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1952年，在镇江崇实女中的年代（1）|崇实女中|教会|镇江市|黄镇

作者尹协和

1945年小学毕业的那个暑假中，传来了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奋和激动难以言表。这人说：他看见几辆卡车拉着垂头丧气的鬼子开走了，汽车后面人群的欢呼声吓得鬼子胆战心惊；那人说：以前人们走到卡子门哨口时要给鬼子行礼，现在鬼子见到我们中国人就连忙鞠躬……。

年青人见面就相互伸出食指和中指，打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姑娘们衣服上戴着V字形胸花。我家的老外公唠唠叨叨、自言自语地说个不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胜利的喜悦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使人们洗涤了沦陷区八年亡国奴日子的晦气，一个个精神振奋神采飞扬。为庆祝胜利，十月十日“双十节”那天，镇江各界举行了盛大的提灯会。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我升入初中。

按照家长“就近入学”的要求，我上了镇江县中。当时的镇江县中就在薛家巷底，跟薛小毗邻。

记得县中那块地方日伪时期好像是警察局，我们在薛小楼上教室里，从窗口伸头往那边望，就能看见那边机关办公室门上挂的牌子，什么“第二课”之类（“课”即“科”的意思，日本人习惯这样用。由于当时不懂“课”字的意思，觉得奇怪，所以对这个牌子印象特别深）。

说起镇江县中，后来的人可能都无印象。原来，镇江在日伪时期是个县，胜利后国民党政府以南京为首都，镇江成了江苏省省会，才改称镇江市。我上学时可能因刚刚胜利，当时还是称“县中”，第二年县中就迁到城里，不知改为什么学校了（可能就是京江中学），原来在薛家巷底的校址后来成了润商小学。

那时的镇江县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七、八十人在一个大教室里上课，男生们上课时大声吵闹，盖过了老师讲课的声音，有时还欺侮女生。我对这个学校很不满意，凑凑合合上了一个学期。就在这时，听说大西路的福音堂里要办一个女中了，我们几个要好的女生于锡珍、曹克慧等都很高兴。

那时我们对“教会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一无所知，唯一就看上了它是一个女子学校。初一下学期，我们都转学到了崇实女中。

从这开始，我就在教会学校里生活了六年（1946－1949），也可算是比较特殊的经历。

崇实女中始建于1884年，是基督教美以美会办的教会学校，校址在风车山顶，风车山属于宝盖山的一个山头，因美国人在山上建了一个打水用的大风车而得名。

该校也算得上是长江流域最早的近代中学之一了。

最初的学生都是基督教教友，还收养一些孤儿，这些孤儿被教会培养成材以后，往往返回该校任教，称作“施教报恩”，有一些终生不嫁的老处女就这样把终身献给母校的教育事业。

随着学校的不断发展，后来扩大招生面，也招收非基督徒的普通学生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停办，风车山的校舍被军队占用。到1946年复校时，只好先暂借用大西路福音堂的房子。

我们是复校后的第一届学生，那时只招了三个班，即初一下、初二下和高一下。校长由福音堂的牧师崔宗酆兼任，教师大都是原来在其他学校任教的本地人，如法季驯、吴栖梧等老师，大概是用高薪挖来的，他们都不是教友。最初只有几个职员（包括崔师母）是教友，不久来了慕淑琴、姚子青两位老师是教友，可能是教会派来的。

第二年教会才从南京调来姚菁粹老师当专职的校长。

私立学校可能学费要比公立学校高一些，但它有美国教会的外资津贴，学费大概也不会高得太离谱。从我家当时经济条件看，八年抗战中祖父留下的财产已经耗尽，父亲的薪水每月入不敷出，家中生活比较拮据，如果学费太贵，父亲就不会同意我上这个学校。另外，曹克慧家也属工薪阶层，她们家能承受得起崇实的学费也就能说明这一点。

2001年镇江二中（崇实女中自1952年后改现名）为迎接120周年校庆，征集校史资料，刘龙老师来信曾问及当时学费多少，我无法确切回答。我真惭愧自己当时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完全不体会父亲每学期筹集学费是多么艰难。

1986年父亲回忆家庭衰败史时曾说：“战乱时期生意损失惨重，胆小不敢再做买卖，想存钱保本生息，1942年请人在上海买了1000元港币（值4、5两黄金）存银行，为期三年。由于通货膨胀及币制改革蚀耗，到1945年仅值一疋杭罗，秋季开学时卖出，只够几个孩子交学费”。可见每逢开学父亲总要为筹集学费发愁。幸好，后来崇实女中有奖学金，我因每学期都考第一名而能享受学费全免的待遇，减轻了家庭负担。

进入崇实女中以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宁静安详的气氛跟镇江县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福音堂虽座落在繁华的大西路上，但走进院内后，就听不到一丝噪杂的声音。眼前只见大片修剪整齐的草地和一丛丛红艳艳的大丽花，洁净的水泥路旁长着低矮的冬青围栏。迎面的高大尖顶建筑物就是教堂，教堂窗户上闪着蓝色和黄色玻璃的亮光。人们走到这里就会自然而然地放轻脚步，不敢大声喧哗。

我们的教室在教堂后面的二层小楼里，教室楼后面还有个小操场。女同学上课时都很安静，专心听讲，努力学习。

我特别爱听法良（法季驯）老师的平面几何课，那漂亮的板书、精练的语言、严密的逻辑使我入迷，这对培养我的思维能力大有帮助。有时我晚上做一道难题没有想出来就到睡觉时间了，在睡梦中还会出现灵机一动解出难题的奇迹。

那时我和于锡珍、黄镇、曹克慧几个同学比较要好，大家都是无忧无虑的孩子，除了学习就是玩，完全不关心时政大事。崇实女中一贯的传统是星期六下午就放假，我们就约几个同学到学校打篮球，那时女子篮球规则是以中线为界攻守双方都只能在半场范围内活动，常常双方挤在中线旁伸长胳臂抢球，十分滑稽可笑。

崇实女中体操队。

复校初可能因为选择教师有困难，也曾出现过一个跟崇实传统不相和谐的音符。

当时的音乐教师是个长得很帅气的青年，名李汉琏，后来知道他是个三青团的活跃分子。他最擅长唱男高音名曲《教我如何不想他》，嗓音特别好，很有魅力，在市里也小有名气，高中的大女生有不少人对他很崇拜。

他在崇实任教时间不长忽然就走了，据说是参军去了。过了几个月他又回到镇江，这时他已不是崇实的教员，但还是来校做过一次演讲，那时我们不关心政治，听得半懂半不懂的，好像是讲他所在的国民党军队在山东遭到惨败，（现在想来可能就是1947年5月张灵甫的王牌74师全军覆没的那场孟良崮战役），讲得声情并茂，似乎很悲壮。最后在高中同学的要求下，他又唱了一次《教我如何不想他》。

大概在1947年暑假后，我们就到风车山的校舍上课了。

当时校产还没有全部收回，西边有一座楼还被什么单位占着，我们只能从东校门进。过了铁路上的黑桥，对直上山，山路较短但坡度较陡，山坡尽头就是校门口，进了门就是教学楼。大约半年后才改走西门，这时过桥后要向西走，沿着跟铁路平行的平坦的斜坡前进，道旁全是破烂的棚户人家。

曾有一段时间，早晨上学时，可以见到教会在那里“施粥”。但施的不是米粥，而是一种称做“汤粉”的食品，是美国战后救济总署的剩余物资。我们在福音堂上课时也曾发给我们学生每人一袋，说是给学生增加营养。这种汤粉（soup powder）是牛皮纸包装，印着英文字，约1000克重。母亲做了一点尝尝，可能是玉米和黄豆粉的混合物，咸味中混有难闻的大葱味，没人爱吃。

走过破烂不堪的棚户区，一拐弯就见西校门，进了校门，这里却是别样天地。

门房里看门的工友是个尖嗓子的小老头，有人说他曾是个太监，他对人总是谦卑地笑脸相迎。

从西校门进入，要走过一条长长的水泥路才到教学楼，沿路最先见到的是左边的两幢小洋楼，那是教会派来的两位美国老小姐罗克烈和盖梅月的住宅。学生们走过这里只是遥遥观赏这西洋式建筑，不敢走近。

路的右边向南伸进去，排列着几座二层小楼，那是男教师宿舍，这里也有一块无形的、约定俗成的牌子：“女生止步”。

再向前走，路的右侧就是沿着山头的围墙，墙的内侧是水泥路旁的树木花草，墙外是开阔的山村风景。路的左侧先见到两幢大楼，一座当时还未用上，另一座楼房就是住校女生和单身女教师的宿舍。走过宿舍楼，是一个不很大的操场，最后才到教学楼。

所有这些建筑，占满了小小风车山的整个山顶，山南围墙外是桃林乡的农田，山北没有围墙，只是沿着山腰拉了一圈铁丝网，山坡陡削，长满了灌木、杂树和杂草，透过树丛向下看，隐约可见山脚下棚户区的屋顶和火车走过喷出的白烟。极目远眺，还可遥见天际间朦胧的长江。

教学楼的建筑显得很坚固，墙脚下镶着一块白色大理石的奠基石，上面刻着建校的年月等纪念文字。但是这座楼大约在1982年已经被拆掉了，据说是因为长了白蚁。后来建成的教学楼虽然加高了，但显得很单薄。

在我们上学时，那个教学楼是个二层楼房，一楼有礼堂和办公室，二楼有明亮宽敞的教室，楼里的地板、楼梯、门窗以及礼堂内的排椅都漆成棕红色，显得非常庄严肃穆。再配上整个校园里自然和谐的风景，一种特有的宁静安详的气氛使人心平气和，很适合专心研究学问。

宿舍楼也很考究，楼内地板家俱等是一色的枣红色油漆。宿舍是两、三人一间，在二楼中部有一间很大的自习室。

自习室的结构很特别，它是沿着墙壁四周像火车车厢里那样用板壁隔成十几间敞开的隔间，每个隔间内有一张方桌，方桌的三面有固定在壁上的长条凳，自习室的中央却留出不小的空间，可以开会、搞活动。从自习室容量来看，全部坐满也不足100人，可见当时学生人数之少，在我印象中，那时住校生大约只有30多人。

当我们最初由福音堂搬上山时，我们曾参观过宿舍，对这里的生活环境都很羡慕，但是住宿费相当贵，只有家离学校较远的有钱人家小姐才住校。记得于锡珍就曾要求家里让她住校，家里坚决不同意，而我和曹克慧对此想都没有想过。我们每天走读，平时没有机会也没有必要去宿舍楼，对住校同学的生活也不太了解。

教会学校重视英语教学这是人所公认的。我们每天上午第一节课都是英文课，六年的课表从未变动过。

初中时教材用的是开明书店出的一套读本，内容由浅到深全是故事和短篇小说，老师不系统讲语法，也不教国际音标，但是却教给我们一些很有用的经验之谈。譬如，见到一个生词，先找出母音字母，划出音节，按习惯，母音字母在什么情况下读长音、什么情况下读短音，辅音字母怎样搭配就该怎样发音等等，这些规律只要不是特殊情况一般都是正确的。语法虽未系统讲，但课文中遇到的语法现象也还是要说明的，特别是课文中遇到的phrase（片语，或称短语）老师都要我们underline（在词下面划线）。

有时老师还要我们用英文写作文，我们不懂语法，只能模仿课文中的句子胡乱凑几句。有时还举行全校的英文演讲比赛，所谓的演讲，其实也就是选一篇文章背熟了，上台带着感情朗诵，我也参加过。我体会，这种教学法主要是通过反复朗读、用英语提问和回答问题来培养语感，从语言习惯中逐步掌握语法。

到了高中阶段，我们才专门上语法课，教材是英文版的《英文典大全》（A COMPLETE ENGLISH GRAMMAR FOR CHINESE STUDENTS）作者是DAVID LATTIMORE ，M.A.）。它的教学特点是善于用diagram（图解）的方法分析句子，因此一翻开书，里面到处可见图表。我觉得这种方法很好，但不知为什么解放后这种方法绝迹了。

除了一般的文化课，教会学校的特点就是有宗教活动，虽然学生中基督教徒只是极少数，家长信教的也很少，但全体学生都要上圣经课，每周一早晨还有老师领着做“小礼拜”。

音乐课上主要是教唱赞美诗，课外还组织一些同学参加“唱诗班”星期天到教堂去唱赞美诗。

我和我周围的几个好朋友于锡珍、黄镇、曹克慧等都不信教，但是年幼的我们又觉得这些活动很新鲜、很好玩。

我们班的圣经课是姚菁粹校长主讲，她是个老处女，还教我们的初中英文和世界地理。我们背后叫她姚老太，现在想来那时她顶多也就40岁左右。

我们对待圣经课就像听故事一样。我根本就不相信有“上帝”这样一位主牢一切的神。至于耶稣，我好像在什么小说里读过关于他的故事，小说中把耶稣描写成一个革命领袖，为了拯救民众，被敌人杀害，钉死在十字架上。我没有读过以色列的历史，不知道是否有所影射，但我认为他是人，不是神，不是上帝的儿子。

记得在一个春天的下午，教室里充满欢乐的阳光，我和曹克慧共一桌坐在靠门的位置。姚老太习惯地将左手背贴在腰上，身子微向前倾，慢条斯理地讲着圣经，我心不在焉地听着，脑子里还在想着未解出的几何题。忽然姚老太叫了我的名字，问我在遇到困难时是否祈祷上帝，我站起来低声回答：“我不相信有上帝”。同学们大吃一惊，因为大家都认为即使自己不信上帝也没有必要明白告诉姚校长。姚老太也很生气，但她没有发火，她想了一想，然后严肃地说：“糊涂的孩子，你对上帝有罪了，可是上帝仍会爱你的，快祈求上帝饶恕你的罪过吧。”接着又继续讲课。下课前，姚老太又背诵了一段祈祷文：“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阿门！”这段祈祷文是她在每周“小礼拜”时领着大家背诵了不知多少次的了。她经常背的祈祷文还有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门！”等等。

每到星期六，英文课下课前，姚校长都不会忘记对同学们说：“希望你们明天都到福音堂去坐礼拜”。参加唱诗班的同学当然是要去的，一般同学去不去坐礼拜那是自愿的，但不少人受好奇心驱使也想去看看。由于福音堂离我家特别近，黄镇等同学有时星期日上午先到我家玩，然后就约我一起去坐礼拜。我虽不经常去，但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很喜欢教堂里的那种气氛的。进了教堂，谁都不大声说话了，走路脚步也轻了。牧师布道是用一种特殊的、拖长了的、深沉的音调。这声音似乎是一种催眠术，即使你完全没有听进去他讲的内容，也会使你浮燥的心立刻沉静下来。唱诗班的歌声响起，那特殊的旋律把你带入近乎梦幻的境界，忘掉身在何处，忘掉世俗纷扰，使你的灵魂得到净化。

曾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种魔力，大约在1947年冬天，南京教区一位有名的牧师（名字忘了）来镇江布道，一连几个晚上在大西路福音堂讲道，姚校长一再动员同学们去听讲，本来我晚上一般是不出门的，但在黄镇、于锡珍两位好友的怂恿下也不好意思不去。

这位牧师的演说几乎使全校轰动，许多原来不信教的同学听了几次以后，也想要加入学校里的“青年团契”了。（这是教会里未正式受洗礼的信教人的群众组织），我的妹妹就是其中一个，黄镇也曾动过参加团契的念头。这位牧师口才极好，虽然他讲的内容也无非是说什么“一个人生活里是应该有信仰的，有了信仰才能得到精神上的寄托”等平庸语言，然而在礼拜堂那特殊环境里，在那宁静安详而又庄严肃穆的气氛中，他那亲切仁爱的态度，那抑扬顿挫的音调，却使演说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扣人心弦的效果，像中了催眠术一样，使你的思想不由得跟着他的话转悠。这大概属于表演艺术的魅力吧？由此可见，小说《牛虻》中主人公，在牧师的祷词诱导下不由自主地忏悔，泄露了革命组织的秘密，真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我坐在礼拜堂里，身旁的黄镇、于锡珍都心动了，我也神入其境失去了自我，似乎很感动。

但回到家里，清醒过来后，想想“他到底讲了些什么？”印象却很模糊。

我问自己：我本不信鬼神，我为什么要信上帝？我强打起精神在日记上用理智写下：“弱者才需要上帝作为他的精神支柱，我愿做强者，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不需要上帝！”

宗教活动中最有趣的是过圣诞节。

1947年12月24日晚上，同学们叽叽喳喳挤满在学校礼堂，礼堂布置得喜气洋洋，空中拉起彩带，台前立着两棵美丽的圣诞树，树上小灯泡闪耀着欢乐的光芒，教徒和非教徒都很高兴。忽然琴声响起，活动开始了，姑娘们安静下来。慕淑琴老师坐在钢琴旁奏起了圣诞节的赞美诗乐曲。姑娘们也跟着唱起来：

“平安夜，圣善夜，万安中，光华射，照着圣母也照着圣婴，多少慈祥也多少天真，静享天赐安宁，静享天赐安宁。”

接着又唱起另一曲：

“一轮明月照在天空，……数位牧人和霭可亲，……小小的主耶稣睡在马槽里，众天使守卫在主睡的地方，……小小的主耶稣睡觉很安康。”（旋律我还记得，歌词记不清了）。

忽然，圣诞老人来了。弓着腰，背上背了个红色大口袋，身穿宽大的红衣红裤红帽子，白眉毛、白胡须都是用棉花做的。大家都很惊奇，这是谁呢？他叽叽咕咕说了些谁也听不懂的话，把口袋里的圣诞礼物分给大家，就又匆匆离去。有人说这是姚子清老师扮的，真是一点也看不出。

圣诞礼物只是一些糖果和圣诞贺卡，同学们高高兴兴地打开贺卡，却发现每一张贺卡都有剪过的痕迹，原来这些都是盖梅月、罗克烈两位美国小姐拿出来的，是她们收集了许多别人送过的卡片，剪去字迹后作为礼物分给大家的。同学们看到这些剪过的贺卡不免有些扫兴，但是这些卡片的确很好看，它那优质的纸张、精美的印刷、美丽的图画和新颖的花式设计，都是国产贺年片无法相比的。

我一边欣赏它们，一边感叹中国与美国的差距，甚至有些受辱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