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医院”
一九三一年我在红军医院做护理时，组织上推荐我到湘赣边区红色总医院卫生学校学习。这个学校设在离永新县城靠西北约30公里的黄冈村，每年办两期。毕业后我被分配在湘赣边区红色医院第十分院工作。
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的前夕，上级通知湘赣边各红色医院的伤员都编入红军独立团。我带着20来个伤员编入独立三团，以后又编入红五团。独立五团有2000多人（注：一说仅有千余人），是留在湘赣苏区的红军部队中的一个主力团。我在该团卫生队工作，团卫生队队长是段凤九（后在抗战中牺牲）。湘赣省委在转移途中，在跟敌人的一次交战中，唯一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了。从此，我们与中央及红六军团的联系就中断了。为了省委机关的安全，省委决定省委机关和独立五团分开行动。省委留在武功山活动，独立五团由湖南向广东边界转移。目的是把敌人的注意力引向独立五团，打乱敌人的“围剿”步骤，减少敌人对省委的压力。因为沿途打仗，伤亡、掉队、自动离队的很多，独立五团到达桂东、桂阳一带时只剩几百人了。这时，部队由三个营缩编为两个营。到了湖南的资兴，独立五团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曾开福带领回师湘赣边，一部分由当时的政治部主任带领留在资兴。留在资兴的主要是些伤病员和我们医务班的同志。
原先我们卫生队很大。下面分了三个卫生班（主要是看护人员），一个医务班（主要是医生）和一个担架排。一个担架排有10至12副担架，每副担架配4个担架员，光担架排就有50多人。在资兴时，我们医务人员只剩下几个人了。不久，我们从资兴回到了茶、攸、莲边界，找到了谭余保，这时陈洪时已叛变。棋盘山会议后，把所剩部队整编为3个大队，总称湘赣游击司令部，司令员曾开福，政委谭余保，参谋长段焕竞，省委书记谭余保。
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回湘赣边后）我先后承担了四批伤员的医疗工作。那时根据地在脚板上，“医院”在各个山头，不可能常驻一个地方，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伤员都集中在一起。在茶、攸、莲边界时，我们的伤员住在一个山顶上。那里地势比较平坦，站在山顶上，四周几里以外敌人的动静可以看得很清楚。山顶附近茅草丛生，山腰有一个泉水井。在山上我们自己做了一些极为简陋的草棚，里面放上些茅草，医疗、睡觉、工作、学校全在里头。
我接受第一批治疗的伤员是在茶陵打仗时受伤的同志，一共12人，段焕竞、刘培善亲自交给我的。同时还给了我一点钱、粮。当时医务人员只有我一人，派了一个事务长帮忙。治疗、采药、吃饭、打仗全由我们两个包了，敌人来了还要负责转移。那时正下着大雪，天寒地冻，留下的粮食数量非常少，野菜、野果又采不上，一天只能喝上一两碗稀粥。有时，我们也带着轻伤员到山沟里群众家里买点东西吃。一方面做群众工作，加强同群众的联系，另一方面扩大吃食的来源。因敌人监视严密，许多群众被搬迁到山外。我们每次回来，很少有什么收获。这批伤员在山上住了两个多月才返回部队。
第二批只有五六个人，其中有曾旦生同志。第三批七八个人。为了加强医院力量，李发姑同志在这期间也调到我们医院了。她原在莲花县做地方工作，调我们那里主要是帮助我们搞粮食。那时对伤病员来说，吃粮比治伤更重要。我作为一个医务人员，当时最怕的就是饿死伤员。第四批伤病员人数更少，只有四五个人。但另外还加了一项任务，即负责看押一批“吊羊”捉来的土豪。具体担负着看管这些土豪的是彭寿生同志。不久，茶、攸、莲这边吃紧，常有敌人来进攻，为了伤病员的安全，医院便从茶、攸、莲边境搬到永安边界来了。
一九三六年春天以后，形势有所好转，活动较以前方便多了，游击队由被动挨打转向能向敌人主动进攻了。我们医院的工作人员也在治疗好最后一批伤病员后，被郭猛同志派来的侦探员接回到游击三大队。
战斗频繁，环境恶劣，伤员如何能保存下来？我认为：一靠战士们甘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顽强精神；二是同志间的相互支持和帮助，还有就是靠隐蔽。当时我们每个队员有一把伞，队员分散在山林里时，就靠这手中的伞为伤员挡雨，挡雪，挡露水，挡阳光。另外，“医院”里经常保存着一把柴刀和一把锯子，到了一个新地方，有时需要很快架起一个棚子；有时只要发现一点敌情，就要立即捣毁这些棚子，转移到新的地方另起炉灶。所以，柴刀和锯子对我们来说，和枪一样重要。至于医疗，那是极为简单的，没有中药也没有西药，就凭民间的一些验方到山上采些草药，除此以外就是食盐，水里放点盐消消毒，再敷上一把草药。情况好时，每天换一次药，情况不好时，几天才能换一次药。草药采来了，该内服的允许时就煮一下，情况不允许时就吃生的。外敷的草药也谈不上加工，放在嘴里嚼烂，拿张大树叶包上就可敷用。
一九三四年底到一九三五年上半年，是最困难的时候，加上那一年大旱，有钱也买不到粮食，经常断炊。有一次，实在没办法，我召集伤员开会，商量怎样对待饥饿的问题。大家决定去打土豪，其中正好有两个侦察兵伤员，他们行动还可以，除了几个重伤员外，往往是大家都出动。结果缴了不少粮食，其中还有腊肉和四五斤盐，我们足足吃了一个月。伤病员好了，身体也养胖了，领导上为此还奖给我一只“新民牌”钢笔。（选自赣南医学院苏区卫生研究中心编《中央苏区卫生工作回忆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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