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2月初，卢汉接替龙云正式出任云南省政府主席一职，成为了赫赫有名的第四代“云南王”。
与上一代“云南王”龙云相比，卢汉显得更加谨小慎微。他凭借自己的谋略和智慧，游走于各方势力之间，不断将自身的力量变强变大。
随着国内解放战争的进行，身在云南的卢汉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腐朽的国民党政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于是，卢汉在与中国共产党接触的过程中受到影响，遂最终决定投奔到新中国的怀抱中。
那么，卢汉是如何一步步从开始的怀疑走到最后的起义的呢？
故人来访
1949年4月的某一天，正在办公的卢汉，忽然警卫来报告，有一位名叫“张秉昌”的老友过来拜访他。
张秉昌何许人也？他为什么会突然来拜访卢汉呢？
原来，张秉昌是被东北军区专门派回云南的。他本在国民党第60军（属于滇系）做事，后来随着在长春起义第60军，加入到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
1949年3月，在三大战役取得完全胜利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准备发起渡江战役。远在云南的卢汉也成为我党计划争取起义的对象。
为此，中央军委指示东北军区从原国民党第60军中挑选人员，返回云南去做卢汉的工作。原本与卢汉关系较好的张秉昌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4月份其被派遣回昆明开展工作。
同时，为了宣传扩大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东北军区还特意将在辽沈战役中俘虏的27名云南籍团级军官释放，让他们回到家乡用亲身经历来说明共产党的政策。
张秉昌接受任务后，立即返回了云南，到达了昆明，便出现了本段开头的一幕。
主宾落座寒暄后，张秉昌便向卢汉详细介绍了辽沈战役60军起义和其他滇军部队被消灭的情况，阐述了共产党关于“起义”的政策。
同时，张秉昌向卢汉转达了中央军委的三条意见：
1、解放军渡江后，卢汉应立即表明态度；
2、对蒋介石要采取敷衍的态度；
3、沟通与解放军的联系。
听完张秉昌的介绍和转达的意见后，卢汉坐在那里思索了片刻，又不放心地问道：“共产党那边是否真有诚意呢？”
“解放军的首长我接触过，他们说话算数，不讲空话。关于共产党的政策，我所走过的路便是例证！”张秉昌肯定地回答道。
卢汉之所以心里犹豫不决，踌躇不前，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块心病。1949年2月，卢汉曾下令枪杀了21名“哄抢”中央银行的平民，这就是著名的“昆明中央银行血案”。
血案发生后，中共中央所属的新华社在广播中把卢汉列为战犯，这让他心里一直惶恐不安。
了解到卢汉的“心病”以后，张秉昌便对他说：“共产党人讲究既往不咎，如果您宣布起义的话，就不是战犯了，而是起义将领了。”
听到这里，卢汉点点头，相信了张秉昌所说的话。
妻弟龙泽汇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按照计划发起了渡江战役。没过几天，国民党总统府驻地南京宣布解放，各路解放军开始对败退的国民党军展开猛烈追击。
解放军渡江南下的胜利消息，以及一路势如破竹的攻势，让身在昆明的卢汉深受震撼，也让他心里有了加快脱离国民党的想法。
这一天晚上，卢汉把自己的妻弟龙泽汇找了过来，坐在一起商量未来的前途问题。
“哥，今后怎么办，无非就是三种办法。”龙泽汇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第一种就是起义，跟着共产党干，就不是不知道人家收不收留我们？第二种就是跑，到香港、到澳门、到美国去过小日子。第三种就是打，坚决跟共产党抵抗到底，等待第三次世纪大战一爆发，说不定就翻身了......”
“你想啥呢，哪里还有什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呀。那不过是老蒋拿来哄骗人的‘虎皮’而已。”没等小舅子说完，卢汉便强行打断了他的话，愤然地说道：“你看现在的情况，共产党的胜利基本上已经司板上钉钉的事了。前几天，张秉昌从东北回来找我，转达了共产党希望我起义的意思。”
一边说着，卢汉一边将一份油印的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的文件递给龙泽汇：“我的想法是，识时务者为俊杰，我们争取起义，保境安民。”
这天夜里，卢汉的房间里一直亮着灯，龙泽汇也是彻夜未归。两个人坐在一起，详细谈论了起义的细节和同共产党联系的计划。
双向奔赴
与妻弟龙泽汇彻夜长谈后，卢汉便将此事委托给他，派他秘密地去与解放军的滇桂黔边区游击纵队（以下简称“边区纵队”）取得联系。
当时的云南因远离战区，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暗底下却暗流涌动，危机四伏。蒋介石把他的嫡系部队第26军，安排在了昆明的外围安宁、宜良和蒙自一线，形成外围监控；昆明市内，宪兵13团驻扎在园通街，城里遍布特务，形成内部监视。
所以，在国民党外有重兵、内有特务监视的情况下，卢汉等人要立即发动起义，是存在很大危险的，很大可能要遭受失败。因此，起义必须机密行事，还要择机而动。
正在卢汉不知如何行动的时候，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边区纵队的副司令员朱家壁。
说起朱家壁，龙泽汇非常熟悉，因为两人曾是多年的同学。时间前移到1929年10月，当时，朱家壁、龙泽汇等一批云南青年报考了南京的中央军校。第二年，朱、龙两人又同时考进了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只不过朱家壁在一大队2中队，而龙泽汇在二大队4中队。
“一·二八淞沪抗战”事件发生后，中央军校搬迁至南京。1932年，毕业后的朱家壁和龙泽汇被安排回云南，到滇军训练团担任教官，朱家壁在1区，而龙泽汇在2区。第二年训练团结束后，两人又同时进入滇军中，分别担任不同的职位。
在这个过程中，酷爱阅读进步书籍的朱家壁，逐渐受到革命的影响，于1938年借故离滇军前往延安，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在1940年，被派回云南做党的秘密工作。1949年1月，任桂滇黔边纵队副司令员。
1949年5月初，龙泽汇通过秘密关系联系上了朱家壁。而此时的中共中央也向华南局下达了《关于联络卢汉起义问题给滇桂黔边区党委的指示》，同意在卢汉决心起义的时候，以一部分兵力配合卢汉行动，消灭国民党军。
同时，中共中央在这份指示中，还特别明确要求华南局通过“边区纵队”转告卢汉，让其派代表到北平，同中共中央谈判。
一面是卢汉主动找上门来，一面是上级直接下达了指示，边区纵队正好在中间起到牵线的作用。
所以，经过认真的的研究和准备，边区纵队决定派出朱家壁作为谈判代表，同卢汉在昆明附近的寻甸县磨盘寺进行会谈。
朱、龙会谈
寻甸县羊街镇，距离昆明约130公里，是云南保安部队第3旅第10团的驻防地，而龙泽汇就是第3旅的旅长。同时，这里也是边区纵队的游击活动区。双方部队在这里经常有接触往来，所以是一个秘密谈判的理想地点。
时间很快来到了5月下旬，龙泽汇以视察部队的名义，来到了寻甸县羊街镇。他的突然出现，让从东北被我军遣返回来后又当上保安团长的夏际昌感到非常惊讶，预感有什么大事情要发生。
“卢主席派我作为代表，前来与边区纵队负责人联系。”龙泽汇在见到夏际昌后，并没有隐瞒其来的目的：“此事非同小可，直接关系到你我今后的出路问题。卢主席和我都信任你，所以对你并没有隐瞒。你一定要绝对保守秘密，不要辜负了卢主席对你的栽培！”
随后，两个人关起门来，仔细研究了前往谈判的路线、警戒和消息封锁等问题。
等到第二天，一身香客打扮的龙泽汇，在一位我党地下交通员的陪同下，沿着崎岖的山道，一路步行2公里，来到了预定的会谈地点磨盘寺。
此时的磨盘寺内，朱家壁和边区纵队政治部主任张子斋正在等候龙泽汇的到来。
“龙兄，许久不见，没想到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你我再次重逢啊！”看到龙泽汇从寺门走进来，朱家壁迎了上去。
两人寒暄过后，随即便转入今天会谈的正题。
“卢主席的意思是准备早点起义，以防有变。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目前我们手里掌控的部队实力不够，希望贵军能在我们起义的时候给予配合，共同对付驻扎在昆明外围的国民党第26军。”龙泽汇向朱家壁亮明了卢汉的态度。
朱家壁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华南局的指示，接着说道：“解放云南，既是你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任务。希望卢主席能抓住有利时机，择机举义。到那个时候，我们一定全力配合。”
磨盘寺双方的会谈，使得云南王卢汉与解放军的边区纵队取得了联系。随后，卢汉将一批武器、弹药、被服交给朱家壁，通过实际行动表明了自己坚决起义的态度。
弃暗投明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在卢汉以实际行动向我党我军表明态度的时候，中共中央也将“组织策动云南起义”的领导工作列入了议事日程。
1949年7月21日，毛主席对争取卢汉起义做出特别批示：
“告以卢汉如能于我军入滇时举行起义，宣布反帝、反封建、反蒋桂立场，则云南问题可以和平方式解决，卢汉所部可以编为人民解放军。”
7月末，在云南南部的路南县石林，龙泽汇与朱家壁、张子斋再次举行会谈。在这一次会谈中，双方重点讨论了卢汉起义的时机、云南保安部队的部署及行动，以及边区纵队的配合等问题。
双方一致认为，卢汉起义应该在解放军接近云南的时候举行。在此之前，云南保安部队不得对边区纵队发动进攻，若迫不得已需配合国民党中央军进攻边区纵队，则需提前向边区纵队通报保安部队的进攻围剿路线。同时，要及时提供国民党中央军的有关情报。
就这样，在中共中央高瞻远瞩、云南地下党组织的长期活动和边区纵队的努力争取之下，卢汉逐步认清了形势，消除了最初的顾虑，主动求光明，定下了弃暗投明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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