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邓颖超重返红岩，在这昔日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活动基地，邓颖超想起了董老做的一次检讨。
“为了六毛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我们有些干部动辄浪费国家几十万、几百万。”
言语间，除对当下不满外，更多的则是对董老的敬意。那邓颖超所说的“六毛钱检讨”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939年1月，中央提议由周总理、博古、叶剑英、董必武等13人组成南方局。可能许多人对这个组织并不了解，但其在中华民族抗战事业上立下的功劳绝不低。
当时南方局的工作方针定为：巩固党、深入群众、向中层阶级发展统一战线。加之其设定在重庆这一关键位置，其作用之大可想而知。可有一点不能忽略，南方局设置的地点是在重庆，这就决定了南方局的处境并不好。
尤其是1941年，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发动反攻高潮，这使得南方局的生活极其艰难，而负责掌管财务工作的正是董必武。那很多人都会想，是否是董必武“贪污”了六毛钱？当然不是，这一切都要从南方局拟定的干部保健标准说起。
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精打细算每一笔开销。为了省钱，吃的就只能是空心菜、胡豆，这伙食比延安还差。
为了改善这种情况，组织批准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为保障那些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能有充沛精力，这适当提高生活津贴也在情理之中，可董必武并没有将自己算在内。
为了维持办事处正常运转，又要保障伙食，董必武严格管理着伙食开支。在保障领导和同志们伙食的情况下，绝不乱花一分钱。
可在一次月底伙食结算的时候，账面上有六毛钱的开支平不了。对于我们多数人来说，六毛钱就不是多大的事，而且这也是伙食开支超了，并非挪用，可董必武对此感到十分自责。
“这一分一毫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铺张浪费的权利。”
一份责任、一句权利，道出了董必武的处事原则。为此董必武亲自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并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而这份责任，也被董老带进了家里。
新中国成立前夕，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董必武担任主席。华北解放区建立起的系统政府机构，积累了丰富的政权建立经验。而这个华北人民政府，正是中央人民政府的雏形。
从1911年参加武昌起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位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一生的革命家已然63岁。可他并没有就此停下前进的脚步，始终致力于新中国发展。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新法制成为了一大问题。而董必武不仅是留洋高材生，还主持制定过相关地方法律。所以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就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每天的工作十分多，而董老住的地方离上班的地方比较远，所以董老决定搬房子，可董老的孩子却不愿意，这是为何？原来董老住的房子是昔日王府，院子很大、气派，他后辈们都十分喜欢这里。
可董老却执意要搬，其一是为了办公方便，不用工作人员跑来跑去；其二则是为了省油，搬到中南海，就能省一半的油钱。
最后董老一句话，让孩子同意了搬家。
“我们国家还穷啊！”
对呀，新中国才刚刚成立不久。此时外有强敌环伺、内有经济待发展，正处于关键的起步阶段，对于这些老共产党员来说，能为国家省一点是一点。
此时的董必武身居高位，也有不少亲戚朋友找他办事。调工作、念学、找工作，这些只要董必武打声招呼，就能办到的事情，他都一一回绝，其中就包括自己儿子的分配问题。
1969年，董必武的小儿子高中毕业，面临工作分配问题。作为高干子弟，只要董必武打声招呼，这件事就不成问题。
“干部子女不能搞特殊，良翮还是下乡去！”
当时不少高干子女都进了部队，董良翮其实也想当兵。但在临走前，董必武苦口婆心地教育他，还给他送了一条毛巾——董必武从战争年代用到现在，打满了补丁的毛巾，这让董亮鹤打消了这个念头。
他明白父亲的苦心，那一代的革命家都是这样的作风。所以我们往往发现不少将领对待自己的孩子是“残酷的”，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朴实、肯吃苦、做实事。
“让他还是做一位普通农民好。”
这是董必武当着董亮翮的同事亲口说的，他并非不想自己的孩子大富大贵，只是觉得简简单单就是最好的、为人民做实事就是好的。
1956年机关调整，董必武妻子何莲芝拟定提级，是他主动找上门，提出还是先提别的人。妻子何莲芝对董必武十分理解，其作风甚至与之一样。
当初她哥哥到北京找她，坐三轮没给钱，何莲芝连忙去付了车钱，还表达了歉意，并和董必武一起批评了哥哥。
因此董必武一家都贯彻一点：老老实实工作、努力学习、不靠父母、自立自强。董必武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人浪费一点，几亿人加在一起就不是一个小数字。”
结语
从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董必武每个阶段都参与过、不曾缺席。他走在历史的最前沿，却从未居功自傲。
对孩子，他要求严厉；对亲人，他从不徇私；对自己，他从不自傲；对党，他绝对忠诚；对人民，他绝对关心。他为新中国立下不朽功绩，哪怕时过境迁，他依旧值得我们每个人尊敬、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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