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距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已经过去一个多月，重庆的达官显贵们争前恐后忙着去日占区进行“劫收”大业，陪都一时间竟有些车马冷清起来。
这个月下旬，重庆的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突然接到戴笠从上海打来的长途电话：将招待所的楼房打扫干净，家具尽量布置好一点，调一个排的士兵和一个班的便衣警卫在外围把守，厨师佣人也一并安排妥当。
挂断电话，接受命令的军统特务不禁暗自嘀咕，阵仗这么大，看样子又有哪位贵客要住进来。不过转念一想却又摇了摇头，能被安排住进这地方，身份贵则贵矣，但肯定不会是客人。
提起“美国校级军官招待所”大家可能没听过，但如果提起它的另一个名称“白公馆”，大家肯定如雷贯耳。这里原来是看守所，后来改成供“中美研究所”美国军官住宿的招待所，随着抗战即将结束，逐渐又变成关押政治犯人的看守所。在这之前，白公馆的住客有叶挺将军，之后还有杨虎城将军、江姐等人。
第二天上午，戴笠带着客人降落在重庆九龙坡机场。
之所以选这个机场，说起来也有讲究。当时重庆有几处机场，最常用的有白市驿机场、九龙坡机场，珊瑚坝机场；其中白市驿机场被美军征用，目前还没交还；戴笠的专机平常最喜欢停在坐落在市区的珊瑚坝机场，这次却一反常态，原因无非是九龙坡机场人少且警卫森严。
戴笠想低调，或者说不想让外人知道他现在和谁在一起。
谜底很快揭晓。飞机降落，舱门打开，为首的客人赫然是汪伪政府的三号人物，大汉奸周佛海。
一、周佛海其人
熟悉我党历史的人，肯定对周佛海这个人不陌生。周佛海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还参加过一大，是一大里唯一一个从日本回国参会的代表。
不过这之后他就与我党渐行渐远了，因为他突然成学霸了。
周佛海是留日学生，最开始读的是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在民国留学生的鄙视链中，留欧的鄙视留美的，留美的鄙视留日的。而且周佛海所读的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在日本也不是啥拔尖的学校，含金量跟老蒋就读的振武学校不相上下。
也正式在此期间，周佛海在日本接触了共产主义，成为了留日学生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并最终作为代表被派往国内出席一大。
在这之后，周佛海体内的学霸之魂开始熊熊燃烧，考进了东京京都帝国大学。这学校现在在日本都还是上流社会的入场券，更别说在当时。所以突然前途光明的周佛海对党内活动也不再热心，久而久之，向组织申请脱党。
1924年，学成归来的周佛海被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看中，当了戴的秘书，从此加入了国民党。戴季陶也是留日出身，与蒋介石关系匪浅，相互之间托妻献子的交情，有了戴季陶这颗大树，周佛海开始在国民政府平步青云。
到了抗战爆发，周佛海已经官至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可以说是位高权重。
但这时候，周佛海却对抗战的前景产生了消极悲观的情绪。他是留日学生出身，受的是日本的教育，耳濡目染也全是日军强大不可战胜的假象。特别是抗战爆发之初，我们由于两国国力相差悬殊，被迫进行战略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而这更加让觉得前景不妙。
既然打不过，那只能托庇于日本人。就这样，周佛海与抱着同样心思的汪精卫走到了一起。二人于1938年12月，由重庆借道昆明，飞往越南河内，公开投敌。
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周佛海与汪精卫关系并不紧密，甚至还属于不同派别。汪精卫属于国民党内的改组派，而周佛海则被世人认为是“CC系”。
后来汪伪政府内部也有不少人攻讦周佛海是“CC系”派来的卧底，因为二人所处的派别不但没有渊源，反正互相仇视。
因为对于周佛海追随汪精卫投日这一行为，并不能说他是汪的党羽，只能说周佛海确实很“精日”。
作为汪伪政权的三号人物（实际权力是二号），抗战胜利后应该被当作汉奸清算，为什么戴笠会把他转移到大后方，即使是软禁也给这么高待遇呢？
这还得从之前说起。
二、首鼠两端
据周佛海所说，汪精卫离开重庆时，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是等他到了越南后才送到蒋介石手里。在信中汪精卫向蒋介石分析当今国际国内形势，还说他离开有不得已的苦衷。并向蒋介石强调，如今国土沦丧大半，精华地带已经失去，光靠后方几个省恐怕难以支撑，不如分途拯救国家，让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担当起抗战的重任，而他自己则从敌人内部拯救国家，苟且图存委曲求全。末了还请求蒋介石谅解。
汪精卫这是在搞两头下注，一面当汉奸一面想在蒋介石面前留个善缘。至于蒋介石有没有谅解他，从抗战胜利后老蒋挖了他的坟来看，怕是并没有。
但老蒋自己何尝又不是在两面下注？
1940年，蒋介石当面交给唐生明一个任务，让他去南京、上海活动，打的是招降汉奸的旗号。表面上这是所谓挽救民族危亡、战胜日军的一种策略，实际上大家懂的都懂。
唐生明是花花公子，交友广阔，包括汪伪政府好多汉奸都跟他关系要好，但他不是特务，秘密潜伏根本不可能，所谓活动只能是公开性质的。而南京、上海当时是敌占区，一个国民党官员用什么方法才能在敌占区公开活动？用一句话来概括，这叫奉旨当汉奸。
而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实际上就相当于当了个传声筒，在双方不适合直接接触的时候可以互通有无。
唐生明到南京后没多久，就开始与周佛海互通有无起来。
周佛海在汪伪政府官职头衔一大堆，这里就不一一列举，总之既管财政又管警察还管特工，比在重庆时无论是财力还是权力都提升不少。
但到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开始左支右绌起来。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日军暴露出的疲态作为汉奸的周佛海最先感受到。他惯会见风使舵，知道日本人快不行了，又开始朝秦暮楚，藉此与重庆方面又产生了联系。
周佛海作为汪伪政权的三号人物，分量够重，重庆方面也希望在汪伪政府内部发展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于是郎有情妾有意，双方开始眉来眼去起来，戴笠和周佛海一度兄弟相称。
当初周佛海出奔越南只带走了妻子，将自己的母亲和岳父丢在重庆，后来重庆方面将其母亲岳父关押在息烽集中营。自从双方产生联系后，戴笠经常派手下探望优待二人，周佛海从上海寄过来的钱物也能顺利送到。
甚至周佛海母亲死后，戴笠亲自去灵前代替周佛海充当孝子哭丧。
而周佛海也投桃报李，成功帮重庆方面除掉了76号头目李士群。
三、卸磨杀驴
到了1945年，日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逆转，投降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个时候对重庆方面的局势却是极为不利。因为苏南苏北都有新四军活动，而国军却远在大后方，从空间上来看，重庆方面就算手再长也够不到胜利的果实。
这个时候老蒋也顾不上脸面了。于是一夜之间，原来的汪伪政府三号人物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指挥。
他的任务只有一个，调动自己的力量，在东南地区布控设防，严禁新四军向南京、上海靠拢。周佛海生怕完不成任务，因为直接归他掌控的武装只有3000人左右。他一面请上海日军司令部出兵协助，组织新四军进入上海，一面又让唐生明带兵维护城内治安。
在周佛海的全力配合下，老蒋成功达到了抢占南京、上海的目的。而在光复之初，周佛海也一度成了重庆方面的座上宾，到处忙前跑后协助接收日军汉奸的财产。
可蒋介石虽然放过了周佛海，舆论却没有。大汉奸周佛海摇身一变成为党国要员的消息传出，一时间物议沸腾，老百姓强烈要求处置这个大汉奸。面对外面的汹涌流言，蒋介石也不要死保周佛海，但更不能立即把他杀了，这样会凉了一些人的心。
于是决定冷处理，先找个离得远的地方关起来再说。这也是戴笠偷偷摸摸带周佛海去重庆，生怕别人发现的原因。
周佛海不是傻子，他知道自己就像擦脚布一样，被丢弃了。这次来重庆，名为避风头，实为软禁。但他并没有办法，毕竟人在屋檐下。
戴笠还算够意思，没有直接撕破脸，特地交代手下要尽量满足“客人”的需求，周佛海在白公馆吃穿用度什么都有，除了自由。
直到戴笠遇难。
白公馆
四、接受审判
戴笠死亡的消息是周佛海自己从报纸上看到的，毕竟当时军统内部正忙着争权夺利，可没人有闲功夫告诉他。
刚看到的一瞬间，周佛海愣怔半晌，突然放声大哭，边哭边说：“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一整天连饭都吃不下。他在汪伪政府时主要通过戴笠与重庆方面接触，戴笠就相当于纽带，更何况，戴笠好歹还跟他有一份香火情，换了别人，谁理你啊。如今戴笠去世，好日子怕是到头了。
不出他所料，戴笠死后，郑介民当了军统局长，毛人凤当了副局长。他们俩之前与周佛海可没什么接触，更犯不着照顾他，一切都公事公办。
在重庆被优待了一年，1946年9月下旬，周佛海等人被转移到南京，这下真正住进了看守所。
1946年10月21日，南京首都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周佛海的案件。法院起诉周佛海的罪名是：“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
在民国官场上浸淫半辈子，周佛海太清楚里面的门道了，虽然是法庭，但如果你真跟法官讲法律，那你就输了。要想减轻处罚，非得上面有人保，可现在戴笠已经死去，谁会冒着沾一身腥的风险来保他？
周佛海只好在法庭上胡搅蛮缠，他将起诉罪名改成“通谋敌国，图谋有利本国”，后面又改成“通谋本国，图谋不利敌国”。并当着众人面举出他与戴笠、蒋伯诚（抗战期间蒋介石派驻上海的秘密代表）、吴开先等人密切联系的例子，后来根据重庆方面指示如何如何办事等等。
他的陈词虽然获得旁听席一片掌声，然并卵，法院仍然判他有罪，并宣布择期宣判。
到了宣判的时间，这次法院吸取教训，并没有让无关人等旁听。因为上次他在陈词中列举的日伪时期上海物价竟然比现在还便宜，这一点引起了旁听席很多人的共鸣。因为抗战胜利后，党国大员们完全把南京这个首都当成了敌国，捞起钱来一点也不顾念同胞之情，导致物价腾贵，以至于让好多老百姓产生如今还不如日伪时期的感觉。
这次审判中，周佛海被判处死刑，据说被判死刑的原因也有他乱说话这一条。
既然已经终审判决，按照正常程序，周佛海应该静静地体验人生倒计时，等待执行的那天，再无转圜余地。
可有些事情就是出人意料，就在几个月后，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下了一道特赦令，说周佛海在1941年以后数次主动投诚自首，虽然当时政府没有明文接受。但在1945年8月19日军统又将他的投效书转呈上来，说他准备拿出实际行动，确保京沪一带秩序。
最后将周佛海由死刑减刑为无期徒刑。
五、钱能通神
周佛海是第一个获得特赦的汉奸，而且特赦令里面明显有矛盾之处，所以惹来的非议也更多。
比如特赦令里所说的“屡经呈请自首，虽未明令允准”。周佛海当时在日占区，在上海，只能暗中联系，如何能“明令允准”？还有“1945年8月19日军统续为转呈，该犯准备事实表现......”，日本政府是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周佛海怎么会在日本投降4天后才有事实表现？投降后的事实表现能叫反正？
就周佛海被特赦这件事，市井众说纷纭，但无一例外，大家都表示“钱能通神”。
后来解放后这件事才真相大白。
周佛海被审判前后，他的老婆杨淑慧一直在四处活动，想为周佛海减刑，但四处碰壁，不是没找对人就是找的人他不放心。
后来一个吴姓商人找到杨淑慧，说戴笠死后军统局由郑介民当局长，只有通过郑介民才能救你老公。而想通过郑介民，得先过郑介民夫人那一关。
郑介民本人不收钱，只通过他老婆收，这在当时的官场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而且这个吴姓商人经常与郑介民夫人做生意，用现在话说就是郑夫人的白手套，所以杨淑慧相信了他。
吴姓商人张嘴就要500根金条（5000两黄金），杨淑慧是商人家庭出身，岂会不知道漫天要价坐地还钱的道理？她表示全部身家加起来也不够十分之一，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约定150根金条达成交易。
但结果周佛海仍然被判死刑，这下杨淑慧不干了，哪有拿钱不办事的道理，于是找上郑介民家去闹。据说毛人凤还带着杨淑慧去见了蒋介石，因为毛人凤一直觊觎郑介民局长之位，想以此给郑介民上眼药。
最后结果就是，匆匆下达了那道漏洞百出的特赦令。
尾声
此时周佛海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任谁落到这步田地身体也不会好。一年多以前还是呼风唤雨的大人物，结果时移世易，沦为阶下囚，侥幸逃过一死但自由遥遥无期。
周佛海病重时，军统派人前去探望。他对军统的人说，虽然他做了些对不起百姓、对不起国家的事，但对委员长和戴先生是尽了一切力量的。并且泪眼娑婆地提出请求：如果死去，希望能在他的尸体上盖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如此他就无限安慰了。
当然，他这个请求被毛人凤直呼荒唐，严词拒绝。
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病死狱中，死后仅一位故人为他送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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