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一本看似是深层次探讨明朝灭亡原因的书，其实更是一本当代青年的人生选择指南。这本书里面共讲到了万历、张居正、申时行、李治、海瑞和戚继光六个核心人物，以及五种不同的人生选择。接下来，我们就来讲一下《万历15年》里面那些形形色色的人生。
万历15年是公元1587年。这一年，张居正已经去世五年了。万历皇帝坐在大殿之上，突然间问公部的官员。他说，张居正在北京的住宅抄杀以后到底是怎么处理的，是卖了，还是租出去了？如果租出去了，那是租给谁了呢？这位年仅24岁的皇帝登上天的宝座已经15年了。对他来说，这15年似乎显得特别的漫长。他其实在当时并不是很关心房产的去处，他只是突然想起了他曾经的老师兼首辅张先生。
万历还记得八岁那年的冬天，隆庆皇帝突然说，要给他举行成人冠礼。他偷听太监说他的父亲快不行了，他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懂事的孩子，他就按照宦官的引导，前后三次以不同的装束出现在大殿之上，进行着种种复杂的礼仪。第二年开春的一天，张居正行色匆匆地来到宫中，身心紧张。张四天，隆庆皇帝龙誉上帝，万历皇帝穿着丧服，接见了陈了。他一直记得大人们教给他的，所有的官员以最恳切的辞藻要求他继位的时候，他非常小心又流畅地说出了提前背诵好的内容：父皇刚刚驾崩，自己的哀痛无法抑制，没有心情去想个人的名位。
然后官员们再次恳请他，他就在心里默默地数着，第一次、第二次，到了第三次，他说他应该以群臣所说的设计为重，勉强接受大家的请求。慈圣太后告诉他，身为皇帝，天下没有人和他平等。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两位皇太后之外，他需要尊敬的人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张居正，张先生，另外一个就是大败冯暴。
在少年万历的回忆当中，张居正似乎永远是智慧的象征。他眉目轩朗，长须飘逸，每天都像崭新的一样，他的心智也完全和仪表相一致。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能触及事情的要害。他的言辞简短、准确，使人无可置疑。除了首辅之外，张居正还是班里的班主任，甚至是任课老师，甚至是教材的编写者。他的五个主讲经史的老师、两个教书法的老师，还有一个师读，全部都是张居正一手安排的。毫无疑问，张居正是一位严格的帝师。当万历的背诵结结巴巴的时候，他会引用圣人之言去质问，使皇帝无地自容。
当皇帝的书法突飞猛进，赏赐给张居正时，他就劝诫皇帝不宜在这上面花费过多的精力。因为书法总是莫节小之圣明的君主，以德行治理天下，书法对苍生并无意义。随后他就取消了万历的书法课，而只留下了经史。而慈圣太后对张先生也可谓言听计从。后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了，回家葬父，四月离开北京，七月返回，这三个月的离别是他们一生当中唯一的一次，所以更显得特别的长。
在当时，所有重要的文件万历都会特派飞机传送到一千里之外的江陵张宅，请张先生处理。总的来说，万历继位后的第一个十年是明朝百世转俗、欣欣向荣的十年。北方的变患已经不再发生了，东南的倭患也已经绝迹了。国家的府户也日渐充实了。这些成就当然不能不归功于张先生。对于张居正，慈圣太后的一切教育都似乎清楚无误地向万历传达了一个信念：你永远可以信任张先生。
这段时间，他就这么勤勤恳恳地履行着自己作为一个既往的日常工作，单调沉闷，重复他的童年和他的少年，从没有过叛逆。生活其实本来可以一直这样下去的，但是慢慢的，他长大了，事情渐渐起了变化。十年的时候，张居正被皇上加封为太师。这在明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九天之后，57岁的张居正去世了，万历皇帝就陷入了巨大的悲伤和失落之中。但是这悲伤和失落当中还掺杂了一些万历皇帝当时说不出来的感受。
就在那一年，他19岁了。他观看了宫廷的内戏版，演出的《华月赐环记》。台上的国君感慨地唱道，正由凝视祭责寡人。意思是说，重要的正事都由宁视处理，那作为国君呢，他只能主持祭祀一样的仪式。万历皇帝看完之后，默默无语地离开了。
如何才能成为大权独揽的名副其实的君主呢？张居正的躯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他的影子仍然在笼罩着这个世界。张居正在任的时候，他大刀阔斧地改革，他的一条编法、他的考惩法得罪了整个文官集团。现在他死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清算，张居正的运动就拉开了帷幕。仅仅是半年之后，各地官员揭露张居正的罪行就增加到了欺君渎民、接受贿赂、卖官谕爵、任用斯人、放纵儒仆、凌辱近身、结党营私、好色无度。再后来甚至增添了谋权、篡位的罪名，并明确地指出来了。
总之，戚继光他的精锐部队就是张居正政变的后盾。万历陷入了巨大的紊乱之中。他下令割除张居正儿子的官职，剥夺张居正太师的头衔，但是他始终下不了抄家的决心。一提到张居正，各种复杂的记忆就会在他的心头涌现。他用猪皮回答道，张居正市震冲陵，有十年复邸之功。今以末孤待不咎，以权始终。但是两年后，高拱的一助面世，书中大量可疑的证据出现。万历对张先生的回忆之中，连勉强保留下来的那一部分敬爱也化为乌有，最终下达了抄家令。在抄家之后，有的官员呈请皇帝对张居正的母亲额外加万历，一面指责了这些官员，一面又批准了一所空宅和一千亩田地作为赡养万历。
至此，万历已经掌握了实际上的政府大权，但是不久之后，他就发现他，并没有因为张居正的死而获得自由。他一生的挣扎才刚刚开始。19岁那年，他的长子朱长洛诞生。四年后，万历皇帝一生当中唯一心爱的女人正式给他生下了朱长勋。就在万历15年的时候，万历皇帝已经下定了决心，他要立朱长勋为太子。这种废长立幼的做法与当时整个文官集团所固守的圣人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冲突。大臣们开始不断上书，要求他立朱长禄为太子。那劝谏不成呢？大臣们就开始以辞职为要挟。
再后来，万历皇帝不断地贬出，不断地紧张，但站出来的官员反而越来越多。其实这里面呢，有的官员是在首位儒家的道统义理，但是呢，有的官员是清楚地知道贬黜和庭杖会让他们在整个天下博得忠臣的美名。如果计算正确，他们日后赴职加官，那也是意中之事。这就是万历皇帝所说的善君卖职。万历18年，万历和文官集团的斗争逐渐白热化。长子朱常洛虚岁已经九岁了，但是仍然没有被列为太子。
内阁所有的大学士集体递交了辞呈，万历皇帝不敢批准。他只能想各种各样的借口去拖延。万历登基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是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初代和三代打下的铁王座，现在已经变得舒适而又柔软。文官集团这个可怕的生物，当初就是由初代和三代创造的。这个原本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现在早已经进化为一支拥有自己庞然大物。这个庞然大物，他所拥有的最终极的武器就是连法律都无可奈何的儒家义理。他们需要的是一个个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以自己的德行而不是以自己的权利对国家做出贡献。
一旦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权，却属于文官集团。他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可能被指责为愚悦道德规范。他孤独地身居在宫中，唯一能跟他呼吸相通、忧患与共的就是正史。当年18岁的万历遇到了14岁的正史时，就陷入了热恋。更加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他们的热恋居然终生不渝。别的嫔妃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他心灵深处，却跟皇帝保持着距离和警惕。唯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甚至嘲笑皇上，同时呢，又能倾听皇帝的诉苦，不断地鼓励皇帝。两个人曾经在佛前祈祷生死同心，万一生前在陵墓里面放了三关谷皇帝皇后。另一个自然就是这个天下大概唯一把她当做一个真正的人的女人。
万历29年，身心俱疲的皇帝终于立朱常洛为皇太子。这场持续了15年的真国本事件最终落下了帷幕。万历皇帝在与文官博弈的漫长时间里逐渐变得灰心丧气，但是他的屈服是带着仇恨的。他产生了一种报复的意念。他开始以皇帝身份向他的陈聊做长期的超级代工，并且打破了整个中国历史的记录。皇帝仍然是皇帝，但是他再也不愿意做任何事情使他的文官快意。他既不强迫官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陈辽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都默然制止。各种规定的礼仪，仍然照常举行，但是皇帝已经不再出席。
如果高级的职位出现了空缺，那他宁可让它空着，也不派人去递补。陈辽们抗议的奏章不断地向他提出，他也不加以反驳。因为他知道，一旦回复，正好满足了这些官员想要沽名钓誉的愿望。如果有良心的官员为此提出辞呈，那他既不挽留，也不批准。如果官员因此径自离职，他不建议说我们要下令追捕，那他还是置之不理。甚至，在他的母亲慈圣皇太后去世之后，他也拒绝参加丧礼。因为礼部制定了极其繁琐隆重的丧仪，以此重化天下人心，可是万历皇帝早已经丧失了这样的信心。他已经把切都看透了，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
但据当时传教士的记载，皇太后入殓时的一切细节，实上都处于万历亲手安排。可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唯一一个真正实践了鲁迅先生那句“唯沉默是最高的轻蔑”的人，身为天子的万历，在另一种意义上来说，只不过是紫禁城当中的一名囚徒。万历的待政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却没有使政府性瘫痪。因为文官集团自有他多年以来形成的自动控制程序。但万历皇帝几十年的统治已经造成了文官集团不可收拾的损伤。他对当时整个文官集团的分裂和颓靡负有最大的责任。在御狱48年之后，万历皇帝平静地离开了人间，他被安葬在他亲自参与设计的定陵里。从此，他可以更加躺平，永远躺平下去了。只不过左右两个棺椁里，并没有正式的陪伴。
万历15年，戚继光去世了。去世前，他凄凉的结局自己想到了吗？我猜他想到了，因为身为中国古代的一代名将，尤其是明朝的一代名将，他应该有这样的政治自觉。戚继光上任前的明朝是什么样的呢？明朝拥有整整两百万的常备军。这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军队，即便当时中国的人口只有不到今天的十分之一，但是军队数量居然也超过了今天中国军队的数量。
但是当时一捕不到七十人的倭寇，居然能够成功地从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居然开始深入到腹地到处杀人越货，如入无人之境。他们越过杭州，进入安徽，他们又围绕南京，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退回到了江苏的武进。虽然最后被歼灭了，但是他们被杀伤的居民，据称竟然有四千多人。而当时南京贵为陪都，附近的驻军有整整12万人，在武器上没有代际差异的情况下，这样的军事行动，整个世界战争史上都很难找到例子。所以当时军户制度之衰弱、勤组织效率之低、兵器质量之差、劣军队训练之差已然至此，戚继光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走上了历史的舞台。
戚继光就任不久，很快就发现这些倭寇里面除了日本人，还有大量的中国人。但是如果单从日本倭寇来看的话，他们作战勇猛，表现出来了日本下层社会结构极强的严密性。夏级倭寇受到了非常严格的纪律管制，而且他们战术先进，他们单兵兼配合默契。不管官方文件是如何不断强调说，这是政府官兵来围剿海贼，事实上，他们是真正的职业化的日本军人。
于是戚继光决定用倭寇的方式打败倭寇。第一，倭寇作战勇猛，他要求自己的士兵比倭寇更加勇猛。戚继光上奏，他不要军户和卫所里面的士兵。他要自行在浙江招募新军。标准很简单，脸色白皙、眼神清明的人一概不要，因为这样的人几乎全部都是城市里面的无赖游民、害群之马。一旦交锋，他们自己不但会临阵逃脱，而且他们会唆使周围的人一块逃跑。他只收青年农民，里面的淳朴可靠。第二，倭寇纪律严格，他要求自己的军阀比倭寇更加严格，军队各级集体负责，实行联络法。士兵因为小便而离队就会受到割去耳朵的处罚。
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就是由于违反了军法被他毫不犹豫地给处死了。这样的严刑峻法也许已经离开了通常的人情，但是戚继光这一治军方针终于造就了一支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冀辽总兵，有一次，在大禹当中向全军训话，只有他从浙江带来的三千名官兵能几个小时屹立不动，就如同没有下雨一样。第三，倭寇单兵作战能力强。他要求他的士兵的作战能力要比倭寇更强，他甚至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操练技术，具体动作细节的研发上。他研发了具有辩证法精神的各种各样的动作分解，以及各种具体的姿势形态。
他甚至还给他们起了各种各样的离奇的，在今天看来甚至有一些暧昧色彩的名目，比如说奇隆是仙人指路，是铁牛耕田，是太公钓鱼。第四，倭寇战术配合默契。他要求他的士兵的战术配合比倭寇更默契。他根据南方的地形特点，为倭寇量身定制了大名鼎鼎的鸳鸯阵。每一个步兵配置队，长一名火兵、一名战士十名。这士兵战士里面最前面两名是两个藤排兵，掩护后队的前进，稳定本队的阵脚。右方的士兵是大型的盾牌，遮挡倭寇的剑士长枪，左边的士兵呢？持小型的藤牌，带有标枪和腰刀。在牌后面制出标枪，引诱敌人离开有利的防御的位置。
再后面呢，是两个狼显兵，狼显是选用三米长的坚硬的大毛竹。他把这个竹端斜削成尖状，保留四周非常尖锐的那些枝杈，狼显兵刺杀敌人，以掩护盾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枪手的攻击。再后面是四个手持近四米长枪的长枪兵，这就是击的主力了。最后两个呢？手持糖把的士兵呢？负责保护本队的后方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援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而且阵型变化灵活，你可以根据作战的需要，把纵队变成横队，把一阵变成左右两个小阵，或者说左中右三个小阵，这就使得每一个步兵班当中的攻击武器和防御武器、长兵器和短兵器、冷兵器和火器的配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
第五，他要求自己要比倭寇的首领更加了解敌情。他在临阵前的两三天，戚继光就要求每隔两个小时报告一次敌情。他使用的地图用红和黑两个颜色绘制，一目了然。如果有可能，他还让人泥土绘成地形的模型。他的部队还配有每月每日日出和日落的时间表。当时，虽然还没有钟表，但是他用一串740个珠子的念珠作为代用品，按照标准步伐的时间，每迈一步一动一珠作为计算时间的根据。能够做这么精密的考虑，就几乎没有任何因素不在掌握之中。
所以，带领着这样一支军队，从嘉靖38年开始，这支部队就开始创造一系列的惊人战绩。他们攻坚、解围、迎战、追击，几乎是战无不胜的，直到先游之意，使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倭寇就逐渐放弃了继续骚扰的念头。所以明朝的抗倭大业基本上就已经完成了。以藤牌、毛竹、铁叉作为标准的武器，事实上体现了戚家军仍然带有非常浓厚的农民军的色彩。
戚继光时常是非常了解火器的，火器在戚家军当中没有大放异彩，没有成为主流武器，是因为牵扯到了很多不容易解决的复杂因素。比如说1562年的时候，戚家军就已经达到了一万人，可是他的部队里面从来就没有一个军需处，也没有一个后勤司令，也没有一个兵公署。因为按照明朝的军制来讲，部队里面的装备和武器是来源于全国各地各个府县的分散供应，质量就完全没法保证。在戚继光的著作当中，他就明确提到各所造的那些鸟铳的那些冲管，经常有炸裂的危险，所以导致士兵们提心吊胆，不敢双手握冲，然后呢，做精准的射击。有的火炮呢，它的铅弹和它的口径的尺寸是不吻合的。有的火炮呢，导火线无法点燃。
所以戚继光所制定的战术呢，仅仅就是把火器的应用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里面，仅仅是作为协同作战的一个补充的武器。名将于大由曾经提出过一个想法。他说，你看倭寇，虽然来自于海上，但事实上，他们是更擅长陆战的，水战水平反而很低。他主张呢？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利用战船和火炮，把倭寇歼灭在海上呢？就根本不让他们有登陆的机会。所以他提出，他说把陆军军费的一半用来配备水师，他亲自率领闽广大船数百艘，兵数万来出击倭寇，但是这一提议并没有得到政府的批准。
所以他最后壮志未酬，含恨而死于大。也就他本人，他没有理解他的提议所涉及的问题，又引起的后果已经远远超出了军备的问题，而牵扯到了政治。他的要求如果一旦成为事实，这需要整个大明帝国的军事体制、政治体制、文武的平衡、行政的效率为此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现代化的军事思想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是断然不能相容的，要不就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的组织，而日益的精确和严密；要不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去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所以于大由整整一生也没有等来这种改变。那我们今天来看，他等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这种改变要等到整整280多年之后的洋务运动时期才能够看到那么一丝丝的曙光。相形之下，戚继光的方案呢，就非常的现实。戚继光，他私德并不完美，甚至有很多污点，比如说他不节俭，他受贿，他也行贿，但是他具有可贵的清醒的现实感。在抗倭战争当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他不是在理想中把事情做到至善至美的匠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从来不去触动国家的体制。他只做自己职责范围内所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非常清醒地认识到，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不可以极端地强调军事后勤的效率，你也不要去提倡技术的发展，你也不要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戚继光在隆庆二年的时候，他调任冀州，并且任职长达15年之久。冀州是华北九镇之一。他的防区是北京和东北一带，文官集团全部都输读史书。他们知道，如果说让一个将领手握重兵在荆棘聚守，他经常会造成一个朝代的终结。
所以戚继光改进五倍的一切努力，他必然都会受到重重的阻力。但是戚继光遇到了本朝第一政治家张居正。将军正在入阁之初，本来就有重整军队的雄心。而冀州又是最能吸引他注意力的一个军区，所以张居正对戚君王本人是极度的信任的。他既然无法赋予戚继光统筹整个军区的权利，他又找到了另外一种办法，那就是把冀州军区内所有的其他高级将领都去调往其他的镇，其他的军区，这样就不会遇事撤肘了。而且凡是故意和戚继光为难的文官，后来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陆续调迁到其他地方去。
最初，戚继光建议把北方各镇的十万名士兵交给他训练三年，但是因为这个计划太大了，所以没能实现。但是政府批准了他的另外一项建议，那就是把浙江所训练的一部分士兵调至冀州作为全军的核心。倭寇用严密的小规模的战术配合作战。戚继光就用倭寇的方法来打败倭寇。但是蒙古人利用骑兵及绝对冲锋，用迅猛的力量和气势来压倒对手。那戚继光呢，就决定用中原的方法来打败蒙古人。
他把水田版的鸳鸯阵，继成了草原版的鸳鸯阵。面对蒙古军强悍的骑兵出击，戚继光在草原版的鸳鸯阵上，他加上了新的配置，一个混乘旅，有骑兵三千人，有步兵四千人，有重战车128辆，有轻战车216辆。战车上装有弗朗基轻炮，混乘旅有的时候还会携带重达一千斤的大将军重炮。鸳将镇随着战车而推进，藤海手匍匐前进，负责砍断敌人的马蹄，长枪手呢，负责枪挑敌军，让他落马。
然后逐制的王显已经升级为铁制，既然骑兵并不是我们中原军队所擅长的，那就让骑兵只负责迟滞敌人的进攻。然后呢，让整个战车有充裕的时间来展开战斗队形。当敌军逼近的时候，骑兵立马就退入到战车的阵地当中来。来犯的大量骑兵进入到火器射程，比如说250尺的时候，火器齐发，大规模的杀伤敌军。然后步兵从战车之后冲出来杀敌。等到敌人的攻势被错队形混乱之后，骑兵再从车后面去整队出来，然后再进行出击。
这样的一种经过精心研究而形成的战术呢，因为不久之后，明朝就和蒙古人和解了，所以并没有产生严格的实战上的考验，也没有对军事史上发生决定性的影响。但从纯粹的军事的角度来讲，这多少是有些遗憾的。明朝和蒙古和解之后，和平能持续多久，没有把握，谁都不知道。那主战派呢，就主张大规模的出动，出击彻底消灭蒙古人的攻击力量，但是张居正立马就把这个建议给否定了。
张居正并不是没有雄心，只是他清楚地看到了戚继光在冀州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北兵和南兵的掺杂。北兵对南兵这种根深蒂固的敌意，事实上让戚继光很难组织大规模的主动出击。所以他在给戚继光的信上说，季闻无事则足下之事。事实上，戚继光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支持和选择的自由的话，他一定以他的性格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攻势，创造那种流动性的战术。
但是他收到张居正的信之后，他立马心领神会，他一点抱怨都没有，立马转而去提议修筑长城。在开国大将徐达所修筑的长城的基础上，增加空心堡垒，全部升级改造。这个作为一代卓越的将领，第一流的锦鲤，第一流的组织家，第一流的工程建筑师，以及怀揣远大理想，但是又极端面对现实的男人的一生，他会让你不禁去幻想，1840年鸦片战争的时候，两万名近代化的英军，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杀气腾腾，但仍在农业社会的明朝初期，面对的是一个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一批像戚继光一般的中国的天才将领们，那战争的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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