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西北军旅以上的司令部有个特殊的直属部队——手枪队,这是西北军的精锐,每当战场上战况胶着的时候,手枪队就会投入战场。因此挑选也相当严格:既要弹无虚发,又要会舞大刀。

据担任过西北军13军军部手枪营的张宣武同志回忆:13军军部手枪营辖4个连600人,每个连装备有冲锋枪30支,手枪(驳壳枪),马,步枪120支,大刀150把,枪支装备数量相当于普通步兵连的两倍,火力则是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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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力有多强呢?13军手枪营的两个连300人在陕西讨伐地方武装时突然碰到五千余敌人,手枪营士兵沉着冷静,几乎枪枪命中,半天激战下来,五千敌人被打死六七百,仓惶逃窜,两个手枪连仅伤亡20人。

今天我们要说的人物就与西北军手枪队有关,这个人就是26路军手枪团营长——孟庆山。

孟庆山,1906年7月出生在河北蠡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岁时因生计所迫加入了冯玉祥的西北军,由于作战勇敢,很快被调入西北军警卫二旅当班长,之后任排长、连长、副营长,中原大战时已经是西北军总部手枪旅营长了。

中原大战以冯玉祥失败告终,西北军被蒋介石陆续改编,其中第二方面军第5路军被整编为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13、15师和西北军总部手枪旅被整编为25师,由孙连仲兼任师长;12师及高致和、曹金声2个旅编成第27师,由高树勋担师长。孟庆山改任25师师部手枪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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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2月14日下午,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不久,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除驻在城北的1个团外,全军一个军直、两个师直、六个旅直、十一个整团,共17000余人,携带两万多件武器,全部在宁都参加起义。

起义后,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肖劲光任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刘伯坚,辖3个军。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十五军军长,何长工、黄火青、左权分别任各军政治委员。第2天,起义部队就开进了苏区。

宁都起义后,孟庆山主动申请到红军大学学习,半个月后被分配到了红一军团第三军8师24团当副团长,参加入闽作战。因战功卓著,两个月后升任22团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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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围剿”开始时,22团和7师20团和师部失去联络,决定配合作战,20团团长正是大名鼎鼎的杨得志。

面对复杂的敌情,孟庆山直接带几个人化妆成国民党军士兵,进高阳湖侦察敌情,摸清了敌人作息规律,决定在敌人早起时发起攻击。清晨,孟庆山和杨得志一道,指挥两团部队首先冲进高阳湖,早起的敌人被打了个措手不及,52师师长李明被活捉。

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红一军团伤亡太大,部队被缩编,孟庆山被降职为到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代理营长,而杨得志恰好担任一团团长,在三甲掌战斗中,孟庆山协助杨得志大败国军,取得了反围剿中少有的胜利。

孟庆山指挥能力很快被军委认可,没多久就被调任军委教导第四团任团长,半年后,由于在广昌战役中红三军团减员严重,军委将教导第四团补充到红三军团中,孟庆山被彭老总点名调到三军团司令部当参谋,长征前又调任军团干部队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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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次反“围剿”后,红军被迫战略转移,1935年4月,根据孟庆山表现,组织上批准孟庆山加入中国共产党。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孟庆山调任十五军团七十五师二二四团任参谋长,团长正是战神韩先楚。因作战勇敢,孟庆山还被75师部奖励怀表一块,衣服一套。

抗战爆发后,陕北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在抗大学习的孟庆山被中央派到冀中老家组建游击队。8月底到达冀中白洋淀后,孟庆山迅速和地下党取得联系,发动群众,在安新、高阳等地区开办了党员游击训练班,培养开展游击战的党员骨干,大力发展武装。10月14日,吕正操率691团脱离东北军,改编为中共领导下的河北人民自卫军,孟庆山迅速率部与吕正操在高阳县会师。

至1937年12月,孟庆山率领的河北游击军飞速发展,所属部队达到3个师、12路军、3个直属团、1个游击师,和吕正操的河北人民自卫军加起来拥兵6.7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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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月,孟庆山听说献县回民同胞在马本斋指挥下袭击日军运输队,遂派出定县抗日武装“回民队”负责人刘文正带上自己的亲笔信去找马本斋。很快,马本斋带着60多名义勇队队员来到游击军司令部驻地河间师范学校。一席长谈,马本斋相见恨晚,决心投奔八路军。孟庆山将他们编为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这支队伍,此乃后来闻名全国的回民支队。

1938年3月,河北游击军攻打重镇河间。河间城墙高,游击军没有重武器,很难攻下。孟庆山请来了几位做花炮的师傅把花炮做成棒槌一样大,后面绑着3根秫秸,戴上手榴弹,造出了“起花炮”,一齐飞向城中,顿时全城变成一片火海。敌人弄不清这是什么新武器,最后打开城门夺路逃窜,河北游击队胜利攻克了河间城,打死打伤日伪军500余名,缴获了大批轻、重机枪等武器弹药及其他物品,极大震动了日军华北方面军,鼓舞了河北人民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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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4月,根据军委命令,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冀中军区司令员兼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员,孟庆山任冀中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三纵队副司令员。

1939年11月,由于中央要筹备召开党的七大,孟庆山奉命率晋察冀第一批代表团组成“东进支队”穿过日军封锁线,长途跋涉来到延安。到达延安后,因局势变化,七大延期,组织上便留其在延安,孟庆山先后到延安军政学院、军事学院高干队、延安党校学习并参加了延安整风运动。

日本投降后,孟庆山回到冀中军区,担任九分区司令员,1947年1月调冀中军区党委武装动员部部长、冀中军区副司令员。1949年河北省军区成立后,任石家庄军分区司令员,1955年授少将军衔。

听说孟庆山授少将,很多老部下和同事为其打抱不平,的确,在中央苏区,他和杨得志上将并肩作战过。到达陕北后任团参谋长,团长是韩先楚上将。抗战时在冀中,司令员吕正操也是上将,按资历和战功应该授其中将,为何只授予少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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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孟庆山在长期戎马生涯中多次负伤:在乐安战斗中,子弹从其腰间穿过,离腰椎仅2厘米。在三甲掌战斗中,孟庆山胳膊和腿肚子被敌机炸弹炸伤。在二打遵义战斗中,孟庆山手臂和腿被炸重伤,溃烂长蛆。翻越夹金山,因受不了高原反应跌入雪沟,幸亏被战友们接力抢救上来。过草地时,受伤的腿、肚子被细菌感染,痛得昏倒多次,出草地后差点被组织上就地安置。

由于负伤流血过多,孟庆山身体非常差:血压有时高到200多,心脏病、肺气肿常常使他喘不过气来,伤口也时常隐痛,抗战前就被定为二等甲级残废军人。因此到延安后组织上就没再安排他到前线指挥作战,解放战争时到冀中老家也只是在后方工作。

建国后,孟庆山身体状况日益恶化,甚至坚持正常工作已十分困难,毛主席和周总理听闻,特批其升副军级,到北戴河疗养。

授衔时,军委还特地派人询问孟庆山:“该授什么衔合适?”孟庆山很中肯地说:“授什么衔我都没意见,几十年出生入死,有许多战友都倒下了,没看到胜利这一天,我一个放猪的孩子,有今天很知足了,我身体一直不好,文化也不高,一切听从上级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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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后,组织上授予其少将军衔,是合适的。

授衔当天,毛主席在中南海怀仁堂还亲切地握着孟庆山的手问道:“你是冀中的孟庆山吧!”他立正回答:“是,主席您还记得?”主席笑着说:“那怎么能忘记啊!”

1964年,孟庆山因病离休,到天津治病,1969年2月17日病逝,享年63岁。经周总理特批,1969年2月22日,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