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最为危急的时刻，当时面对日军先进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我国军民虽然英勇抗战，却仍然无法抵御日军攻势，在正面战场上节节败退。
而为了抵御日军的进攻势头，当时的国民政府也采取了各种手段，其中1938年的那次黄河决堤，可谓是十四年抗战史中最为悲壮的一次生死抉择。
此次决堤虽然有效地阻击了日军的前进步伐，造成了日军一定数量的伤亡，但由于黄河改道而形成的大量黄泛区也深深影响了无数百姓的生活。
那么这场惊天动地的“水攻”，究竟是战略上的成功，还是人道上的灾难？它究竟淹死了多少日军？真相远比简单的数字更为复杂。
对于花园口决堤所产生的直接军事效果，我国和日军的记录之中存在着较大出入，甚至在坊间还流传着淹死日军数万的说法，但中日双方的官方战报中提供了一个更为可靠的数字。
根据当时的日军记录来看，受到此次黄河决堤影响最大的是正在行军路途上的日军第14和16师团，这两个师团中由于洪水的突然爆发造成的溺亡和失踪士兵达到了将近千人，丢失了大量的辎重和武器装备。
日军的反应十分迅速，在发觉到洪水袭来之后他们立马转移到了高处，因此并未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并且马上派出了工兵抢修浮桥，并且抢掠了许多民用船只，很快就恢复了其机动性。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当时花园口决堤仅仅淹死了不过近千名日军，这一数字与我们想象的差距甚远。
不过，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承认其首要目的并不是要对日军造成多大的伤亡，而是迟滞其进军路线。
如果放任日军快速聚集部队直指战略重地武汉，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和我国全体军民来说，其结果将不可估量。
而正是通过花园口决堤，日军的进军速度得到滞缓，并且不得不绕路通过没有黄河泛滥的地区行军。
这样就为国民政府提供了宝贵的时间，由此可以集结部队，并且在武汉外围修筑工事，为即将到来的决战做好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时决堤的战略目标基本达成。
如果说决堤的直接杀伤有限，那么它对日军后勤和作战节奏的长期破坏则是持续的、深远的。
黄河决堤之后，在当时的黄泛区留下了大量的泥泞、沼泽，因此大大滞缓了日军的行军速度，拉长了其近数百公里的补给线，在沿途还要与大量的我国游击部队交战，由此使大量的日军在这些小规模战斗中伤亡。
因此，由于日军的补给线被黄泛区切断，再加上我国军队的不断袭扰，一些驻扎在据点内的日军在据点内缺少给养，使得其患上了各种疾病。
据日军统计，在蒋介石下令炸开花园口后，仅仅两年间就有近2万名驻扎在黄泛区附近的日军因为各类疾病而造成非战斗减员。
这些损失虽然不能直接算作“淹死”，但也是由于黄河决堤对日军产生的持续消耗。
并且，由于黄河决堤使得日军不得不在黄泛区驻扎大量兵力，因此也牵制了日军大量机动力量，使其无法投入其他战场。
由此我们可见，若将时间线拉长，花园口决堤这一决策使得日军间接的伤亡达到了数万级别，这并非一日之灾，而是数年累积的代价。
就连日本的战史研究者后来也承认，花园口决堤是“中国军队在战争中使出的最具效果的非对称手段之一”。
任何对“淹死日军”数字的追问，都无法回避一个更加沉重的事实：这场洪水的最大受害者，从来不是日军，而是数百万中国平民。
蒋介石的这次黄河决堤，造成了我国大量地区的百姓受灾，直接淹死、病死，甚至饿死的百姓数量达到了近百万，并且还有大量的百姓因为家乡被洪水淹没不得不流离失所，成为难民。
此外，这次决堤对于黄河流域的生态来说也是一场灾难性的破坏，黄泛区的大量土地因为泥沙淤积而逐渐盐碱化，无法继续耕种。
洪水的泛滥也带来了疟疾、瘟疫等疾病的流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黄河决堤对于百姓的伤害，远远大于了对日军的杀伤。
并且这场灾害持续时间极长，自1939年花园口被炸开之后的8年里，都有无数百姓被其带来的负面影响而荼毒，直到1947年黄河回归故道这场灾害才告一段落。
据学者估计，在这一时段内，我国因灾死亡的百姓人数超过百万。
如今当我们再次回首这段抗日史上最具争议的决策时，我们会发现无论这次决策造成了多少日军的伤亡，但与因之受灾，失去生命和家园的我国百姓相比，日军受到的损失远远小于我国百姓的牺牲。
如此巨大的代价，当时的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又何尝不知，然而当国难当头，在“亡国”与“毁家”之间，他们选择了后者，这也告诉了我们当民族羸弱不堪之际，决策者几乎没有从容权衡的余地。
这也应当令我们反思，只有国家的强盛才能保护他的子民免受他人的侵略和迫害，只有自身的强大才能有能力维护和平，让每一个公民都带着尊严生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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