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提起容闳，很多人的印象是“第一个毕业于耶鲁的中国人” “中国留学之父”，但其实这是对容闳和中国现代化的狭隘理解。事实上，容闳才是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的“第一个现代中国人”。他带着一整套全新的知识与制度留洋归国，准备用双手改变中国。其自传《西学东渐记》则讲述了他回国后欲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先见与挫折，而理解这种“思想领先，行动受阻”的张力，正是理解中国现代化路径最真实的注脚。
《西学东渐记》的作者容闳是中国第一个毕业于美国第一流大学的留学生。虽然他久居国外，接受的是西方教育，思想感情也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但他对祖国的热爱始终不渝。
书里有一段话充分表现了他在国外读大学的时候怀念祖国的心情：
“整个大学阶段，尤其是最后一年，中国的可悲境况经常出现在我的脑海......教育已经明显地扩展了我的心灵境界，使我深深感到自身的责任......我为了求学，远涉重洋，由于勤奋克己终于达到了渴望已久的目的......我可以自称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那么，就应该自问：‘把所学用在什么地方呢？’......我决定使中国的下一辈人享受与我同样的教育。如此，通过西方教育，中国将得以复兴，变成一个开明、富强的国家。此目的成为我一展雄心大志的引路明星，我尽一切智慧和精力奔向这个目标。”
怀着这种报效祖国的心情，他在大学毕业以后，立即回国。
一、留洋归国，怀才不遇
当容闳满腔热情地准备为国贡献自己的知识的时候，清朝政府正在疯狂地镇压人民。他刚刚踏上国土，就遇到叶名琛在广州屠杀群众，“斩首七万五千人......其中大多是无辜的......血流遍地，街道两旁，无首的尸身堆积如山......暴露于烈日之下，无人过问。盛夏的温度，由晨至夜始终保持在华氏九十度......成堆的尸体被丢在那里至少有两天之久.....”
他目睹这一血腥事实，愤慨之极，也引起他的深思：“太平天国叛军确实有充足理由推翻清王朝。我完全同情他们，并且确实想去参加到太平军的行列。”这就是他曾一度把希望寄托于太平天国的原因。
容闳回国以后为谋生而经历了不少波折。他在广州担任过美国公使的秘书，在香港做过审判厅的译员。1856年到上海后，先在海关任职四个月，继而在一家英商公司当秘书。几度变换工作，始终郁郁不得志。
对于这一段坎坷经历，作者在自传第七、八、九三章中叙述甚详。从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容闳的品格和为人，为了祖国和个人的尊严，他在洋人面前充分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的精神。
二、借曾国藩之力，
留美幼童计划完成
1860年，他到太平军中考察，此行的目的“是要去观察一下太平军是什么性质，看看他们能否建立一个新政府，取代满洲王朝”。他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左右，经过仔细的观察和分析，他认为太平天国不是他施展雄才的理想之地，于是失望离去。
1863年是他生命的转折点。当时曾国藩对各方面的人才竭力延揽，幕府中的人物极一时之盛。其中包括了许多学者名流，著名数学家李善兰、华蘅芳也都是曾的幕宾。
容闳就是经李善兰的推荐才认识曾国藩的，初次见面，曾国藩就对容闳颇为赏识，两次晤谈以后，容闳就被委派去美国购买机器，继而在1865年在上海高昌庙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机器厂——江南制造局的前身。
七年以后，容闳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教育计划也借助于曾国藩的力量得以实现。容闳在回忆录中对曾国藩推崇备至，认为“曾国藩的伟大是不能衡之以爵位的：这主要不在于他克服了叛军，更不是因为他收复了南京，而是在于他的伟大品德——纯真而不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深思远虑的政治头脑和为官清正”。
类似的赞美，在书中时有出现，由此可以看出，他个人对曾国藩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他作了十八年努力的教育计划，一旦借曾国藩之力，夙愿得偿，因而他对曾国藩如此颂扬，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关于曾国藩其人的全面历史评价是另一问题，仅就派遣留学生一事而言，当时曾国藩是起了主要作用的。1872年决定派遣留学生这一行动，是中国历史上的创举。中国设在哈特福德城的“幼童出洋肄业局驻美办事处”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常设机构，为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迈出了一步。
虽然容闳夙愿得偿，但进展并非一帆风顺。政府中的保守派对当时的洋务运动怀有极大抵制情绪，认为派遣留学生是离经叛道。曾国藩尽管对容闳很赏识，但是鉴于朝中保守势力的反对与掣肘，他对容闳还是持有保留态度的。
如在他奏请批准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时，就提出“请旨饬派陈兰彬为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常川驻扎美国，经理一切事宜”。后来陈兰彬调离肄业局，由区谔良接替他的职位，区以后又有容增祥、吴子登相继担任正委员。三次人事调动，容闳始终屈居副职。
大概由于容闳久居国外，1875年又娶了一个美国女子为妻，清朝政府唯恐他的“洋化思想”影响学生。那几位正委员，除容增祥外都是翰林出身，职务虽然是负责留学生的事，实际上却都是反对派遣留学生的，因而他们和学生之间的关系格格不入，矛盾很大，学生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看不顺眼。
而容闳和学生之间的感情却很融洽。在这种情况下，容闳与这些正委员共事，经常发生摩擦，处处受到掣肘。正如李鸿章所说：“荔秋（陈兰彬号）与纯甫抵牾已久。”
保守派不断造谣诽谤留学生“腹少儒书，德行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恶习”。曾国藩死后，留学生事务由李鸿章主管，而他徘徊于“新”“旧”之间，并未全力支持肄业局。这一切终于导致了1881年撤回所有留学生，教育计划半途而废。这给容闳精神上的打击是可想而知的。
且更为遗憾的是这些留学生中只有两人大学毕业，一个是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另一个是欧阳赓。肄业局先后派出一百二十名留学生，这些人回国后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化启蒙运动的生力军，他们分别在外交界、海关、军界担任了重要的职务。
▲第一批留美幼童欧阳庚（左下）和詹天佑（右上）毕业照
其中知名之士如领导中国筑路工人克服艰险、自建京张铁路的詹天佑；1912年出任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曾任海军元帅并参加“中日海战”的吴应科和蔡廷干；任海军舰长，在中法海战中阵亡的邝咏钟；任北洋大学校长的蔡绍基......
这些事实说明肄业局的事业是有成绩的，有其历史贡献的，然而正如推切尔所说：“如果没有容闳，他们这番光辉事业也不会完成。
三、容闳晚年政治活动
作者在这本回忆录中只写到戊戌政变后他逃离中国大陆，经台湾赴香港止。鉴于当时的政治情况，他在香港所进行的政治活动以及他和辛亥革命的关系，在本书中只字未提。光凭这本自传来看容闳，可能会使人误认为他仅仅是一个热心于教育事业的人。
事实上，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生活的经历使他认识到，只有在健全的政治制度下，才能发展教育，这可能是促使他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原因。下面仅就个人所掌握的很不完整的资料，对容闳晚年的政治活动做些补充介绍。
据《容氏谱牒》容闳族侄孙容联芳所撰《容闳传》：
“公素同情于维新党者，故避嫌而离去北京，至上海......以上海亦非乐土，乃迁香港......居港时曾返乡盘桓数日，时年已七十余矣。联芳趋谒之，见其精神矍铄，尚有伏波据鞍顾盼之概。迨武昌起义，国内同志电请公回国主持大计。接电后预备行装，筮目首途，而病忽作，以致不起.....”
这段话概括了容闳生命最后十几年的政治活动。
就政治倾向的转变而言，容闳由最初的寄希望于太平天国转向洋务，由洋务而维新，最终认清形势，倾向革命。
容闳在本书最末一章所提到的他曾在上海组织议会一事，其事实为维新派的中坚人物唐才常见当时中国局势出现了纷纭复杂的局面，遂将“自立会”改称“国会”，以便公开活动，号召全国。
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邀请容闳、严复、章炳麟、文廷式等八十人集会，会议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同年8月末，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唐亦被害，容闳遂于当年9月1日离沪，适与孙中山同船。
先是，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挟光绪出亡，孙中山于8月25日由日本潜赴上海。他企图利用这一特定时机，以容闳为首领，联络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康有为等，以江苏及两广等省为根据地，宣布独立，建立共和政体，渐次向中国北方发展，推翻清朝统治。
孙中山到上海时，正值唐才常被捕之后，张之洞、刘坤一等命令各地严缉新党，孙中山无法在上海活动，亦于9月1日离沪。孙中山这一不切实际的设想，虽未成功，但于此可见容闳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已成为可以联络的一个对象。
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容闳逐渐倾向于孙中山所领导的兴中会的革命运动。他迁居香港之后，立即主张联合维新派与兴中会和民间的秘密团体如三合会等，进行一种革新运动，因此与兴中会的关系日渐密切。
▲流亡美国的康有为
在香港的兴中会会员谢缵泰是澳大利亚华侨，早年就从他父亲那里接受了强烈的反清思想。1899年，他结识了逃亡香港的洪秀全的侄子洪全福。洪全福曾随洪秀全转战各地，有丰富的军事经验。
1901年9月，谢缵泰、洪全福、李纪堂集议。洪全福主张筹款五十万元，召集广东、香港的洪门兄弟起义。李纪堂慨然捐出刚接受的百万遗产，承担全部经费。他们决定俟起义成功，即于广东先成立大明顺天国，选举容闳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容闳对于谢缵泰等人的计划虽然赞成，但是认为必须先得到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的声援。于是容闳为此前往美国进行活动。这一起义计划终因机密泄露，宣告失败，但容闳在美国结识了荷马李（Homer Lea）及布什（Charles B. Boothe）等人。
荷马李和布什原来都是赞助中国维新运动的人物，在光绪帝死后，康有为等人的拥护与号召对象已不复存在。容闳于1909年1月1再写信给布什及荷马李，说依照当时形势，孙中山已是中国所有人士中最可信赖的，他在广东的力量也是最大的，应协助他实现其计划和理想。
当年11月，孙中山抵达纽约。不论荷马李出于何种目的，他一直与孙中山的关系是密切的。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即命荷马李为高等军事顾问。
随之又致电给居住在美国的容闳，请他回国，电文说：
“当此破坏后，民国建设，在在需才。素仰盛名，播震寰宇，加以才智学识，达练过人，用敢备极欢迎，恳请先生归国，而在此中华民国创立一完全之政府，以巩固我幼稚之共和。倘俯允所请，则他日吾人得安享自由平等之幸福，悉自先生所赐矣。”
从电文的措辞，可以清楚地看到孙中山对容闳的器重。这时候的容闳年已八十四岁，但爱国的心情却始终如一，正在准备行装首途归国时，却旧病复发，竟致不起。他临终嘱咐两个儿子务必回到祖国，贡献自己的学识。容氏弟兄谨遵父命，为祖国工作了一生。
纵观以上事实，无论容闳赞成维新或最终倾向革命，都是为了祖国的富强，对祖国的忠诚终生不渝，说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当然，由于他久居海外，自己受的是美国教育，过于崇拜西方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一点我们固然不可苛求于他，但它给容闳追求的事业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事实。
如果把中国近代史看作中国通往现代化道路的记录，《西学东渐记》则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视角：一个真正活在未来的中国人，如何一次次看对方向、却无力改变结局。对今天仍在思考方向与路径的人，这本书的刺痛感仍然很真实。
本书的独特之处还在于，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真正的“第一个现代中国人”——容闳的知识结构、眼界、价值观和行动能力，都远远超出同时代人。他的视角始终是一个当局者和试错者的视角。这种一手视角，比任何二手解读都更接近真相。
本书原书是英文，1915年首次出版。本次出版的，是最完整、最好读、最有现实针对性的版本：已故学者王蓁女士在1991年全新翻译，语言流畅，忠于史实，修正了容闳的记忆错误；新增大量珍贵照片、留学幼童小传、容闳年表、研究容闳历史文献等资料，让历史真正“看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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