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赵鼎二度拜相后的植党行径很快引起了高宗的反感，为制约赵鼎，平衡各方势力，高宗开始物色次相，并很快确定这一人选为秦桧。
秦桧再相
秦桧在绍兴六年(1136)八月与孟庾同任行宫留守，同年十二月受张浚引荐重返朝堂。与日益边缘的孟庾相反，此后秦桧一步步重返权力中心。绍兴七年(1137)正月，秦桧被除授枢密使。同年九月张浚罢相。赵鼎复相后，对朝堂人事进行了大范围变更，张浚所引荐的秦桧，却安居枢密使，未受波及。
此前不为赵鼎所喜的秦桧，何以能在赵鼎重返相位后未受清洗，反而逐渐与其分庭抗礼?
白晓霞指出，正是秦桧“机穿深险，外和而中异”的性格，对赵鼎言听计从的表演，使得秦桧爬上了相位。但这似乎只是表像，如作者文中所说，高宗是处理大臣矛盾最终的仲裁者，高宗的认可，才是秦桧拜相的真正原因。张浚去位之际，高宗曾向他询问替代者，张浚不答，高宗遂直言“秦桧何如?”可见高宗心中接替张浚的第一人选实是秦桧，出乎高宗意料的是，张浚立马否决，称“近与共事，始知其暗”，随后高宗提出“然则用赵鼎?”张浚予以了默认。
张浚宁可让政敌赵鼎，而非自己引荐的秦桧复相，并直言秦桧之暗，根源在于，张浚与赵鼎虽在具体方略上颇有歧异，但都对金主战。而张浚在与秦桧共事后逐渐发现，秦桧在对金路线上，与靖康之难中表现出的忠贞有节大相径庭，这让张浚感到所托非人。
但高宗此时最大的心愿，就是与金媾和。淮西兵变以后，高宗对积极的军事行动产生怀疑，对将军们充满不信任，进而将收兵权视为需要解决的首要课题。对金主和的秦桧，在高宗心目中自然水涨船高。
张浚罢相后，他此前所任用的执政张守、陈与义和秦桧乞罢，高宗皆许其去，而独留秦桧。高宗释放出的政治信号如此明确，赵鼎自然不能对秦桧轻举妄动。此后秦桧拜相也是出于高宗之意，赵鼎充其量不过是顺水推舟。
事在绍兴八年(1138)三月六日，是日宰相赵鼎留身奏事之时，高宗突然问赵鼎：“堂中必无异议者。”随后又问：“秦桧又在枢府，莫怀怨望否?”高宗话中前一问，似有暗责赵鼎分朋植党，排斥异己之意，后一问则有相秦之意。
电影中的《秦桧》
赵鼎对于高宗的引而不发也是心领神会，遂回答高宗：“桧，大臣，必不尔，然用之在陛下尔。况自有阙。”于是高宗当夜即命翰林院锁院，起草秦桧拜相之制。
综上可见，赵鼎拜相后，秦桧的留枢与此后的拜相，均出自高宗之意，赵鼎在其中未置可否。而高宗进用秦桧，一则秦桧对金主和，与高宗心意相合。二则在高宗眼中赵鼎已有植党擅权之迹，高宗欲破赵鼎之朋党，便不能不支持秦桧对这一势力进行打击。
孟庾与秦桧的关系
秦桧拜相以后，“金人有许和之议，上与宰相议。赵鼎坚执不可讲和之说，秦桧意欲讲和。”随后二人就是否与金人讲和，各引党羽展开激烈争斗。到同年十月，赵鼎被罢相，此后赵鼎一系的刘大中、张戒、吕本中、张九成等人也被先后罢免。
这场争斗也从开始的秦桧、赵鼎之争，演化成了秦桧、高宗与整个主战派之争。朝堂内外官员纷纷就和战之说，站队表态，孟庾作为前执政，在这场和战之争中并未站在高宗与秦桧的对立面。于是在赵鼎罢相后不久，高宗重新召用孟庾。
秦桧以勾龙如渊出任御史中丞，目的是让其打击反对和议的政敌，“先是，桧力主和，执政、侍从及内外诸臣皆以为非是，多上书谏止者，桧患之。孟庾并非和议的反对者，否则高宗不会准备召用他，孟庾在日后也不会同意前往金人归还的河南任职。然则何以勾龙如渊要破坏孟庾的人事任命?
首先是孟庾与秦桧的关系并不融洽。在绍兴二年(1132)吕颐浩与秦桧的党争中，孟庾是吕颐浩阵营的重要成员，以史书记载中秦桧睚眦必报的性格，自己得势后自然不会让孟庾得到重用。
虽然绍兴六年(1136)时，秦桧曾在上书中称赞孟庾，“至于留司职事，孟庾有已试之效，其人详练慎密，欲望圣明特加财察”，但秦桧此话醉翁之意过于明显，是为了让孟庾一人担任留守，以便自己能够扈从高宗左右，故而夸赞孟庾很难说是出自真心。
孟庾与秦桧前有党争积怨，后有争权粗語。秦桧得势后阻止孟庾重返朝堂也就可以理解。而秦桧阻挠高宗召还孟庾，还有一层缘由，即高宗召还孟庾是准备命其出使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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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秦桧第二次任相(绍兴八年)，南宋所遣使节多与秦桧有关联，或为僚属，或为同乡，或为同党，或为亲戚，秦桧利用他们控制了对金外交。在宋金和议即将达成的关键时刻，让孟庾这样一位前政敌坐享其成，这是秦桧不能接受的。
最后，勾龙如渊论孟庾只是一个引子，其最终目的是借题发挥，继续打击赵鼎一系的官员。勾龙如渊在论孟庾“已试罔功，难以更加器使”之时，似乎再度语涉赵鼎结党之事，引得高宗厉声质问“在朝莫更有小人?”
勾龙如渊于是顺势继续抨击赵鼎、王庶、刘大中三位已罢官的赵鼎集团前宰执。高宗并不满意这一回答，追问为何不论在朝小人，勾龙如渊称，如今公论认为，罢免王庶和召用孟庾是“一解不如一解”，故而此次只论孟庾，“以正今日公论”，
“其他一一容臣为陛下别白之”。秦桧和勾龙如渊显然达到了目的，孟庾外放严州数日后，在勾龙如渊一一别白之下，刘大中、王庶先后被落职。
任职险境
孟庾外放严州后不久，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二十八日，宋相秦桧在行在使馆迎取金国国书，宋金和议正式达成。次年正月五日，宋廷派遣大臣充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前往金国履行和约事项。这一人选高宗原本属意孟庾，此时改由王伦充任。
绍兴九年(1139)三月十六日，王伦与金人交割地界完毕，金国官兵撤往河北。随后宋廷下诏，“分河南为三路：京畿路治东京，河南府路治西京，应天府路治南京，以帅臣兼留守，三路各置漕臣一员，兼提刑”四。
依宋廷此前大赦天下时的承诺，各路原先由伪齐和金国任命的州县官员继续留任，宋廷只需选派数位留守与漕臣前去接收疆土。不过这一过程却大费周折，因为许多官员并不愿赴新复疆土任职。
当时朝中主流观点是，“金人残破中原，肆为荼毒，交兵累年，未见宁息。今者无故割新黄河河南之地与我，岂无意哉?”认为金人将河南之地还予宋方，很有可能是金人“将欲取之，必固与之”的引蛇出洞之计。朝廷若是中计，“以二十万兵宿于远饷无用之地，假以岁月，焉得不自困弊?”
为预防金人毁约，也为了平息朝议，高宗随后采取了多种措施。一是新复疆土财政自理，朝廷不移用东南财赋支援，“河南新复境土，所命守臣，专在拊循遗民，劝课农桑，各使因其地以食，因其人以守，不可移东南之财力，虚内以事外也。”
二是河南之地不以重兵设防，“朕今日和议，盖欲消兵使百姓安业，留司岂用多兵，但得二三千人弹压内寇足矣，至如钱粮，亦只据所入课利，养赡官兵。”
高宗的这些举措无益于改变和议不可恃的朝议，却使官员更加视任职河南为畏途，许多被派往河南的官员都推辞不就。如京畿都转运使这一差遣，朝廷先以原两浙转运副使吴革充任，同时以刑部员外郎张柄为京畿路提点刑狱公事，结果二人都拒绝上任，“革、柄不行”。
于是朝廷改以“知西外宗正事赵子滇为京畿都转运使，代吴革也”。谁知赵子滇也拒绝上任，“子滇入见不果行”。
朝廷又改命提举江州太平观李迨为京畿都转运使，速行，不然必重作行遣，虽与朕有潜藩之旧，不得而私也”，李迨无奈，只能“皇恐就道”。在高宗的威胁恐吓下，京畿都转运使的人选才得以解决。
高宗还希望挑选一位“夙德素望”的大臣主持陕西军政。最初拟定元老重臣吕颐浩，但吕颐浩对宋金和议本就持保留态度，“谓金人无故归地，其必有意”，加以老病缠身，“以疾不能见”，高宗只得作罢。
《林泉野记》则记载，“秦桧以宿憾，除为西京留守，置之危地，颐浩感愤成疾”。这则记载中，关于秦桧动机的说法不足为信，但将官员派往新复疆土，是意图将其“置之危地”，则体现了时人的普遍看法。最终高宗只能改以武将刘光世为陕西宣抚使。
三京留守中，除东京留守早早定以宋金和议的使者王伦担任外，西京留守和南京留守的人选也迟迟未决。盖因留守官位较为尊崇，需由官资差可匹配者担任。但朝中高官，如吕颐浩般认为和议不可靠者，自然不愿前往。
吕颐浩
而秦桧一党，显然更愿意在朝为官，而不是凋敝残破且远离行在的旧都。一筹莫展之际，高宗再度想到了数月前被弃用的孟庾。
绍兴九年(1139)四月十五日，朝廷下诏，以观文殿学士孟庾为河南路安抚使兼知河南府、充西京留守，资政殿学士致仕路允迪为应天府路安抚使兼知应天府、充南京留守。两人均为前执政官，其中孟庾久被闲置，路允迪则在绍兴元年(1131)十二月就已致仕。
在宋代，已经致仕的官员复出授予原职或新职，称为落致仕，其正面功能主要是满足朝廷用人之急需，让落致仕复出的官员在关键时期起关键作用，对于人尽其才、稳定政权有一定的助益。
以久已致仕的老臣和久被闲置的失势官员充任留守，确可算是人尽其用，但也一定程度上反应出朝廷无人可用的窘境。
孟庾和路允迪没有推辞任命，二人可能有借此博取仕途转机的考虑，但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在满朝避之唯恐不及的氛围中，二人义无反顾地接受了任命，在高宗眼中，这确是公忠体国的表现。
故而虽然孟庾和路允迪此后在金人毁约南侵时纳城而降，高宗仍在十余年后追复了他们的官职。
绍兴十年(1140)初，东京留守司的军队仍是仅能维持治安的二三千人规模。五月，金军兵分四路南下，其中主帅宗弼“自将精兵十余万”直抵开封城下。慌乱间孟庾不知所措，统制官王滋则独自突围，成功返回杨沂中军中。
绍兴十年(1140)初，东京这里留守的军队仅剩下两三千人，这时候正处在金兵准备南下攻打时候。
五月时候，金兵精兵十余万兵临城下，孟庾当时真是手足无所，防也防不住，攻更没有希望，且在这么大规模的敌军围攻下根本也没有突围的可能，援兵也迟迟等不到，最终无奈之下，降了金兵。
留金与返宋
降金后的孟庾，最初并未受到宋廷的惩处，这是因为南宋朝廷正忙于应付前线战事，一时无暇处理失节降金的孟庾等人。到绍兴十年(1140)闰六月，在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地后，金军攻势渐颓，宋军主力开始在两淮与蜀口等战线与金军形成僵持之势，岳飞部更是从荆襄一线对河南展开反攻。
稳定住战场局势的南宋朝廷，开始追究丧地失节官员的罪责，以儆效尤。三京留守中，河南府路转运判官、权西京留守李利用因逃归邓州，并未降金，故而“诏释其罪”。东京留守孟庾和南京留守路允迪，“追见任官职，庾家属送漳州，允迪家属送全州，并居住”。
追夺官职等于是废为庶人，“追官或除名，比限敕到日取宣敕告身，令逐处当职官吏注毁”。居住法在宋代黜降官员的条法中，虽然轻于编管、羁管和安置法，但追官勒停责令居住也是居住法中较重的一类。
孟庾被追夺官职，同时对家属处以居住法，这样的惩处已算得上十分严厉。
孟庾受到这样的严惩也不为过，因为在降金以后，孟庾接受了金国委任的职事。绍兴十一年(1141)七月，南宋朝廷下诏，将路允迪家属量移至条件更好的衡州居住，其原因是路允迪家人申辩，“允迪不受金人职事，今被拘囚，与孟庾事体不同”。
可见孟庾供职金国之事，此时已是众所周知。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被迫，至此孟庾都已沦为南宋叛臣。
宋金在历经数次大战之后，双方力量对比趋于均衡，战争已非短时间内可分胜负，在双方都不能支撑长久战争的情况下，议和停战是必然的。
绍兴十一年(1141)九月，金人放还此前扣留的宋国使臣莫将、韩恕，宋高宗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敌有休兵之意尔”回，宋国随即两度派使往聘。同年十一月，金国遣还宋国使臣，让其带回“许以淮水为界，岁币银帛各二十五万匹两。
又欲割唐、邓二州”的议和条件，并派遣使者前往宋国审定可否，高宗“悉从其请，定议和盟誓”，双方基本达成和议框架。
宋金双方的和议誓表中，有“自来流移在南之人，经官陈说，愿自归者，更不禁止。孟庾此前已任金国职事，若是选择留于金国，至少能保荣华富贵，家人团聚。若是选择返还南宋，前程尽墨不说，还将终身遭人唾骂。
境遇与孟庾相似的南宋前右相杜充，此前被金人怀疑暗通南宋时直言，“元帅敢归江南，监军敢归江南，惟充不敢归也”。
按照常理，孟庾此前既已行差踏错，此时应当更倾向于一错到底。
但是孟庾并未突破自己的道德底线，他最终选择了返宋。这固然无法洗刷孟庾失节的污点，但至少能够证明，孟庾内心深处的民族气节尚未完全泯灭，他选择了返宋这条直面道德审判之路。
绍兴十二年(1142)五月，金人将孟庾和李正民、毕良史放还临安。在孟庾南还途中，金人搜查了他的随身行李，“发箧得其状稿”，孟庾在状稿中大概记载了一些旅金见闻，甚或秘辛之事，为此金人差点不让他归国，最终孟庾“应有书籍悉被夺留”后，方才得以脱身。
这也给我们留下了些许遗憾，若是这些文稿能够带回临安，或许能有只言片语留存后世，使我们得以一窥孟庾复杂的内心世界。
抵达临安后，孟庾在六月二十二日同李正民、毕良史一同上表待罪，称“不能死节，乞正典刑”，高宗并未再施惩戒，而是下诏“并令任便居住”。此后孟庾选择定居江南东路的信州，同年十一月，朝廷下诏将孟庾家属由漳州“移信州居住”。
孟庾与家人时隔数年后终得相聚。
孟庾再次出现于史书之中，已是绍兴二十六年(1156)。朝廷于该年正月下诏，解除对孟庾、路允迪家属的居住法，“令信州、广德军并放逐便”。而此时的孟庾，早已郁郁而终，卒年不详。
孟庾虽已盖棺，却未定论。绍兴二十七年(1157)五月十三日，朝廷又下诏，追复孟庾为端明殿学士、左宣奉大夫。
高宗绍兴元年(1131)到孝宗淳熙元年(1174)间，寄禄官复分左、右，文臣有出身人(进士出身)带“左”阶，无出身人带“右”阶，赃罪人既不带“左”，又不带“右”。孟庾所复寄禄官为左阶，表明他的身前罪责也被朝廷一概赦免。
孟庾被追复官职，得益于南宋朝局的变化。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左司谏凌哲请求追复大臣死于贬所者，“有负罪至死，越在异土者，未蒙检举施行。欲望特命大臣，量其原犯事因，条具以闻，取自圣裁，以次推行”。
凌哲的本意，是追复赵鼎、王庶等朝论指向的数人，但高宗借这一提议，授意宰相沈该、汤思退，“遂并取先得罪于国者而追复之”。
这次大规模的追复，一方面出于高宗在摈弃秦桧集团后，拉拢此前遭到秦桧排挤、打击官员的需要。另一方面，在凌哲建议下，高宗逐一审核了贬死大臣的卷宗，其间多有念及旧情，“朕追复旧臣之官，非必有功也，无有小大，咸洗濯之”。是以孟庾能在“既得归，废为民而死”十余年后，被追复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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