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应说明：给企业松绑，不等于要去损害劳动者的权益，这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
在我们谈《劳动法》时，很多网友一看标题就开始了情绪节奏，其实，所有人谈《劳动法》都不会针对劳动者，都是在谈企业与社保与财政的关系：在《劳动法》的范围内，劳动者的权益当然要保护；问题是，是让已经交了社保、纳了重税的企业去承担？还是让收取了重税的财政去分担？
另一方面，《劳动法》是否需要修订，是否要一刀切地去执行？
关于《劳动法》修订的事，业界已经呼吁了十几年了，政策似乎关心的不是劳动资关系是否会日趋紧张，更关心的是要让矛盾止于企业，在企业范围内去解决。实际的平衡是，劳动局对这类问题的仲裁，已经变得越来越温和。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一个市场能不能繁荣，资本比劳动更优先。讲人本主义，资本永远是孙子；讲市场，没有资本这个孙子，一切都是口号经济学。
不过政策对个体工商户还是温暖的，个体户可以松一口气了。
看到一个新消息：个体户不用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这算是十几年来对《劳动法》的一种策调，为什么会对个体工商户网开一面？因为个体工商才是正宗的老百姓的经济。
口力劳动者经常犯一些经济学的低级错误，比如，会阴森森地来一句：不要把民营与私营混为一谈。其实，民营是统计局的定位，并不是什么混为一谈的事，多元经济中，有几个头部企业是纯粹的私人产权？联想的大股东是中科院，万科的第一大股东是深铁，恒大也一样有国资成份，许家印抓党建也是出了名的；张捷说的对，人家是红顶商人。
统计局的对民营的定位是非国资控股的国内企业都是民营，请问网红教授们想怎么分？分的目的又是什么？打倒私人产权吗？那一定是在毁灭中国经济，天衣无缝地迎合了特先生竞选誓言：摧毁中国经济。
那什么是民？
自古以降，地道的私人产权才是民，过去没有“国企”这种概念。从产权必须明晰的立场说，”国“是一个抽象概念，不构成真实意义上的产权，谁也没有产权，在古代那就是皇帝的产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公有必然通过等级制的管理下沉，所以，定义为官有。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新时期又定义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虽然存在着产权明晰的根本性问题，但通过财政主导的社会大分配，理论上可以实现将财政收入的７０％用于民生，特别是全民共享的保障机制，这当然也应该包含着对《劳动法》中员工补偿性的担当。
中国的个体工商户，多是一些穷老百姓起家，干点小生计养家活口，参差不齐，一刀切地严格执行《劳动法》是困难的。
打工族会说：没那本事，就别老想着当老板了。
这话是不错，但是，人要吃饭，打工是拼生活，人家开个门店也是在拼生活，如果《劳动法》让大多数个体工商户和私人企业干不下去，那只能说明《劳动法》脱离了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是超前了，没有人有资格去追究中国一亿二千万个体工商户的人品，那是反智。事实上，很多发达的国家也不强调必须签订劳动合同；也是双方你情我愿。
一定要把小个体工商户放在与特斯拉同一个劳动环境，人们就会得出结论：中国的资本家们比外国的坏。而经济学的原理是平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问题，结论会是：中国的资本家之所以比外国的坏，是因为中国的营商环境远不如老外。
就说特斯拉，中国市场中千奇百怪的干预与寻租，特斯拉当然无感，我们的办公室精英也有偏向，知道可以收拾谁，不可以收拾谁。所以，马斯克认为中国民企业的工资太低了，他当然不理解中国的民企，本质上是寻租的对象，各种各样的检查、罚款、新规，以旧换新……，放在马斯克身上试试？当然，没人敢去强制特斯拉。
有这么多的不同，你无视，你的结论就是本末倒置。
比较之下，一般纳税人企业要好一些。
完全无视《劳动法》也不可能，要说没压力，那也不客观；要说没有规避《劳动法》的冲动，也不是事实；其实，无论是私企，还是国企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都在尽可能使用劳务派遣；既然劳务解除赔偿高，那就一年一签，不签长期劳动合同；既然年轻的女工有孕期的问题，能不招就不招；所以，当《劳动法》超出了大多数企业的承受力时，对劳动者的保护反而会不达目的。
瓜众可以风轻云淡地说，没有能力执行《劳动法》通通别干了。
那还真不行，８５％的就业岗位谁来提供？如果国企能满足，那还要民企干什么？就业仍然是经济的第一要务，就业都没了，还淡什么《劳动法》？
从这一点而论，允许个体户不和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失为一个尊重常识的调整。
《劳动法》中有什么不适用的地方？
主要是存在着非中性的条款。比如，如果一个员工无故被公司辞退，按规定，公司要赔付二个月的工薪，并按其在公司工作的年限计算，一年工龄加补一个月的赔付，这当然是对劳动者的一种保护，也应该做出保护，公司不能随意解雇员工。但是，如果员工恶意炒掉了公司，公司一时半会找不上合适的人顶手，是没有赔付的；这就是非中性原则。
非中性原则在《劳动法》中很多，让企业深感亚力山大。
打工高手甚至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局。
比如，一位员工准备跳槽，完全可以通过消极表现压迫公司主动辞退，这样就可以得到一笔赔付，如果是高管，那公司惨着去了。一个很厉害的员工，每年如法炮制，在各地公司中转圈圈，也不失为一种提高收入的手段。所以现在企业招工，一定会问询为什么离开上一家公司？如果有劳动局仲裁的案例，一律不用；劳资双方已经形成了互害，这一切不能简单地全归罪于企业。
相信董明珠也在为这类事伤脑筋，她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公司培养一名员工付出了十年的代价，那么，公司的付出是不是也要让下一家挖人单位考虑考虑？不然，哪个公司还敢培养？这显然不利于企业的发展。
那么，问题又来了，在一个中性原则下，毕竟员工是弱势的一方，又如何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其实也很简单。
既然企业已经交了五金一险，已经给财政交了很重的企业税率，那么，一些正常的赔付应当交给社会，由财政去担当。劳资双方也就无争了，企业将乐见员工得到社会补偿，而员工也会保持与老雇主的良好关系，全社会崩紧的劳资关系得到缓解，符合三个有利的原则。相反，如果把一切矛盾都“转移支付”给企业，无疑于杀鸡取卵，企业背上了不应该背的罪名，只会变本加厉回避《劳动法》，就业将日趋艰难，各地方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执行不力。
事实上，中国财政对民生支出的占比，要比发达国家低了一半，作为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财政有责任担当，在目前企业困难的局面下，多一些担当。
个体户不用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失为一个好的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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