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哲学与人生一张汝伦人文学术演讲录》
谈起“哲学”，一般人都会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哲学有什么用”。毋庸讳言，哲学在今天遭到严重轻视和忽视，与一般人“哲学没有用”的潜在想法有关。在这样一个只知实用价值的时代，没用的东西是没人会当回事的。
另一方面，即便是维护哲学的人说哲学虽无用，但无用乃为大用，它给人们提供智慧，这样的回答也显得十分无力。人们反过来会问，什么是智慧，难道像乔布斯或比尔·盖茨这样的人没有智慧吗？难道科学家没有智慧吗？因此，维护哲学的人首先要去给“智慧”下定义，然后才能维护哲学。如果要问哲学有什么用的话，那真可以诚实地回答：哲学没有用，如果这个“用”指的是解决某个实际问题的话。
的确。在复旦大学的所有专业中，哲学可以说是最无用的。尽管若干年前曾有人鼓吹种花生的哲学或养猪的哲学，今天也有人吹嘘炒股的哲学，但那都不是哲学，而只是种花生或炒股的窍门或方法而已。尽管哲学没有用，这也许是人类的共识，但全世界最好的大学都有哲学系。而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一直被人类视为文明达到高级阶段的标志，甚至是人之为人的标志。这是为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当然不能不回答“什么是哲学”的问题。
什么是哲学？
有关这个问题，各类教科书上有让人既明白又糊涂的定义。之所以既明白又糊涂，是说这些定义往往大而无当，让人有点摸不着头脑。比如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什么是“时代精神”?为什么同一个时代会有非常不同的哲学家，他们谁代表时代精神？
唯名论和实在论哲学家，不管谁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不能否认他们都是哲学家，他们的哲学至今还有影响。还有说“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难道其他学问就不能使人聪明？其实，哲学是很难定义的，每个哲学家都根据他自己的哲学来定义哲学，可以说，一百个哲学家就有一百个哲学的定义。
因此，“什么是哲学”这个问题最好不要像“什么是木头”的问题那样，通过直接给它下定义来回答。因为哲学的定义就是哲学的一部分，给哲学下定义实际是在思考哲学本身。也许我们把“什么是哲学”的问题转换为“哲学的意义”(即哲学意义何在，而不是哲学的定义)可以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什么是哲学。
中国古代并无“哲学”一词，“哲学”一词产生于古希腊，19世纪70年代一个日本哲学家用“哲学”这两个汉字来翻译philosophy，被我们中国人接受，从此我们也开始从事哲学活动。这当然不是说中国古代没有类似西方哲学这样的精神追求和活动，而只是没有这个名目。当然，“哲学”并不仅仅是一个名目。有无这个名目，并非不重要，但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是什么使得希腊人产生了哲学。
我们知道，philosophy一词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爱智慧”。什么是智慧？智慧与知识不同，它固然不排除知识，但与知识有很大的不同。在日常用法中，智慧首先指与日常生活有关的那种明智，如对生死的理解，对生命目的的反思，对行为方式的斟酌，对实践事情的判断和洞察，以及对价值取向的决断。苏格拉底说：“未经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即表达了这种智慧。
当然，在东方，智慧还表示对宇宙奥秘的洞察。 智慧与知识不同在哪里？在于知识总是具体的、特殊的、直接的，而智慧则是普遍性的、整体性的、反思性的，因而与事物没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说反思生活，并不是要解决每天日子怎么过，或如何达到一个具体的人生目标，如如何发财，而是思考我们的人生有无意义、生命应该怎么过、怎样的生活才算不虚度人生等等务虚的问题，不是去解决实际问题。
大家都知道，人活着要吃饭，人口多了就一定面临吃饭的压力，工作、就业等等就有压力。中国人口多怎么办？采取计划生育这种方式解决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能解决。人口可以降下来，工作问题可以解决，这是技术人员的思路、专家的思路，很有说服力，问题解决了。
但如果要让一个哲学家来说，他会说，第一，我们觉得这样的思考是不够的，也就是说采取这样人为的方式，对人是不是尊重？第二，到一定程度以后，会不会有人口的问题？
比如养老的问题等。
第三，在这样一个没有兄弟姐妹的家庭当中长大的独生子女如何与人相处。第四，人与人的关系会不会遭到破坏？第五，这对于健康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对于一个哲学家来说，他认为，这些问题如果不考虑的话，快刀斩乱麻，当下问题解决了，日后怎么办？所以搞哲学的人会认为，这是会有问题的。真正的哲学是对世界的根本认识，它的意义在这里。
在古希腊，智慧最初是指与直接的生活实践有关的知与能，而非哲学理论。在古典时代，从事哲学活动的人会承受很大的压力。当时一个自由的男人值得做的事只是政治和战争，“教化”是奢侈的事情。也是不受信任的。但泰勒斯作为希腊哲学之父，使智慧从传统的意思发生了根本的甚至是相反的改变。
作为哲学之父，泰勒斯只留下一句话，就是这句话使他哲学之父的地位至今不能动摇。这句话就是“水是万物的本原”。
为什么这句话就能奠定泰勒斯在人类哲学史上的地位?因为它标志了哲学的最基本特征，即它的无用性，它的根本性，它的反思性。普通人也会思考水，但思考的不外乎水的种种用处，如何搞到水，如何治水，以及水的物质性质，等等。人们一般只会思考一个个具体的事物，不会去思考万物，更不会思考与实际生活毫无关系和用处的“万物的本原”。但泰勒斯思考，希腊人思考，这是一种对于宇宙的整体、事物的根本的思考，它无关日常生活，它不针对任何特殊事物与问题，却标志着人类摆脱日常生活的束缚和限制，体现了人类的自由。
我们知道，“自由”一词在西文中的基本意思是免于什么的束缚。哲学是人类自由的产物，是自由的标志。只有不知自由为何物的人，才会相信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传说中泰勒斯的女仆嘲笑主人仰观天文而失足落井，其实是一个不自由的人在嘲笑一颗自由的心灵。到了毕达哥拉斯，“智慧”(sophia)就已经专指理论知识了。毕达哥拉斯将争名逐利与研究事物的本质相对立。
在古希腊人那里，理论是对普遍永恒真理，也就是我们祖先所谓“天经地义”的非功利追求。普遍永恒的真理，也就是老子所谓的“常道”。“常道”是指我们面对全体或大全或万有或宇宙时才会想到和提出的问题。具体特殊事物的真理会随着具体处境与情况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宇宙万有的全体，即大全，大全的真理，全体的真理，却是永恒的。这个真理在哲学家看来并不玄奥，它是关于什么是、什么不是(非)的标准问题，我们的一切行为离开了这个标准，即无法决定。西方哲学传统认为哲学主要就是研究这个有关是与不是问题的存在论。
事物有生灭变化，人们对事物也有不同的看法，然而，无论是事物本身还是我们对事物的看法都有一个前提，即它们必须“是”，也就是它们必须有意义。而它们的意义，不可能是孤立的，只是在一个大全或全体中才有意义。比方说，春夏秋冬四时，只是作为一个季节才有意义，才“是”，但什么叫“季节”?不放在更大的宇宙运行的秩序中是没有意义的，只是一个空词。同样，我现在正在从事的是“演讲”。
什么叫“演讲”?没有人类实践活动的全体这个大全，这个意义秩序，就没有“演讲”不“演讲”。“演讲”是什么不是像我们的父母给我们起名字那样随便起的，而是根据人类实践活动的大全系统来规定的。人类实践活动最主要和最重要的领域是人际交流，思想交流是人际交流的一种，而“演讲”是一种特殊的思想交流的形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演讲”，或有意义地谈论“演讲”。
古希腊人看到，事物生灭变化，它们是在一个全体中生灭变化的，没有这个全体，它们的生灭变化是不可想象的。它们的存在时间长短不一，但总要消失，可此大全，他们称为physis，却永在，绝不会消失。我们古人也看到了这点，他们把这个大全叫做“天地”。老子说：“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久。”“不自生”，前人的解释是“不自营己之生也”，或“不自私其生”，都是指它超然物外，是万物生灭变化的条件。我们可以说沧海桑田，但没有说天地毁灭的。沧海桑田，天地还是天地，还是天长地久。
这个大全，不是浑然大块，而是有秩序的，有道理的，“天道”、“天理”这些概念就表达了中国人对此的认识。希腊人当然也是，cosmos是有永恒秩序的，人间的城邦只有以此永恒秩序为模型来建立。最初的科学—系统数学和哲学形而上学—就是为了理解这种永恒的秩序而产生的。我们中国人认为宇宙是有永恒不变的秩序(阴阳五行，天于地支．等等)，并且，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是人道的根据和原型。
哲学的发展
哲学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有极为丰富多样的发展，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根本否认有永恒不变的秩序，将永恒的大全的研究一概作为“形而上学”加以拒斥，但却改变不了哲学本身的普遍性、整体性、反思性的特征。当一个哲学家说世界上只有暂时没有永恒，或只有特殊没有普遍时，他实际上是在鼓吹一种普遍的观念。“世界上只有……”的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大全。
现代科学不管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细分到什么地步，归根结底这些分析是在整体的背景下进行的，是以整体的存在为基本条件的。因此，人类不能只有对人为分裂的局部或部分的思考，没有对整体的思考。没有对人整个身体的认识，任何体检都是不可能的，也是无意义的。
在此意义上，整体是绝对的，部分是相对的。科学思维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分，而任何科学的“分”都是人为的，总是要遮蔽或不顾许多东西，它的分才有意义。例如，地球物理学必须不管世上的有机物，生物学也必须不去考虑太阳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往往会把它研究的对象作为全部。
在近代以前，科学还没有取得如今天这般权威地位时，人们的思维还不至于受科学思维的很大影响，但近代科学却对人类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近代科学思维的特点就是片面性，即是看到它要看到的事物的那部分，其他部分可以当它不存在。量化思维，喜欢可以直观操作的量化，忽视事物的特殊性，不太注重需要智慧地对事物的判断。实用性可以立刻解决问题。只问手段的有效性，不管目的的正确性或正义性。
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事物只有截然相反的两种可能，非黑即白，没有第三、第四，更不要说更多的可能性了。这种思维方式，德国古典哲学家称之为“知性”。它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都非常有用，人们自然心悦诚服地拥抱了它。正因为如此，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说知性具有强大的力量。
说“知性具有强大的力量”是说知性有其相当的合理性，尤其在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量化只注意普遍性，忽视特殊性，是现代科学工作的前提。注意每一对象的特殊性。就没有现代科学了。现代科学研究就是要对事物批量处理，而不管它们的特殊差异。无论是在日常生活还是在科学研究中，注重当下“有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下水管堵住了，当务之急不是去思考为什么会堵住，而是先把它疏通了再说。
可是，因此而不再追究为什么会堵住，却是会再堵第二次或更多次的。有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往往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思维方式。我们需要治标，但是否不需要治本？要治本，“有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就相形见绌了。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远”最好不把它理解为单纯物理时间上的远，最好把它理解为“全体”、“根本”。
没有对全体和根本的思维，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就拿今天的教育问题来说，我们现在基本还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路，招生方式、考试方式、素质教育、去行政化，等等，原因找了一大堆。明显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
教育问题首先要思考的是什么是教育，即教育的理念，而要对教育理念有比较根本的思考，又要对人和人生的意义有根本的思考，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而要对人和人生意义有深入的思考，就必须对人在世界和宇宙中的地位与意义有所思考。这当然已经是哲学的思考了，因为它涉及了大全。古今中外著名的教育家无不是哲学家，就是这个道理。
在生活和科学中，我们当然要讲逻辑，要有非此即彼的思维。可是，生活中存在大量不合逻辑的事情，因为我们人并不完全，甚至在许多时候主要不受理性支配，因此不合逻辑的事往往是生活的常态。此外，生活中和科学中也经常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存在着多种可能。一个宽容的人和宽容的社会恰恰建立在承认这多种可能上。
我们做事情当然要考虑手段是否有效，但是目的是否正当难道不应该放在第一位吗？目的如果是邪恶的，手段越有效，罪恶不就越大吗？但这些都是现代知性思维不考虑的。科学在给我们带来前所未有的福利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
哲学的意义
与之相较，就彰显了哲学的意义。思考大全的哲学，不排斥知性的思维方式，但是把它置于理性思维方式的控制之下。哲学不会提供如何疏通下水道或解决交通拥堵的具体答案，但它会思考下水道或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它在该非此即彼的时候也会非此即彼，但更多的时候它会思考事物更多的可能性。它当然追求普遍性，但却是绝对的普遍性或先天的普遍性，而不是人为的普遍性。它不会因为普遍性而否定特殊性。相反，在它看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普遍性只是特殊性的一个函数。它不太会去单纯思考手段的有效性，但会根据目的的正当性来判断手段的合理性。只有知性的世界是危险的，至少是有问题的。知性的缺陷，证明了哲学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即便如此，人们还会觉得，即便是与已经非常抽象与脱离日常世界的科学相比，哲学还是有点“玄”。因为科学说到底是知性思维，而一般人也是知性思维，所以觉得科学很好理解而哲学太难理解。科学不管怎么说符合我们的常识(其实不是符合常识，而是符合知性思维方式)，而哲学似乎是无视常识，甚至是反常识的。这也使得很多人对哲学不屑一顾。因为“常识”在今日中国已经成了一个被抬高到碰不得的词了。但在哲学眼里，没有碰不得的东西，哲学的精神就是批判，常识也不能免于哲学的批判。
什么是“常识”?常识按照《辞海》的定义是“普通知识”。而《牛津高级学习词典》则定义为“生活经验而不是专门研究得到的好的实践判断”。这两个定义有较大的出入。但常识或commonsense，按字面意思看，就是大家都认可的看法或判断。即便是大家都认可的看法与判断，也未必就是真理，这个道理也是很明白的。
因为很多时候多数人的看法不但不是真理，反而是其反面，要不然就不会有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一说了。例如，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大家都觉得是常识。可这却是有问题的常识。首先，在自然世界，在不同的光线条件下，同一双眼睛看到的同一个对象是不一样的。在人文世界，太多的伪装和虚饰，使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假象，“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这首诗说明的就是这个道理。
常识只有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例如，狗改不了吃屎是常识，但它只有或然性，而没有必然性。此外，常识还有时间与空间的相对性。在18世纪是常识的事情，在今天很可能不但不是常识，而且还是荒谬。例如，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在日本文化是常识的事情，在印度文化恐怕未必。
哲学既然以真理作为自己的目标，是一种反思性的批判，自然不能满足于常识。黑格尔一再强调哲学不是常识，哲学要超越常识，甚至与常识相反，就是这个道理。在常识看来，相反的东西只有对立关系，但在辩证理性看来，相反相成。常识的真理性靠接受它的人的量来保证，而批判哲学却要尽可能分析事物的复杂性，尽可能不满足于当下的直观，它当然要对常识持批判的态度。批判的意思不是否定，而是弄弄清楚。20世纪英国有个哲学家叫G.E.摩尔，提倡常识哲学，主张哲学以常识为旨归，现在即便在哲学家中，也已经不太有人提起他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从常识的观点看，老子庄子的哲学。或柏拉图和康德的哲学，是荒谬的，因为用常识根本无法理解它们。但对于一切不满足于常识，认识到常识的合理性是有限的，有时甚至恰恰遮蔽了真理的人来说，这些哲学都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所以，要理解真正的哲学，就必须对常识持批判态度。
说到“批判”，人们总是把它理解为否定，其实是不对的。“批判”也是一个来自西方哲学的概念，它的基本意思是分析、辨析与在此基础上的评判，我国古人讲的“明辨”庶几近之，就是把事物辨析清楚。哲学从内容上来说，是追求整体性的永恒真理，从基本方法论上讲，则是追求批判思维的方法，即不独断地贸然肯定任何东西，而是宁可先将一切付诸批判，只有经过批判的东西才能得到肯定。例如，近代西方哲学的开山祖师培根和笛卡尔都对我们的知识不放心，不相信知识是可靠的，都觉得必须对知识本身持批判的态度。
培根批判四假象，揭示我们在知识问题上可能的四种误区，笛卡尔要找到一个知识得以产生的绝对可靠的原点，康德则干脆对产生知识的理性能力进行批判，考察它的条件、范围和可能性。中国古人也同样如此。切问、近思、慎思、明辨，都是批判思维的要求。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张载要人“于不疑处有疑”，都说明古人是有批判意识的。
而我们由于近代以来流行的庸俗实用主义，极为藐视哲学，因而越来越缺乏批判态度。我们现在要说明一个问题或道理，很少有仔细的分析和论证，往往引用某个或某几个西方大牌学者的话，就算定论了。百余年来，西方思想家在我国各领风骚三五年，实际没有一个思想家的思想我们是好好吃透的，更不用说对西方思想提出我们自己的批判了。结果，这种肤浅的拿来主义并没有把西方思想智慧真正拿来，充其量拿来的只是一些教条，甚至连教条都不是，而是自己望文生义的瞎理解，结果贻笑大方。例如，一直有人在鼓吹经验主义，认为理性主义是空想乌托邦，经验主义才是实打实的东西，因为它坚持从经验出发，使我们的思想有一个可靠的出发点和基础。殊不知英国经验论的根本教训就是，对于知识来说，经验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因为经验是主观的，只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休谟甚至认为因果性都不是客观必然的，而只是我们的心理习惯所致。这世界究竟本相如何，我们是无法知道的。即便对我们自己，我们也只知道它是一种感觉，如此而已。经验主义在认识论和存在论上的结论都是消极的，完全不像有些人望文生义以为的那样。
哲学批判的三个层面
如果我们有哲学的批判精神，有培根、笛卡尔和康德的怀疑精神，我们大概不会把任何人、任何思想当作绝对可靠的真理。如果我们有哲学的批判精神，我们的思想水平就会比现在高得多。哲学的批判方法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不满足于事物的表面和第一感觉，而对事物仔细分析与辨析，看看它是否包含根本的问题，尤其是检查它隐含的预设有无问题。当代分析哲学是分析句子的意义和用法，在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语言表达中看出语言的误用。这种分析的一个经典例子是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驳斥。
私人语言是建立在这样的想法基础上，我内心私人的东西(想法、感受、感情等等)只有我知道，别人无从知晓，因此，我完全可以用只有我懂的语词和语法，来指称我内心私人的东西。这看上去似乎是挺有道理的主张，维特根斯坦却予以坚决地否定。
私人语言主张的一个基本前提是，存在着只有说话者才知道的私人对象，例如牙疼。“只有我知道我是否真的在疼，别人只能推测。”但维特根斯坦分析说，按照我们日常的语法，说某人有什么东西，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样说别人也可能有同样的东西。如果别人不可能有同样的东西，那么说我有某样东西是没有意义的。维特根斯坦用的策略是以日常语言的公共性来否定私人对象的存在。
感觉可以是私人的，但表达感觉的方式绝不可能是私人的，说私人对象不存在，不是说我们不能有私人的感觉，而是说不存在别人无法了解或接近的私人对象。
我们并非不能从外部来观察和发现别人在疼，比方我们从他们因疼而扭曲的脸，或者手捂腮帮的动作等等。当然，有时也会被装疼的人骗过。但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可以知道别人是否在疼。也就是说，我们还是有判断疼的客观标准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别人也是可以有与我们一样的疼的，因为标准总是意味着普遍性，意味着一个以上的事物之间存在着共同性或同一性。然而，人们却难以给所谓的私人对象这样一个同一性标准。
如果真有各具任何其他人都无法掌握的规则的私人语言，那么，这些私人语言之间也就一定无法沟通和交流，因为它们之间不存在一个共同使用的语言，这样，甚至这些私人语言用它们自己的词汇说的私人感觉，如疼是否是指同样的东西都是有疑问的。
但是，维特根斯坦否定私人语言的可能性，并不仅仅是为了要证明一个实际并无可能的东西的不可能，而更主要是为了批判近代西方哲学笛卡尔主义即主客体二分的传统。在这个传统看来，主体和客体，精神和物质，或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处于截然分离的状态。前者似乎自成一个封闭的世界，与外界无关。
然而，维特根斯坦反私人语言的论证却向我们表明，内心活动只有与其发生的行为与环境联系在一起，才能得到理解。不仅如此，它们实际上还受到体现在日常语言中的公共性的制约，离开这种公共性，它就失去任何表达，变得没有任何意义。
哲学批判的第二个层面是从整体性思维出发，将一切问题都进一步放到一个更大的视野中来考察。例如，对于目前教育的问题，它不会简单地将教育问题归结为是招生方式有问题，或学校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或应试教育的问题，而会一方面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如何理解人的全面发展着眼，另一方面从教育在现代社会的地位、作用和功能，以及它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等宏观角度来看问题。这样就会发现，任何简单的还原论的思路都是有问题的，而建立在此简单思路基础上的解决方法也是根本不能解决目前教育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比方说，学生本身对教育目的的认识，以及建立在此认识的基础上的学习态度，就不是改变招生制度或考试制度所能解决的。
教师的敬业精神，也根本不是当下各种考核制度能根本提高的。而衡量教育的标准，说到底，不就是构成教育主体的教师和学生的质量吗?再比如，哲学不会把环境问题仅仅看作是一个技术问题。而会从天人关系，人对自己和对自然的态度，人的人生追求和人生意义的定位，以及人类的价值观等等来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义利问题不明辨，人是不可能自觉保护环境的。
哲学批判的第三个层面是批判我们未经反思的思想预设或前提。例如，不少人认为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没有现实意义，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农耕时代产生的文化不可能适应现代工业社会乃至后工业社会的要求。这样想法未曾言明的预设就是文化没有独立的价值，文化观念完全是由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决定的，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文化价值。
事实上，人类文化的许多东西是超越时代社会发展而存在的。例如传统“五教”之一的“朋友有信”，大概在任何时代都会被认为理所当然，虽说在今天有不少人不把它当回事，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但人们至少不会说它已过时，在当今社会根本不适用。哲学批判就是要反思不假思索而认为理所当然的思想预设。
由此可见，哲学的批判对于人类是非常重要的，它能使我们避免一叶障目，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教条片面，目光短浅，自以为是，而始终能保持清醒的反思意识和全局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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