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增觉得，能在杨勇将军的身边当警卫员，是他一生中最开心快乐的事情。
因此，在离开杨勇身边，调到其他的地方工作后，孙启增的心里，依然惦记着她的老首长。
1983年，杨勇病重。那时候，为了不给国家和曾经的下属添麻烦，杨勇提出不让他们到医院看望自己。
自然，杨勇的意思也传达到了孙启增那里。那段时间，孙启增的心里一直惦记着在医院接受治疗的老首长杨勇。
虽然老首长一再不让他带医院看望，但孙启增的信却一直在医院里，待在老首长杨勇的身边。这是因为，在孙启增的心里，杨勇不仅是他的老首长，更像是一位父亲。而杨勇也确实把孙启增当作了自己的儿子一样对待。
无法见到老首长的日子，对孙启增来说，简直度日如年。一天，孙启增实在放心不下老首长，便冒着违反老首长的再三嘱咐，来到了老首长杨勇的病房里看望。
那天，在见到杨勇的时候，孙启增的心里十分难过，尽管老首长不用因为医疗费用而担心，但他身上的痛苦却是别人无法代替的。
看到老首长如此难受，孙启增便劝说道：“首长，您这样成天不下地走走，就是健康的人这样也不行。你还是要坚持下地走走啊！”
听了孙启增的话，杨勇知道他是为自己好，但还是摆了摆手，说：“不行了，双脚都肿得不像样子，鞋也穿不上了，走不了了！”
杨勇的话说完后，孙启增低头看了看，这才发现老首长的双脚已经肿得不成样子了。于是，他强忍着眼泪，把老首长的鞋帮剪开，双手扶着杨勇下床，搀老首长走了一会儿。这也是杨勇躺在病床上以来，少有的一次活动。
杨勇活动完后，孙启增又把老首长搀扶回病床上休息。然而，杨勇却没有休息，而是将病床上的报纸拿在手里，埋头看了起来。
见杨勇看得那样认真，孙启增真不愿意打扰。然而，想到老首长的身体不好，孙启增还是决定再说一说。
于是，孙启增转过头，对旁边的杨勇的夫人林彬说：“首长不能再看了呀，再看就没命了啊！”
孙启增的话，林彬也是知道的。在杨勇生病的日子里，林彬一直陪伴在丈夫身边，怎么会不知道丈夫杨勇的日常生活呢？那段时间，杨勇依然不愿意休息，而是每天不停地看文件、看报纸，还强忍着身上的痛苦，问这问那。
因此，林彬在听了孙启增的话后没有表态，只是一个劲地摇头。见林彬一直摇头，孙启增便知道老首长是不愿意放弃工作的。
事实上，这也符合孙启增印象里的老首长。那一辈的人，都是在毛主席的教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都是有着共产主义信仰的人，总是把工作看得比生命更重要。
想到这些，孙启增便想了一个办法，对林彬建议道：“要不，让首长写一点东西吧！”
听了孙启增的建议后，杨勇的秘书也觉得是一个好主意，既可以让老首长有事可做，还可以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资料，便说：“是不是让他说出来，写出来，心情就能好一些，病情也就能好转了呢？”
然而，孙启增他们的话刚说完，杨勇便拒绝了。他认真地说：“我该讲的早就讲过了，我现在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杨勇虽然不愿意再写东西，但不代表他不想过去。在医院的那些日子里，杨勇总会在独处的时候，坐在床上静静地想，想他的一生有多少次与死神擦肩：
在红军时期，杨勇所在的那个连有40多人，到全国解放只有四个人活着了，除他外，还有向仲华、甘渭汉和唐亮，其他人都牺牲了，留下的不到十分之一！
在打长沙的时候，担任连政委的杨勇带着战士们去端敌人的碉堡。当他们摸到碉堡不远处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了。敌人在激发子弹的时候，也向他们扔出了手榴弹。其中，一颗手榴弹就砸在杨勇的背上，但却没有炸响，只是把杨勇的后背上砸得肿起了一个大包，让他躲过了一劫。
在炸长沙城墙的时候，由于距离太近，炸药将城墙的砖石炸飞，砸死了许多突击队员。而趴在树下的杨勇头顶上也有一块巨大的砖石掉了下来，正好被树杈架住，这才没有砸到他的身上。
后来，杨勇担任了红十团政委。仅仅在一年之中，红十团便欢乐十个团长。并不是杨勇与团长合不来被调离到新的工作岗位上，而是这些团长一个接一个地牺牲在了与敌人作战中。
那时候，敌人悬赏大洋买杨勇的头，出价还很高。有一次，杨勇已经被敌人包围，许多战士都牺牲了，但杨勇硬是凭着顽强的意志，突出了敌人的包围，没有被敌人抓住。
后来，在长征期间，杨勇得了伤寒，就连给他看病的医生都因为生病死去，而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
每当想起这些，杨勇总是乐观地对身边的人说他的命大，子弹打不死，病也病不倒。
后来，孙启增来到他的身边担任警卫员。他把小孙视为自己的儿子，不仅关心小孙的生活，也十分关心小孙的学习。
在杨勇的身边，孙启增学到了许多。后来，由于工作调动，孙启增离开了杨勇的身边，不再担任杨勇的警卫员。
然而，不管走到哪里，孙启增却始终没有忘记老首长对他的好，即使不再是杨勇的警卫员，孙启增也经常来到杨勇的家里，看望老首长。
每次看到孙启增，杨勇总是十分开心，不断地问这问那。听到孙启增有了新的成绩，杨勇便为他开心；听到孙启增工作上遇到不顺，杨勇便耐心地开导；如果孙启增遇到困难，杨勇也会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尽量帮忙解决。
1982年11月10日，杨勇从外面回来后，看到孙启增也在家里，便迈着大步走过来，随意地说：“你来了，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听了老首长的话，孙启增一下子就愣住了。他仔细回想了半天，也没觉得今天是什么重要的日子，便诚实地说：“不知道。”
这时，杨勇脱口而出：“今天是你的生日，咱们晚上吃面条。”
从杨勇的话里，孙启增这才想起今天是自己的生日，眼睛顿时模糊了起来。离开老首长的这些年，孙启增不是忙着工作，就是忙着家里的事情，自己的生日逐渐淡出了他的生活。
事实上，在许多家庭中，男人总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逐渐没有了自我，只剩下工作和家庭了。
听到老首长脱口便说出自己的生日，孙启增感动地说：“好，今晚咱们吃面条。”
晚上，看着端上来的面条，孙启增的心里除了感激，就是感动。他没有自顾自地吃面欠条，而是认真地关注着老首长的一举一动。
期间，孙启增发现杨勇在吃面条的时候呼吸特别粗，便对林彬说：“首长出气粗，好像与正常情况不一样，是不是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孙启增的话说完后，林彬看着丈夫杨勇，夸奖小孙说：“别看小孙有时有些粗心，可在关键的时候心就是细。”
想到有了健康的身体才可以更好地工作，杨勇便同意了孙启增的建议，到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的结果表明：杨勇的肺部有个阴影。
经过研究后，医生决定给杨勇做手术。在手术的过程中，发现杨勇患了癌症。
看到杨勇身体切下来的癌组织只有指甲盖那么大，林彬等在手术室外面焦急等待的人，才松了一口气。
然而，在后续的过程中，杨勇却一直高烧不退，但却总是查不出原因。医生虽然估计这可能是癌症转移产生的高热，但却不敢确定，也就没有告诉杨勇。
虽然医生没有说，但杨勇的心里是明白的，只不过不愿给大家增加痛苦，所以选择了独自承受。
不久后，杨勇的病情开始加重，每天便血高达十几次，浑身也越发浮肿，就连嘴里也起满了水泡。
仅仅一个多月后，杨勇就被医院查出了转移癌，并且没有了手术的可能。对此，杨勇的心里是有准备的，只不过还有一些牵挂。一天，杨勇向医生请假回家。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念叨回家了，只是这次是正式向医生提起。
想到杨勇的身体状况，医生告诉他最好还是待在医院。然而，杨勇却固执地表示一定要回去。看到杨勇这样，医生只好同意了他的请假。
回到家里后，杨勇并没有去找东西，也没有翻阅文件，而是来到了家里的菜地旁。由于是冬天，菜地里都上冻了，也没有什么活要干，杨勇便望着菜地出神，寻找过去的回忆。
对于这块菜地，杨勇是有感情的。据杨勇的保健护士张颖说：“杨司令员出差在外，打电话第一句话问的是菜地，回来第一件事，也是看菜地。甚至不进屋，把菜地忙完才像是完成了任务。也怪，他不在，那些菜就像蔫了似的，再怎么浇水也打不起精神。只要他在，那些菜不管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全都水灵灵的，充满生命的活力。”
1983年1月6日，杨勇在北京病逝，享年70岁。
得知老首长病逝后，孙启增的心里十分难过，总是回想起在老首长身边工作的那些难忘的日子。那时候，杨勇待他就像亲儿子一样。
事实上，杨勇不只把孙启增当做儿子一样看待，对曾在他身边担任过警卫干事的张金方，也是一样。
1982年12月26日，得知老首长病危后，已经在部队上担任团政委的张金方，特意带着爱人李春巧，从天津赶到北京看望。
在见到张金方的时候，杨勇说：“部队工作这么忙，你怎么来了？”张金方回答说：“再忙，也要来看看您啊！”
杨勇又说：“你来了，团里工作有人管吗？”张金方说：“您放心，团里我已经安排好了。我来护理您，等您好转了我再回去。”
在说这些的时候，张金方就是把老首长杨勇当成了自己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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