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决定派尹景伊去青岛任共青团青岛市委书记——“五卅”运动党|中央|尹景伊|恽代英|青岛市

尹景伊，字希农，日照县涛雒镇张家廒头村人。其父尹锦堂是涛維“广记”商号常住上海的代理人。

尹景伊

一九〇五年，尹景伊在上海出生。三岁时，生母去世。翌年，父亲带他去江苏省赣榆县青口镇。越二年，回日照原籍。尹景伊七岁时，入村塾读书。十三岁进涛雒镇小学，后到青岛随兄嫂在礼学书院（现青岛九中）读书。

他在学校朴实好学，尊重师长，与同学友好相处，很得老师的喜爱。

尹景伊十四岁时，父亲在大连经商，遭到强盗抢劫，损失很大，年迈的祖母为此心悸成疾而死。翌年，姐姐亦因患肺病早亡。父亲悲伤过度成疾，卧病于青口镇高中。尹景伊得悉后，亲到青口服侍父亲，喂汤服药，昼夜不离左右，很得父亲赞许，称他是孝子。

由于父亲病势已重，虽经多方医治，总不见效，当年病逝。尹景伊家中连遭厄运，家境渐裁。父亲病危时，曾嘱咐尹景伊的哥哥尹莘农说：“我死之后，让你弟弟就商，以资糊口。”尹莘农秉承父亲遗嘱，要弟弟学习经商，但他不愿做商人，仍回校继续学习。

上海同济大学

一九二二年，尹景伊十七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机师科（中等技术部）。他兴致勃勃地来到同济大学，全神贯注地攻读各门功课，考试成绩名列前茅。

一九二三年，长兄莘农到青岛行医。翌年暑假，他邀尹景伊去青岛避暑。尹景伊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到青岛学习工艺。他向学校请求出具公函，高兴地到了青岛。整个暑假，他每天早出晚归，不顾盛夏酷暑，始终坚持在四方机厂车间里和工人一起挥汗操作。

莘农对他说：“我本来要你利用假期，在青岛避暑休息，不料你反而比平时还要辛苦。”

他说：“和工人一起操作，乐趣很多，自己并不感到疲劳。”当时，工人们的反帝爱国热情，给他以很大影响。

在青岛期间，每至夕阳西下，他和大哥下班归来，常漫步海滨，畅谈着前途和理想。

有一次，大哥对他说：“你的未婚妻年龄不小了。她虽然是旧式女子，但品德可取，生活俭朴。你快毕业了，该办婚事了。

近来，一些青年人大唱婚姻自由的高调，是不值得学习的。”尹景伊坚决拒绝了大哥的劝说。

他说：“我正在求学时期，决不允许有家室的牵累。

何况，国家面临越来越危险的局势，挽救国家的重任，落在我们青年的身上，所以，我决不能早婚。

我不认为旧式女子都不可取，但我的对象属于同姓血缘，徒有外表，而没有真才实学。今后，如果没有志同道合的女子，我宁愿独身，决不结婚。”一席话，博得了长兄的同情。

此后，他郑重地向女方提出解除长辈代订的婚约，并祝愿她早结良缘，不要为了他而贻误青春。

尹景伊自青岛实习返校时，正值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三次代表大会之后。

尹景伊受其影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并如饥似渴地学习了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籍。这对他的学业不能不有所影响。

这年寒假，他将成绩单寄给兄长，并附一信，其中说：“兄视此次考试分数，当觉得逊于从前。不知此学期弟多作课外事，故不能不稍废所学。弟以国是日非，甚为忧伤。勤读亦为国耳，国亡则读何益？不如即于读时，早留心国事，旦夕可用也。”

邓仲夏(1894年10月5日生-1933年9月21日逝世)

一九二五年初，尹景伊由邓仲夏、恽代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接着，他又根据团组织的决定，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从此，他经常以“宁为国家而死，不为惜身而生”自勉。他订购了《向导》等进步书刊，不仅自己学习，还介绍给周围同学阅读。

他经常到工人中去宣传国民革命思想，并与本校实习工厂以及学校邻近的中国铁工厂，永安纱厂的工人积极分子，保持着密切联系。

他对一些进步同学说：“党的力量依靠宣传党的主张来壮大。宣传是我们的责任，必须积极努力做好，无论何时何地，千万不要忘记宣传。”

尹景伊敬仰孙中山先生，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图）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不幸在北京逝世。噩耗传来，他极为悲痛，同时，也产生了悲观情绪。

他认为“国本动摇，大乱将至，天之欲丧吾中国也，为之奈何?”

为了寄托对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哀思，他积极参加了全校追悼孙中山大会的筹备工作。举行追悼大会那天，到会的不仅有本校的师生员工，还有吴淞镇、炮台湾一带的工人和学生。团中央领导人恽代英在追悼会上作了讲演，他对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了精辟的分析。尹景伊听了以后，消除了思想上的阴霾，鼓起了继续革命的信心。

四月十二日，在西门外公共体育场举行了全市公祭孙中山的仪式和纪念游行，尹景伊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这次悼念活动。他听取了何香凝关于孙中山的光荣历史和光辉业绩的报告，决心遵照总理遗嘱，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努力实现国民革命。

翌日，全市国民党员又在九亩地新舞台单独举行了一次追悼孙中山总理大会。

尹景伊和同济大学的国民党员一起参加了大会，并举手宣誓，决心“遵守总理遗嘱，继续奋斗，以实现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

恽代英（图）

他还听取了何香凝、杨杏佛、恽代英等人的演说，又一次受到“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教育。

一九二五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同济大学又一次请恽代英到校演讲。参加听讲者除本校学生外，还有中国公学的部分学生和永安纱厂的部分工人，共计六百多人。

恽代英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革命者的任务。讲演热情奔放，鼓舞人心，使尹景伊进一步提高了认识，增强了革命信心。

此后，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同学，扩大革命影响，尹景伊积极参加了重建学生会的筹备工作。

在全校同学的支持下，已经中断了好几年的同济大学学生会，终于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重新建立起来。尹景伊被选为学生会委员。学生会重建后，进一步推动了学生中的反帝爱国革命活动。

一九二五年五月，党中央决定派尹景伊去青岛任共青团青岛市委书记。在他动身赴青岛前夕，发生了震动全国的五州革命运动。

五月十五日，上海日本纱厂的日籍职员枪杀中国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打伤了十余名工人。这次流血事件，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极大愤怒，纷纷起来支援工人斗争。尹景伊听知此事后，无比悲愤，反帝怒火在他心中燃烧。

五月二十八日晚上，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讨论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租界举行大示威，掀起反帝运动的新高潮。

二十九日，恽代英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的名义召集会议，决定由国民党组织和上海学联出面，组织宣传员和工人到各校去发动学生参加“五卅”示威。

何秉彝

上海学联副主席、中共党员梅电龙和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中共党员何秉彝，在当天下午来到吴淞镇同济大学，向同济大学国民党区分部和学生会负责人何志球、吴鼎、袁文彬、尹景伊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要求立即动员全校学生参加“五州”大示威。这几位负责人当即商定：当晚七时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

为了保证会议按时召开，尹景伊等人分头到食堂和各个宿舍，向同学们做口头通知，要求大家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利益，人人准时参加会议。

顾正红

晚上，会议大厅灯火通明，学生济济一堂。大会原定七时召开，六点半钟各班同学就已到齐，因而提前开会。梅电龙在会上报告了顾正红被惨杀的事件始末以及近来形势的发展，动员大家坚决地投入反帝斗争。

同学们争相上台演说，情绪异常高涨。

尹景伊也在会上讲了话，他坚定地表示“要为拯救祖国而奋斗”、“要同帝国主义斗争到底，不惜粉身碎骨，流血丧生”。他的演讲不时为同学们的口号声所打断。

大家激昂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要杀人犯偿命！”“坚决支援罢工工人！”有的同学愤怒地举起双手，发誓要替被害工人报仇雪恨。

尹景伊随即提议，组织募捐委员会，筹募款项，支援罢工工人。话音刚落，与会者纷纷表示完全赞成。

于是，当场组成了募捐委员会，许多同学献出随身带的现款，有些同学写下了补捐的数字。

会议最后决定：全体同学在第二天(五月三十日)上午出发，到上海南京路，参加反帝大示威。尹景伊被推举为游行大队副大队长和领队。担任领队的还有陈宝聪、吴鼎、袁文彬等。

这天晚上，尹景伊直到深夜十一点还没有睡觉。他和其他几个领队一起，带领三十多位同学忙着书写标语、油印传单等，为明天的游行示威做具体准备工作。

同济大学校园

三十日早晨，当灿烂的阳光射进同济大学校园时，全校三百多名同学（占全校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在大操场集合，整装待发。

为了避免各帝国主义工部局和巡捕房的阻挠、破坏，确定大队在出发时化整为零。从上午八点起，九个中队分批步行到吴淞镇，再乘火车赶到市区。

他们到达公共租界后，各条主要马路已集合学生二千余人。他们分头作演讲，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漫画，进行反帝宣传。接着，汇成巨大的游行示威队伍。同济大学的学生队伍分成两路，向南京路进发。第一路取道外滩，第二路取道河南路。

尹景伊率领第一路，于下午一时许，就进入南京路，一路上，他用高吭的山东口音向群众宣传，并带头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

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这种反帝爱国行动恨之入骨。这时，英工部局派出大批巡捕，逮捕工人、学生二百余人，尹景伊也同时被捕，关押在老闸捕房。因捕房容纳不下，他们释放了部分人。这些被释放的工人、学生看到捕房还继续关押着自己的人，谁也不肯离开。尹景伊获释后，便立即带领队伍冲向英捕房，进行营救。

下午三点钟左右，成千上万的群众齐集在老闸捕房门前。尹景伊和陈宝聪等一直站到距离老闸捕房门口只有几丈远的地方，举着拳头和群众一起高呼口号：“释放被捕的中国人！”“打倒帝国主义！”英巡捕头子爱活逊这时调集巡捕二十余人，摆出一个半圆形的阵势，架起机枪。其他巡捕也都手持马枪，对准人群，如临大敌。热血沸腾的爱国群众面对敌人的枪口，谁也没有后退半步。

凶残的帝国主义者见中国人民没有被吓退，竟悍然向手无寸铁的游行队伍开枪，有的学生中弹倒卧街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