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学生时代开始，社会学家姜以琳就对人与人之间的位置感到好奇。
她出生和成长在台湾，读书时对贫富差距的认知是，老师让同学们买一把尺子，她买了一把普通的尺子，但发现班上有同学用50倍的价钱买尺子，“只是一把尺哎！”
姜以琳的本科专业是人类学，硕士期间转为社会学。读书期间，她对社会分层理论产生了浓厚兴趣，十多年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她将研究重点转向了社会教育学。
在那之前，姜以琳看待教育有一种理想主义者的天真。她认为教育是人类向上的阶梯，人们可以平等地获得提升自己和改写命运的机会，比如她作为一个台湾普通中产家庭的小孩，便是通过教育走向了更大更远的世界。
但现实很快修正了她的想法。世界范围内，教育社会学家们都对教育和社会分层之间的关系感到悲观，教育非但没有促进公平，反而不断加剧着阶层分化。精英家庭有足够的资源保障下一代完成精英身份的复制，普通工薪家庭和底层家庭的学生却身处一场不公平的游戏中，通过教育完成阶层向上流动，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激烈变动变得愈发艰难。
读博期间，姜以琳注意到，在西方学术界，对精英阶层的研究蔚为流行。但在自己成长的东亚社会，相关研究尚是空白。2012年，为弄清东亚教育中精英学生的培养机制，姜以琳在北京排名前十的五所顶级高中里，选取了28名学生进行田野调查，最终写成《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轻精英》一书。
在姜以琳的研究中，她将全国收入前10%家庭出身的学生定义为精英。她在北京几所顶级中学跟踪调研的28位学生，分别来自学校的国际部和国内部，受访家庭所报告的收入中位数约达中国城市三口之家收入最高10%标准线的两倍。除一位家长外，其他所有家长都表示有能力全自费送孩子到美国私立大学就读四年。这些家庭的父母在20世纪80年代末基本都上过大学，在当时的中国人口中属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1%～2%。他们中许多毕业于北大、清华，部分拥有研究生学位，少数还有国外交流经历。在28名学生中，除一人外，所有学生的父母中至少有一人是高层管理者或从事专业工作。
调查期间，姜以琳和这些来自北京富裕家庭的青少年一起上课、逛街，同吃同住，走访他们的家庭和学校，也分享他们青春期的心事和秘密。一个从未向外界展开过大门的世界容纳了姜以琳作为旁观者和研究者的好奇。
姜以琳看着这群金字塔尖上的青少年走上既定的人生道路，见证他们成长、蜕变、融入世界的过程，也让她对世界的参差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和认知。人与人之间的差距远远不是一把50倍价钱的尺子可以衡量。
这群处在天真烂漫年纪的青少年，在汇聚了最好资源的顶级中学里，习以为常地，用考试成绩和轻松程度划分着自己身处的等级，学神、学霸、学渣、学弱，不同等级指向着各自在群体中的位置。
姜以琳惊异于这套系统的冷酷，也对它背后隐匿着的天赋迷恋感到担忧——因为不可否认的是，信奉并且在这套系统里走上高位的人，大概率会在进入社会后继续身处高位，换句话说，他们如何理解和认知世界，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世界的样子。“如果未来的社会经济精英认为穷人或教育程度较低的大众是由于先天能力的缺乏而处于糟糕的生存处境，他们就不太可能对世界各地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提出异议。”
对精英阶层保持反思与批判的同时，她也乐于看到整个社会一起面对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让我们的社会有机会和可能，向着平等的方向，更进一步。
以下是我们与姜以琳的对话——
文 |金壳
编辑 |鱼鹰
运营 |小兔
M=每日人物
J=姜以琳
他们身上天生具备超高的“配得感”，我成绩超群，我理所应当拥有眼前的一切。
M：《学神》一书的源起是你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博士期间的论文，相比于中产和底层教育，社会学家对精英教育的关注和研究要少得多，是什么促使你开始关注这个议题？
J：我当时在上一门家庭社会学的课程，那期间我看了一些书，特别像《Privilege》（《特权》），那是一位美国学者通过考察一所美国精英学校的日常，讲述美国精英意识和行为如何形成的著作。那本书很有趣，但我觉得它没有办法反映出我所知的东亚的状况，所以就想知道在不同社会情境之下，东方，特别是东亚地区的精英教育是怎样的。后来就开始联系有没有哪一座学校或哪一个城市，能够支持我去做这个题目。
一开始我联系的是台北的学校，毕竟是自己的家乡，我以为会容易些，但结果我联系的所有学校都拒绝了我，理由是高三学生要备战考试。之后我又联系了上海的学校，也被拒绝。
相比而言，北京几所学校的管理者要自信和开放得多，其中一位校长直接跟我说，我们学校在上升期，我们不怕被看，这个题目就这样定了下来。当然这其中也有许多其他因缘，在北京为我牵线和担保的是两位院士，就这样我把美国社会学一个蔚为潮流、还算新颖的题目，带到了大陆地区，我在北京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M：对一些受访者来说，宾夕法尼亚大学在读博士的身份客观上也为你的研究提供了帮助？
J：是的，我一开始没有想到原来宾大博士生的身份会有这么重要的影响力，我也没有想到家长们会那么在乎，更有趣的是，对家长和老师们来说，他们在乎但好像又没有那么在乎，宾大不宾大没有那么重要，只要常春藤就行，我记得我在一个学校呆了一整年，好多人见到我还会说，那个“哥伦比亚大学来的女博士”，对很多人来说，作为精英教育的既定目标，藤校的确是有一层光晕的那种感觉。
M：开始这个题目之前，你在海外一定也接触过大量大陆地区的精英学生，那个时候你对他们的印象是什么？
J：自大陆前往西方求学的学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一代精英群体的样貌。我在书里有写道，对这部分家境殷实、日子过得舒适、接受世界一流教育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去到美国大学可推动当地豪车销售，去往欧洲则以学费支撑欧洲私立学校运转。”
一些媒体报道也热衷刻画类似的群体形象，以之作为中国崛起的佐证。我在宾大读书的时候，也会接触来自四面八方的大陆学生，相比于媒体故事中的夸张形象，我更多看到的是一群很努力、一直很奋斗的年轻人。但那个时候我不会把他们看作多么精英的群体，后来在北京的研究修正了我许多想法，事实上能够去那里读书的学生，如果不是靠奖学金，大部分人一定都是家里出资支持，客观上他们当然属于精英阶层，相比于社会更大多数群体而言，他们家里的背景很好，学校资源也非常丰富，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也非常努力，很诚实地说，以一种同学看待同学的目光，我觉得他们是一群非常可敬的对手，就是天时地利都有了，家里有钱，学校厉害，而且还非常努力。
▲图 / 剧集《天空之城》
M：但就社会学研究而言，事实上是习惯对精英阶层持一定的批判态度的，这是否会让你在之后的调查研究中面临矛盾？在北京接触这些精英学生的过程中，你大概什么时候意识到这些孩子身上是有“特权”的？
J：确实会有矛盾的感觉，最初我接触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十几岁的小孩，有着十几岁孩子的天真可爱。但当你把他们纳入到社会学的研究当中，纳入到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当中，你会迅速意识到，他们身处的阶层、可支配的资源、获得的机会，是远远超过普通和底层家庭出身的孩子的。
具体来说，其实我是在调查结束，回到美国做分析的时候，才真的意识到原来他们是一群有“特权”的孩子，因为一起相处的时候，一方面很努力想要融入，一心一意想要知道他们在想什么，尽力用他们的眼光来看世界，所以一开始我对他们没有那种想象，但是最后做分析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原来我的笔记里面充满了这些孩子向我展现自己不一样的能力或特权的记录，这些事件在我做样本分析时，真的是太多了。
比如他们可以不分时间和场合对家长和老师提出要求，基本是一群可以在自己小世界里为所欲为的年轻人，用更学术的词语定义，他们身上天生具备超高的“配得感”，我成绩超群，我理所应当拥有眼前的一切。跟他们一起相处了一年半之后，甚至我都觉得这些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回到美国之后，我跟导师讨论我在北京的见闻，包括当时跟《学神》英文版的编辑一起讨论，那时候我才意识到，或许是我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介入太深，或是当我进入到一个精英的环境中，时间长了就把一切视作平常，一开始我是忽视了这些孩子身上所具备的“特权”的。
M：做田野时需要沉浸，做分析时需要抽离。
J：对，日常接触这些青春的生命，我觉得每个都非常可爱，可以说毫无批判意识。我就是一个大姐姐的身份，一个朋友的身份，所以后来转换成分析者的时候，这个转变是整个研究里面最困难的一件事，从大姐姐和朋友变成一个客观中立的研究者，然后社会学又要求我们尽可能用批判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情。
M：可否举一些更具体的例子来说明，在学校，精英学生跟老师的互动是怎样的？他们的特权体现在哪些方面？
J：首先这些学生所在的学校本身就是身份的证明，学生们中间会流传各种小道消息，比如某段时间，学校里的名师会突然神秘消失一阵子，虽然没有任何官方消息，但学生们深信不疑，自己的老师很有可能就是高考命题组的成员。
在学校，这些学生甚至同老师是利益共同体的关系，他们的成绩越好，老师也会获得相应的利益。这样一些老师本能地会把精力放到成绩更好的学生身上，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学生的特权意识，学神和学霸会天然觉得，老师的帮助应该随叫随到。
有个学生在申请藤校的过程中曾一度非常焦虑，她觉得自己的材料写得不好。申请截止前的最后一天晚上，已经过了晚上10点，那个学生很自然地拨通老师的电话，要求对方帮她修改材料。
她非常直接，没有任何不好意思，她甚至知道这个时候跟老师提出要求会招致对方不悦，但也知道老师最后一定会满足她的要求。精英学生在与周围世界的互动中一直享受着类似的特权，他们天然认为自己值得眼前的一切，自己就应该这样被重视、被优先对待。
M：你对一些学生进行了家访，在家庭层面上，你观察到了哪些细节？
J：我在研究中接触的精英家长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颇具影响力，掌握丰富的资源。这些家长将独生子女的升学准备工作视为一个家庭项目，倾尽财富和人脉为其服务，比如他们可以为孩子向社会有名望的人士获取推荐信，或者将孩子的文章出版并邀请校长作序，这些都是普通家庭难以想象的。很多时候，人们拥有特权而不自知。
在家庭内部，因为这些父母把孩子升学当作头等大事，这种对孩子的高度支持无意中也培养了精英子女的特权意识。我曾去过一个学生家里，那天他的父母其实一直在家，但整个下午除了临近傍晚他妈妈用很小的声音接了一个电话，我几乎没有听见任何声音。我问那个孩子父母平常在家里干什么，他告诉我爸爸妈妈就在隔壁看电视。我说我还以为他们在午睡，因为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他耸耸肩膀说，那是因为他们把电视静音了。
还有一位高知母亲，有天她突然接到女儿的电话，让她帮忙做个海报。这个妈妈很快便印出一张人形大小的海报。但我之后再说起这件事，没人在意这个细节，他们不觉得这是什么值得说的事。这看似举手之劳的帮助，当然也是一种他们不自知的特权。
▲图 / 电影《寄生虫》
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他们是最优秀的，所以他们得去清华北大，要进藤校，偏离这条轨道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
M：调研过程中，最让你惊讶的是什么？
J：刚到北京的时候，我的选题方向跟现在完全不同。当时原本想做“精英学生如何选择学校”，最终这个方向没有进行下去，反而写成了学生地位体系的研究。学弱-学渣-学霸-学神的四个等级是访谈中学生告诉我的，当时我惊讶于北京这些精英学生，他们这样自觉而熟练地将彼此和同学区隔开来，并依此界定和认知周围的世界，通常他们提到某个学生，会很自然地提到哪个是学霸，哪个是学渣，哪个又是大家崇拜的神一样的人物。
在台湾，虽然成绩也会从方方面面影响学生的彼此认知和社交，但通常大家不会这么直接给自己和他人贴上标签，不太会有这种刻板印象。
对我调研的几所北京顶级高中而言，客观上这些高中本身就是名片，在进入这些高中之前，户籍、家庭背景、学习能力已经全程对生源进行了异常苛刻的筛选，有机会进入这些高中就读的孩子，家庭背景本身就很不一般。这些孩子中成绩最优异的那一小撮，自然也就是金字塔尖上的明珠了。
M：成绩决定一个学生在群体中的价值，这种系统化的区分对这些精英学生认知周围的世界产生何种影响？
J：我采访过一个曾是学渣的男孩，他在高二下半学期开始突然发力，最终成为一名学霸，后来他考上了复旦大学。高考结束后的那年暑假，我约他一起喝咖啡，在我们谈到高中同学时，他很自然地提到在他的高中生涯，成绩几乎是获取周围人注意的唯一方式。“如果我成绩不好，就没有我的位置，我只能被埋没在人群中。那样我就不存在了。”他会直接这么说。
我当即反驳了他，我不认同这种对人的区分方式，但他很平淡地告诉我：“高考已经过去一个月，我已经忘记了很多不重要的人，像那些考试不好的人，分不高的人。如果你不比别人出色，被忘记是很正常的。为什么有人要记得你呢？没有理由。”
▲图 / 剧集《小欢喜》
M：关于精英阶层，外界通常会有一种既定的道德期待。对这些在宠爱中长大、又把这种宠爱视作稀松平常的年轻人而言，除开自己的优秀和生活条件的优渥，你在他们身上观察到过诸如责任、同情、对不平等的反思、对社会不公的关注这些品质吗？
J：像刚才说的，最开始跟他们相处的时候，并没有觉得他们占据的社会资源会造成社会不公平，有一点很重要，我觉得这也可能是大陆地区义务教育或是高级中学教育的一种成功，这些青春期的孩子有着非常旺盛的求知欲，历史地理政治这些课程深受他们喜爱，很多孩子掌握的知识远远超过应试的要求。
他们都会关怀现实世界的社会问题，他们会讨论偏远地区的贫困和教育，那里的孩子们都要自己带着桌椅板凳去上学。我记得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新闻里常出现蜗居、城中村、打工子弟受教育权等问题，这些同样在北京存在和发生着的社会现实并没有被隔绝于精英学生的视野。这一点我觉得北京的小孩比台湾的小孩做得要好，台湾小孩不怎么批判社会，现在可能比较多一点，但是10年前他们是不怎么批判社会的，而10年前北京这群精英高中生充满了批判精神，他们会觉得社会存在很多问题，现实社会中有非常多的问题急需想办法来解决，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让社会变得更好。所以我觉得在他们所处的年龄，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看见是足够的。
M：你追踪了他们七年时间，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上述提到的这些品质，多大程度上会影响他们未来的人生选择？
J：这是精英阶层完成自我复制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些学生因为他们精英的身份，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人生路径是固定的——也就是成为下一代精英。我觉得这可以被看做是一种社会的桎梏。他们是一群精英阶层青少年，精英阶层有属于自己的既定规则，这些孩子需要顺应这个规则，前一代的精英或整个社会的氛围时时刻刻都在告诉他们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他们就需要去得到最重要的东西。至于其他，包括他们在青少年时代强烈在乎过的社会公平、正义，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这些问题，更大程度上只是构成他们成年过程中对整个世界的认知，像是一种少年的热血，关注世界的热情。但是到最后，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还是会成为顺应社会的人，成为新一代精英。
M：你觉得是什么造成了这种结果？
J：如果一个社会中占据资源最多、最有地位的一群人，是致力于改变社会不平等的人，并且这种改变是被大众鼓励和认可的，那么对年少的孩子们来说，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这样子的人。但如果我们的社会觉得最重要的是大家要各自努力赚很多钱，要走上高位，要拥有好的工作，过富贵的生活，那孩子们就会成为那样子的人。
这群精英学生，他们从小耳濡目染的是，他们是最优秀的，所以他们得去清华北大，要进藤校，偏离这条轨道的人生是不可想象的。
▲图 / 电影《天才枪手》
M：这条轨道，是全社会参与塑造的。
J：对。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每年高考前后，我们的媒体、网络，我们整个社会最关注的是什么？我手机里收到的推送几乎都是某某学校有多少学生上了清北，有多少总分超过700的考生，高考开分成为人生分岔的关键时刻，我们整个社会的氛围就是这样，它是非常单一的。那么对我调研的这群孩子来说，他们能力好、成绩好、家境好，他们接受到的概念就是清华北大是最重要的，当然他们也能做到，所以最后他们就按部就班地完成自己的人生课题，完成阶层复制的使命。这也是我研究的主要结论，整个社会的桎梏压在他们身上，最终他们又会把自己贡献给这种桎梏，成为桎梏的一部分。
当然这里面也有极少数的学生，可以打破这种想法，决心去做自己所喜欢的事，像是去做环境保护或者是去拍纪录片，要么去研究气候变化，去做自己热爱的事情，去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但是这些真的是少数，而且这些人通常会被周遭人标识为敢想敢做、勇于做自己之类，那言外之意还是，这不是主流的选择，甚至是离经叛道的选择。对绝大多数“学神”来说，他们最终都会顺应社会潮流，走上既定轨道，满足周围人的期待，很少有什么例外。
M：对这些精英学生来说，在朝着既定轨道前行的过程中，由家长、老师、学校共同构筑的成人世界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J：对于精英学生中的佼佼者来说，一个很简单的逻辑是，如果在眼前的路径里面，轻轻松松就能做到最好，我就是“神”。家长会满意，老师的绩效和学生的表现直接挂钩，这些孩子的成绩将进一步擦亮学校的名片，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系统中，“多样性的选择”是不存在的。成人世界所扮演的就是这种角色，这些孩子的人生中，“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个概念是模糊的，所有大人都不断在告诉他，“你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你能成为什么样的人”。
M：所以精英复制的过程，也是多样性消失的过程？
J：本质上说，成人世界、我们的整个社会都没有给这些孩子提供多样性的选择，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那条唯一的窄路。但另一方面，这条窄路又是千千万万普通家庭的孩子难以企及的。精英阶层就是以这种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复制和循环。
▲图 / 电影《垫底辣妹》
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长期以来普通人也在享受造神。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惯性和认知，是不是都在加剧整个社会的分层？
M：这个研究对你个人的改变是什么？
J：刚开始做这个题目时，我才26岁，当时我对大陆的生活完全陌生，到了北京后买了我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机，第一次用微信。那时候感觉北京太大了，让人感到渺小和寂寞，我记得拿到手机后我把自己的名字输了进去，这样至少我的通讯录里有一个联络人。
那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这群孩子是我在大陆唯一的朋友，我们的友谊一直到今天仍在持续。这也是为什么在开始分析研究之后，我内心时常感到矛盾。
但是社会学的魅力也在于此，在这些孩子身上，我不只收获了友谊，更重要的是一种看待现实世界的方法。作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人员，我的观察和记录一方面增强了我对于精英阶层的批判，另一方面我也学会了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件事情，而不是从我原有的中产角度，或者从一个宏观架构下粗暴地把他们看作来自富贵家庭的讨厌鬼们、一群背着精英原罪的家伙。这样除了激化矛盾之外，对认识真实的社会没有任何帮助。
窥见他们生活的过程，我更希望的是我们所有人的思考都能更进一步：这些桎梏的成因是什么，或者说形成机制是什么。我们都盼望社会能够尽可能公平和平等一些，但很少反思我们每个人在这里面的角色，我们是否愿意走出单一价值的迷阵，愿意我们的孩子拥有更多的可能性？
M：你在书中提到，对那些学习能力不那么强的孩子来说，事实上他们也自觉配合着“膜拜学神”的游戏。下位者无法冲破眼前的规则，于是更加投入规则？
J：这个问题不只是在学生之间，在我们的教育实践中，长期以来普通人也在享受造神，也在享受这种众声喧哗，一个普通的学生，如果自己的学校出了多少个清华北大，也会跟着与有荣焉。似乎只有造出一个又一个神来，才能原谅自己的平凡。造出个神来，然后去仰望他，崇拜他，放眼整个东亚社会，我们似乎一直有这种惯性，大家都很喜欢看这些故事，让自己获得一时的快感，年年有考试，年年有快感。
但似乎很少有人意识到，我们每个人的这种惯性和认知，是不是都在合理化整个社会的分层？我们被这种社会分层所限制，但看起来又特别积极维系这种限制，这是很吊诡的一种关系。
▲《学神：走向全球竞争的中国年青精英》，姜以琳著。图 / 受访者提供
M：谈到精英教育，包括西方社会，几百年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精英教育作为社会分化的结果，反过来它又会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有点像莫比乌斯环。你觉得以北京这种精英教育为代表的培养机制，前景是什么，它会一直持续下去吗？有什么改变的可能吗？
J：关于精英教育以及它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中外教育社会学家有一种普遍的悲观，在一个平稳的社会中，打破莫比乌斯环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包括我们刚才的讨论，整个社会甚至都在参与建设、加固这个莫比乌斯环。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从制度设计层面呼吁教育公平，我们只能寄望于制度层面的设计，然后我们成人世界，去承担更多，去为改变这种现状做出一点点努力。
M：而伴随着就业机会的减少，普通人关于教育改变命运的信念也会跟着动摇？
J：纵向地说，伴随着整个经济发展状况的下滑，普通人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概率逐步降低。我们有机会看到精英的生产机制，熟悉它的运转规则，我们也能辨识出背后的不平等，但是作为一套赫然存在、运转娴熟的系统，多数人在它面前是一种无力的状态。
作为教育社会学的研究人员，还是希望我们的整个社会能够面对和正视这些问题，从制度设计层面来说，我觉得仍有很多空间去优化和促进公平。现实是，机会常常流向不缺机会的人。
诸如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整个社会的问题，苛责心智尚未完全成熟的学生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做社会研究的原则是不去过分苛责个体，就是出生在这么好的家庭也不是谁的错。我们要做的是，面对教育系统中那些长期存在的桎梏，去探索症结所在。
M：可能的方向是什么？
J：我们说整个社会气氛、整个大环境的松绑，并不是单一个体认知可以撬动的，它一定是全社会的合力，文化上的储备，认知上的改变，制度设计层面的优化，它不可能是单一的。改变当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人人都做自己想要做的事，人人都做自己喜欢的事，这些听起来都非常美好，但短时间内实现这种改变几乎不可能。因为社会始终要运转，商业和经济要发展，推进教育公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局中人，如果我们知晓了造神的机制，那么是不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完成对“神”的祛魅，摒弃对天赋能力的迷恋，整个社会能够破除单一的评价体系，拥抱更多元的价值和可能性。
▲姜以琳。图 / 受访者提供
（文章为每日人物原创，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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