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众多历史学者的视角中，丁大全在政界初期的履历显得相当平凡，史书和现代学术著作中，对丁大全的描述和研究多集中在他掌权后的行为，而对他的早年经历和上位过程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事实上，丁大全的早年生涯及其拜相前的政坛轨迹，包含了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细节，他年轻时的官场沉浮与他在任相期间的施政方针及行动有着紧密的联系，对晚宋的政治局势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丁大全，生于南宋晚期，家在镇江府金坛县衮绣坊，其兄丁大仝是端平二年(1235年)的进士。
由于宋代及后世多将丁大全视为奸邪之臣，因此史书和笔记文集中关于他的生平记述主要聚焦于他掌权后的专横行为及不法之事，对他的发迹前的事迹及婚姻状况则较少涉及。
历史记载中提到丁大全为“戚里婢婿”，可见其妻出身社会底层，由此推断丁大全也出自普通家庭，并非出身于权贵之家。
从“调萧山尉”的记载可以看出，与那个时代通过科举中进士进入仕途的读书人不同，他在中进士之前，曾在地方任职。
据明代何乔远所著的《闽书》记载，在金榜题名之前，丁大全曾任宁德主簿，在祈雨百丈龙潭的过程中许愿，称“神龙有灵，吾后富贵，幸示显异”，祈祷后，“潭中遂露龙爪”，后来丁大全果真荣登宰辅之位，获得了权力与富贵。
为了报恩，他遂向理宗请示，封百丈龙潭的神龙为龙王。许愿之事虽然荒诞不经，但结合《宋史•丁大全传》关于丁大全考取进士之后被朝廷“调萧山尉”之事，则可知丁大全在中进士前曾经通过其他途径入仕，并在隶属于福州的宁德县（或长溪县）担任过主簿一职。
中进士之后，凭借自己获取的功名，丁大全得以调离原职，赴靠近行在临安府的绍兴府萧山县担任县尉一职，由此成为了史岩之的下属，并获得了他的青睐。对据墓志及地方志所记可知，史岩之曾于1240年、1242年两度担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
其中，第一次调任时，本是为避开在朝中担任宰相的兄长史嵩之，顺带填补前知府余天锡入朝后所留空缺，但尚未赴任就被调往江州担任知州，绍兴知府的空缺由蔡范填补；而第二次，他则在任两年五个月。
丁大全自1238年中进士、调萧山县尉之后，在萧山县任职的时间应是在四年以上，唯有如此，他才能有成为史岩之下属、并获得与其结识的机会。除了史岩之这条门路，任职萧山期间，丁大全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有及民之政”。
同时他充分利用了萧山县与临安府仅有一江之隔的地利优势，通过巴结深得理宗信任的宦官卢允升、董宋臣，获得了升职的机会，以大理司直的身份“添差”前往位于江南东路西南部的饶州出任通判，成为饶州一地名义上仅次于知州的官员。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他担任了浮梁县令、尚书茶盐所检阅江州分司、淮西某地知州(或知军)等地方官，亦曾入朝担任过太府寺簿(时间不明)、枢密院编修官(疑似宝祐二年)、右司谏(宝祐三年)。
直到宝祐四年(1256年)四月，丁大全被改任为殿中侍御史，正式获得对朝臣的纠察弹劾之权，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上位及专权时期。
步入御史台成为殿中侍御史，是丁大全入朝之后仕途的转折点。依靠着手头的权势，他一面以权谋私，同时加紧勾结宦官、后妃势力，试图夺取朝政大权，并借机跻身执政之列。
董宋臣
此时，朝中担任宰执之人是以军功和政绩入朝执掌权柄的老臣董槐；为了扳倒这位与吴潜一道“皆号贤相”的老臣，丁大全在试图与他结交共事未成之后，即一改担任右司谏时少言寡语的形象，利用到手弹劾之权，暗地里“日夜刻求(董)槐短”。
在朝堂之上则对董槐“累疏击之，辞极诋毁”，终于使得理宗下诏将董槐罢免，将他改任“观文殿大学士、提举临安府洞霄宫”;董槐任相，自宝祐三年(1255年)八月正式上台担任右丞相兼枢密使，至四年六月遭丁大全弹劾而被罢免，任职仅十个月。
下台之后，朝廷虽然对于董槐仍有加封赏赐，甚至于景定二年(1261年)对他“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抚大使”，但董槐却拒绝了朝廷的这一实职任命。由此可见，晚年的董槐已经失去了对于从政的兴趣，彻底沦为了政治看客，直到去世，他也未能再次出任实权官职。
董槐下台之后，七月乙卯(二十六)，理宗以“程元凤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蔡抗(即蔡杭)参知政事，张磷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回，组成了新的执政团队。丁大全未达到掌权执政的目的，因而只得选择继续等待时机。
十一月，他被皇帝改任为左谏议大夫，“太学六君子”案完结之后，旋即“进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封丹阳郡侯”回；由此，他离开了经营已久的台谏机构，升迁进入朝廷中枢。
此后，丁大全再度获得皇帝提拔，得以在宝祐五年升任为“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次年正月则正式出任参知政事，可谓是一路官运亨通，地位扶摇直上；身为宰执的程元凤无力阻拦其上位，只能挂冠而去。
蔡杭，字仲节，号久轩
宝祐六年四月丁未，理宗下旨“以丁大全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爵位则由丹阳郡侯升为“丹阳郡开国公”;丁大全历经二十载，终于爬上了宰执高位，实现了封公拜相的梦想。
时人痛恨丁大全勾结同党及后宫、阉竖势力专权祸国，将其与佞臣马天骥、宦官董宋臣、理宗宠妃阎贵妃四人并称，指斥此四人的专权及相互勾连为“阎马丁当(董)，国势将亡”，或以其恩将仇报、夺取程元凤相位之事及“斥辱士大夫、聚群小、培敛苛急如沸”的贪婪夺权之举而将其当成“佯狂衣冠、举动皆怪”之徒，进而视之为“丁风”。
程元凤
丁大全担任宰执的时间，仅为一年六个月。在任期间，丁大全“压制反对言论，排斥忠良、任用溜须拍马之徒为封疆大吏”回，意图巩固自身权势，抵御朝野对其政权的猛烈抨击。
对于来自下层的士人，丁大全则“讳言边事”，意在扼杀潜在的反对者，不予其“妄议朝政”的机会。然而，在宋末的军事体制之下，这种近乎逃避现实的执政策略并非合适之举，亦无法有效面对来自内外的压力。
开庆元年(1259年)九月，丁大全的同党、负责长江中游沿线防务的沿江制置副使兼江州知州袁瑜“逮系渔湖土豪，督促输钱甚急”，因此激起了渔民的强烈愤慨。为了报复袁瑜，渔民们“尽以鱼舟济北来之兵”;借助渔舟，蒙古军于黄州沙武口顺利渡江，进入江南地界。
消息被贾似道奏报于朝廷，随即“中外震动”，反对丁大全的各方势力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以前宰执吴潜为首的倒丁势力趁势而起，纷纷弹劾丁大全一党，丁大全以“误国欺君”的罪名被罢相，袁瑜亦被夺官贬斥。
罢相之后，丁大全走入了人生低谷，在吴潜、贾似道两任宰执的打击下，他被一贬再贬，甚至还被扣上“阴造弓矢，将通蛮为不轨”的罪名；最终，在被押解前往新流放地(某海岛)的路上，丁大全于藤州水上被负责押解的将官毕迁“挤之于水而死”，他的一生就此结束。
纵观丁大全一生所走过的路，可以发现，在他的仕途上充满着投机与权谋。与理宗时期的大多数宰执不同，在担任宰执之前，丁大全并无尺寸军功，政绩亦是乏善可陈。
贾似道
作为宰执，他的执政之路短暂而又无所作为，面对来自前线的军事危机，他无能为力，面对反对势力，缺乏根基的他难以抵御来自朝野内外的反对力量的抨击，只能被动接受落官去职的命运。
而从另一层面来说，丁大全亦可算是宋末下层士人通过自身能力向上层社会流动的典型代表。他出身低微，凭借才华考取功名，并获得史岩之的赏识；在官场上，则凭借人际关系和对朝廷内部权力网络的把控，得以步步升迁，直至登上宰辅之位。
他的经历，既是宋末那些投机官场之士终其一生醉心功名利禄的缩影，同样，也是晚宋时期士风日下的体现；作为宋末这一时期的产物，他无法逃脱时代的束缚。
因此，只能选择适应当时的时代环境，将投机政治和肆意揽权作为自身生存于官场的手段，最终塑造了自身形象，并以奸臣之名为后世所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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