性贡献里，他的个人作用到底只占十分微小的份量。他的果断勤敏的性格、充沛的精力，把他引向实际斗争；他的地主阶级总头子的立场，狭窄的社会生活、思想平庸、事事知足，又使他在斗争中畏首畏尾，停滞不前。他有时像一伟人，他又更多地是一个庸人。他一面是向前的、进取的；另一面又是消极的，非常保守的、反动

的。封建社会是矛盾的集合体，封建统治者里面的杰出人物也必然是矛盾重重的人物。”（Ｐ482-483）尽管概念措辞带有明显的时代的意识形态色彩和特点，但如此评价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康熙的复杂性、多面性和矛盾性，反映出刘大年力图避免在历史人物评价上的简单化方法。与此相应，刘大年既反动资产阶级反满派对康熙的彻底否定，也反对传统保守派将其美化成圣人，因为这都不符合历史的实际。前述其评价李秀成时，也主张既看主流，也看支流；既看对太平天国的巨大贡献，也不忽视其缺点和错误。这都是一分为二方法的体现。

刘大年曾对孙中山做过很多分析评价，其中《孙中山———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一文，较为集中地体现了他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在这篇文章中，刘大年高度赞扬了孙中山的一生，肯定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伟大的民主主义者，但又指出“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一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什么幻想也没有，倒反而不可理解了”。“孙中山爱国斗争的资产阶级性质，表现在辛亥革命以前和以后他的一系列言论和实践上。其中有几点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第一，区别国家的不同性质，指出中国人只应当爱独立的、与清政权相对立的‘中华国’”，“第二，坚持爱国必须走革命的道路”；“第三，反对国家分裂，要求国家统一”（Ｐ327-336）。对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刘大年认为“民主主义本身就有极大的局限性和弱点。论述孙中山的民主主义，不是要简单地抱着崇敬的心情去一味歌颂，讲上多少个巍巍乎，汤汤乎。当然也不应当反过来夸张消极面，说得一无是处。越是把他放在实际矛盾中加以剖析，越能显示其固有的地位和作用。他始终没有脱离资产阶级立场，不愿用阶级分析方法观察世界。对马克思主义表示景仰、同情，也有因涉猎甚浅而发出的非难、讥评。军政、训政的主张，权与能分开的主张等，都不幸为国民党右派、蒋介石建立独裁统治，镇压人民所利用。西方一些论著上说他思想缺乏深度，在实际斗争中常常表现出实用主义，妥协，不坚定，也并非无稽之谈。中国共产党人对那种妥协性，当时就有过善意的、严肃的批评。但是，即使把所有那些加在一起，也绝不足以掩盖他为民主主义而奋斗的光辉。建立共和政体，实现国共合作，这两大业绩，任何人为其中之一作出决定性贡献，就又幸福，又光荣，足以为举世所尊崇”（Ｐ349-350）。这些评论都颇有辩证色彩，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内部对历史人物评价中简单化、教条化方法的反省和纠正，虽然最终难以突破时代环境和意识形态的特定局限，但是作为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这种努力反省和调整的态度还是令人钦佩的。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刘大年曾为《张学良世纪风采》一书口述一篇序文，他说：“评价张汉卿先生有三个基本原则：第一，我们是把中华民族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还是把国民党、共产党的利益得失放在第一位；第二，推动蒋介石参加抗日战争，是抬高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还是贬低了他在历史上的地位；第三，‘西安兵谏’，当时是只有张、杨能够起这种作用，还是还有别人能够起这种作用？‘西安兵谏’是个人或少数人的行为，还是代表了全民族的意愿？”又说：“抗日是民族大义，是历史的趋势。蒋介石三十万大军进逼西安，逼出了‘西安兵谏’。张汉卿把蒋介石送回南京，实现了国共合作，实现抗日，全民族空前团结，足见是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愿。抗日是不可阻挡的，全国要求抗战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人无完人，金无足赤。要从民族大义考虑问题，一切以民族大义为重”（Ｐ425-426）。他从民族大义的角度，赞颂了张学良——这位国民党的将领、曾与共产党为敌的历史人物，再次体现了他评价历史人物要一分为二并看到其主流表现的方法。

五

刘大年历史人物评价背后的宗旨、立场和标准

历史研究者往往都有自己的研究宗旨，宗旨是形成其研究特色的前提条件。历史人物评价者应该有自己的价值立场和评价标准，立场和标准是其评价特点背后的支撑或决定力量。刘大年的治史或历史人物评价的宗旨非常鲜明，就是为现实服务。他认为：“历史包罗万有，是人们取得生活斗争经验，取得科学文化知识，取得聪明智慧的源泉之一。”这是历史的价值所在。他主张“从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出发，研究古今中外的历史”（Ｐ153），因为历史涉及的内容是如此的丰富，不是所有的历史都值得研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每天发生的事情多得不可数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值得写在历史书上或值得研究的，必须有所选择。王夫之说：‘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为史者记载徒繁，而经世之大略不著，后人欲得其得失之枢机以效法之，无由也，则恶用史为？’”（Ｐ181）显然，刘大年赞同王夫之的经世致用思想。而在各时段的历史中，刘大年最重视近现代史的研究，正是基于“知今”的需求：“中国有句成语：‘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盲瞽不行，陆沉，闭目塞听，不识世务，更加危险。我们重视近代史研究，就有反对‘陆沉’的意思在里面。”（Ｐ205）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家，刘大年心目中的现实性、致用性就是“阶级性”、“革命性”：“历史研究的革命性，首先在于深刻揭露旧社会、旧事物的必然灭亡，说明新社会、新事物必然胜利，服务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就是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Ｐ534-535）。坚持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革命立场，在刘大年可说是非常明确和坚定的。在发表于１９６５年３月２日《人民日报》上的《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的文章中，刘大年说：“评价历史人物没有一个现成的公式。假定有那样的公式，我想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的意思是说，评价历史人物必须坚持阶级分析观点，对具体人物作具体分析，不能千篇一律地做抽象的论述。不这样，要得出正确的结论是不可能的”；“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所以是科学的，就是由于它既是合乎客观实际的，又是具有客观标准的。只要你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无论是处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是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应是相同的。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是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历史学相伴随的东西”（Ｐ491）。刘大年一再重申：“科学的历史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Ｐ１）；“中国近代史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Ｐ210）。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刘大年始终抱有坚定的

信念：“马克思主义出现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人们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取得了这样那样的进展。但迄今为止，没有哪个学说足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代替这个学说的指导地位”（Ｐ242-243）；“中国近代史上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的一系列政治风暴都是证明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性。一部中国近代史都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的生动注脚”（Ｐ250）。具体到历史人物评价，刘大年认为，对于历史上形形色色的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如封建暴君、卖国贼等容易判断，而“有些人既是剥削阶级的代表者，同时又在客观上起过某些进步的作用。评价这些人就要复杂得多。一个研究者是不是真正具有阶级斗争、阶级分析的观点，常常在评论这些人物的时候面临严峻的考验”（Ｐ492）。阶级斗争与阶级分析，显然是刘大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由历史人物评价的立场脱生出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刘大年评价历史人物的根本标准是以人民为主体。他说：“对历史上统治阶级里某些人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可以予以肯定的，因为那些人代表着历史上一定时期的动向，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活动和要求。……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肯定统治阶级里面某些人有过的贡献，问题在于你是把统治阶级看作是历史的主体，还是把劳动人民看作是历史的主体？你是把剥削阶级里面某些人物的贡献看得比劳动人民更重要一些，还是认为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刘大年认为只有劳动人民才是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他指出：“第一，统治阶级里面某些人的进步作用，是以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为前提的”；“第二，统治阶级里的那些人所以能够起一些进步的作用，只是由于受到了劳动人民反抗压迫、剥削的阶级斗争的约制，或者说是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推动”；“第三，统治阶级里面某些人的进步作用紧密地和残酷的阶级压迫、阻滞历史前进交织在一起，他们即使在前进的时候，同时也在反动、倒退”，“统治阶级里面的人物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斗争，不是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就谈不上起进步作用的问题”，他们固然可以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做出一些贡献，但是“历史的前进归根到底决定于人民群众，是由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所推动的。把统治阶级所起的作用和人民群众所起的作用清楚地加以区别，是我们评价统治阶级内部的人物的重要的关键”（Ｐ492-493）。以这一标准衡量，就显现出了进步和倒退之分，就有了肯定与否定之分，就比照出了哪些人、人的哪些时期是进步的或退步的。他还说：“中国近代历史的真正主体，不是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德国、日本那些外国侵略者，不是旻宁、奕坾、那拉氏、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那些反动统治阶级人物，中国近代历史的主人是人民群众自己。”（Ｐ226）

可以说，前面概括的刘大年历史人物评价的四大特点，正是其马克思主义宗旨、立场和标准所决定的，其是非功过也已成为学术史课题，值得人们深入探讨反思。

信息采集：刘斌

媒体编辑：吴洪柏

文字编辑：廖秋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