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以国民党军惨败告终，孙立人得知大怒：“若是杜聿明肯听我的计策，则东北可救，但他不敢做。”
孙立人为何如此了解杜聿明，他的计策究竟是什么？
一切还要追溯到两人在入缅作战时，杜聿明的兵退野人山，让他对此人有了深刻认识。
1942年，日军侵入缅甸，对驻缅英军发动进攻。英军抵挡不住日寇铁蹄，便以盟军名义向中国求助。
蒋介石为保住滇缅公路这支国际交通线，派出杜聿明率领10万远征军进入缅甸作战。
远征军抵达后，由于英军连连败退，作战不力，导致我军侧翼暴露在敌人枪口之下，战场局势随即失利。
此时，总指挥史迪威与英军已经决定撤到印度，而中国远征军却有不同的选择。因为英军要求远征军放下武器，以难民的身份进入。
而杜聿明听从蒋介石的命令，决定穿越野人山回到云南。孙立人在权衡利弊后，选择违背军令，同英军一起前往印度。
不同的选择，结局截然不同。
杜聿明带领1.5万士兵穿越野人山，只有2000人活下来，死亡率超过85%。而孙立人率领的8000人撤离印度过程中，只损伤约300人。
同为国民党将领，为何在军令面前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原来，杜聿明就读于黄埔军校，毕业后几经辗转，一步步升任国军高级将领。
而孙立人则在美弗吉尼亚军校留过学，钻研先进的军事理论。回国后，被宋子文提拔为税警总队支队长。
不同的教育背景与任职经历决定了两人一起共事时，必然矛盾重重。
1946年，辽沈战役爆发后，因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还未回国，所以由老军长郑洞国全权指挥，在他的领导下，新一军占领了铁岭后，与陈明仁的71军一起进攻四平。
眼见新一军战斗力不足，屡战屡败，蒋介石再三督促，孙立人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国，并赶到了四平前线接管新一军的指挥权。
可是，他回来后不但没有改变战场局势，还让郑洞国失去了指挥权，致使新一军无视军令，消极应战。
面对这种情形，郑洞国无奈又无计可施，只能向杜聿明诉苦：
“孙立人没回来之前，新一军还听从我的指挥。现在，他们竟公然违背命令。”
杜聿明一听，立即赶到前线，眼前的一幕直接让他跳了脚。当时，廖耀湘与陈明仁都在率领部下奋力追击东北民主联军，但未见到孙立人与新一军的身影。
杜聿明急忙来到四平街的双庙子车站，强压怒火劝说孙立人：“孙军长，各部正奋力杀敌，新一军也别歇着，速速率部追击。”
而孙立人淡定从容，不紧不慢地说：“新一军连续作战时间太久，疲惫不堪，我们要求休整三天再上战场！”
杜聿明只好耐着性子劝说，郑洞国也赶来好言相劝，孙立人这才派兵支援前线。
其实，不是孙立人有意拖延，而是他有更好的计策，但料定杜聿明一定不敢这样做。
“杜聿明一向畏首畏尾，让他集中兵力攻打空城的哈尔滨，四平街之围定然能解，可惜他肯定没有这胆量。”
基于此，他只好服从安排，派兵支援前线。
东北民主联军发现国军支援部队陆续赶来，权衡利弊后，主动撤离战场。
而杜聿明却不明所以，为占领长春他又将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
在这三路之中，他最重视中路，并将新一军、新六军都编入该路，由郑洞国统一指挥，又将71军的88师划入新六军，由廖耀湘指挥。
不承想，孙立人再次以部队在四平之战中消耗太大为由，要求休整，无视郑洞国的指令。
郑洞国只好电报杜聿明：新六军已经出发，陈明仁也将88师调给廖耀湘指挥，只有孙立人不服指令，按兵不动。
收到电报后的杜聿明，立即带着郑洞国前往孙立人的军部，两人进行了一番激烈的争吵，都面红耳赤，怒气冲冲。
眼见争执不下，杜聿明强硬说道：“新一军如果依旧迟缓不前，耽误占领长春的有利时机，我将以军法处置。”
但是他的警告并没有起到明显效果，孙立人依旧按兵不动。
当南满的民主联军攻占鞍山后，杜聿明又电报孙立人，要求他尽快率领部下前往海城救援。
而孙立人这次直接越级上报蒋介石，请求同意新一军的休整计划。蒋介石不仅批准，还亲自传达给杜聿明：
“新一军坚持作战许久，需要休整。我同意孙立人的休整计划了，三天后，他再率领部下解海城之围。”
杜聿明不可置信，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
“184师已不足两团兵力，坚守恐怕很难。”
蒋介石却不以为然：“你电告潘朔端，让他必须尽全力坚守，这几天应该守得住。”
久等援军不来的184师师长，选择战场起义，在接受改编后，与民主联军一起撤离海城。
而潘朔端起义后，滇军将领不明就里，以为是杜聿明见死不救，纷纷对他指责声讨。杜聿明有苦难言，与孙立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
直到孙立人被他挤对地调离东北战场，两人的矛盾才就此画上句号。
而毛主席在听到这个消息后，大喜过望，众人不明所以。主席解释道：
“我们唯一的对手被杜聿明赶走了，东北解放指日可待。”
在孙立人被调离东北战场一年后，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歼灭敌军44万7千余人，东北全境实现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