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一剑视野
作者丨一剑
历史是由谁创造的？有两种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历史由英雄人物创造，普通大众只是随波逐流。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历史由人民群众创造，英雄人物不过是时势所造。
这两种看法都不全面，都是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
其实，历史的进程糅杂着必然和偶然，酝酿已久和瞬间爆发互相交织，很难分清界限。
大多数的历史事件并不是由某位人物精心策划、按部实施的，反而经常是被某个小人物偶然无意点燃了导火索，然后迅速演变成燎原之势，从而改变和影响了历史。
这样的小人物，比比皆是，却很少在史书上留下他们的生平。
因为，历史总是胜利者写就，小人物们引发事件之后通常被淹没在大潮中，或被害、或被忘。
著史者当然是要突出讴歌王侯将相的辉煌，哪里愿意为小人物竖碑立传。
今天我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小人物，他藉籍无名，虽为中国人，但在国内知道他名字的人都是寥寥无几。
他出身卑微、生命短暂，从没做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也无纵论天下的才华。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农民。
中国是一个传统农业国家，几千年来中国人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耕种。
封建统治者在农民头上加诸了极为沉重的苛捐杂税，农民用世世代代的辛苦劳作来供养封建统治者，历朝历代，没有任何不同。
中国的历史是一部老百姓受难的历史。中国人很苦，中国的农民更苦！
新中国成立以后，农民第一次被分配到了土地。
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大幅度提高，农民看到了曙光。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民负担依旧很重。
除了传统的农业税之外，各级政府的提留、“三统五统”，名目繁多。
再加上，有些基层组织和干部无视法律法规，在执行国家政策时严重走样。
对待农民简单粗暴，飞扬跋扈，甚至说他们横征暴敛也不为过。
那时候的农村，墙上经常会刷着这样瘆人的标语：
“上吊给绳、喝药给瓶”、“宁肯血流成河、不能超生一个”、“通不通，三分钟；再不通，龙卷风”......
中国的农民，普遍具有极为坚韧的忍耐力和逆来顺受的生存哲学。
压力再大、负担再重，他们都会咬牙默默坚持。
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以前吃不饱饭、穿不起衣，现在生存条件起码好了很多，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呢？
但，本文的主人公并不这样想。
江西省丰城市，是隶属于宜春市管辖的县级市。
在“一座叫春的城市”这句著名的宣传词还没有被发明之前，毫无名气，毫无特色，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县城。
周怀林，就是丰城市的一个农民。
他的出生年月已不可考，网上也没有留存他的任何资料。
周怀林虽是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并不是文盲。他上过几天学，能读书写字。
更关键的是，他骨子里有一股不盲从、能思考、认死理的劲头。
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着当地政府给农民加了太多不应有的税费，学习过国家政策的周怀林认为这不公平。
明明国家政策不是这样规定的，地方政府却层层加码、歪解政策，导致农民身上的负担太沉、太重，步履维艰，十分辛苦。
1999年，认准了这个理的周怀林自费收集和打印了有关的政策，向周边的农民广为散发，并向他们讲解有关的内容和道理，鼓励他们抵制不合理不合法的征收。
有这样一个人带头，许多不明就里的农民搞清楚了原由，开始抵触当地政府。
很快，“首恶分子”周怀林便被当地政府带走，送进了“学习班”。
两天之后，即传出周怀林的死讯。
悲痛万分的死者家属一共50多人，齐聚乡政府讨要说法。乡政府对此置之不理，并强行驱散了他们。
中国的农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维系着种姓宗族，他们的凝聚力非常强大。
乡政府的粗暴行为激起了宗族的公愤，加上多年来他们所承受的经济负担和欺凌，乡民们的怒火被点燃。
他们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竟然多达几万人，一起包围了乡政府。
愤怒的乡民冲击并捣毁了乡政府大院，把没来得及逃跑的乡长和另一名工作人员从二楼扔下去，摔成重伤。
群情激愤之下，乡民们失去了理智。他们挖了个大坑，又把这两人活埋了。
闻讯赶来的派出所所长和一名民警，被乡民们活活打死，派出所所长的尸体被挂在了树上。
侥幸逃脱的是乡党委书记，他乘坐别人的摩托车跑到了县城，向上级报告了情况。
震惊万分的省市县三级政府立即调派了几万名警力进驻丰城，在抓了几个带头的人之后，事件逐渐平息。
事情很快被报告给了中央，1999年8月31日，国务院召开紧急电视电话会议，要求乡镇两级的干部必须全部参加。
有关领导做了重要讲话，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停止以强制手段征收农民的税费和各种附加。
长期以来，基层的野蛮征收行为已经导致了多起悲剧性事件的发生。不少农民因为不堪重负，被迫以极端的方式结束生命。
但是，如周怀林这样最终演变成重大群体性事件的，还是首次。
为解决这一社会性问题，中央政府于次年开始在周怀林的故乡江西省试点减免农业税。
2004年，试点推广到更多的省份。
2006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取消农业税。
农业税是国家对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税，俗称“公粮”。
农业税，中国过去称田赋，西方国家称地租税或土地税。
在封建社会，农业是最主要的生产部门，是封建制国家最主要的税收，是财政收入的主体。
种田交税，历来好像是天经地义的事。
以农业税为载体，又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
进入新世纪，中国取消了这一延续几千年的税种，改变了历史。
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开始得到改变。
客观讲，取消农业税绝不只是周怀林之死这一个原因所致，它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这是中央政府综合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情况，所做出的重大改革举措。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周怀林作为一个小人物，在一个偶然的时间点，以自己的死点燃了改革的引线。
也许他只是促使改革提前了一段时间，也许他是压垮骆驼的一根稻草。
不管怎样，哪怕只是为中国的农民减轻了一天的负担，周怀林的生命都会显得无比伟岸、崇高、光辉。
因为，中国有8亿农民！再微小的利益，加在一起也是巨量。
周怀林事件还告诉了他们，只有抗争，才会有收获。
就是这样的普通人，在宏大的历史背景下，无意中完成了历史使命，把自己的名字和一项载入史册的宏伟壮举联系在一起。
虽然，很多人并不知道他。虽然，他被有意无意地沉没在史海深处，等待后人打捞出锈迹斑驳的遗骸。
周怀林生前绝不会想到，自己会以这样的方式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物。
而在那次事件中被打死的几名基层工作人员，则成了历史悲剧的注脚。
同样是丢掉生命，他们却是另一种意义——虽然他们未必都是恶行的亲手实施者。
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如今的农村，已经是新农村。农民不但不再需要种地交公粮，还可以把土地出租以收取租金。
土地成为资源，可以流转，坐在家里就能收钱，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想都不敢想的事。
我没有去过丰城，我也不知道周怀林究竟是哪个乡、哪个村的人，不知道他葬于何处。
由于没有实地调查，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官方也缺乏报道，甚至连是否真存在周怀林这个人我都不敢确定。
但是，丰城的那次群体性事件以及后来的国务院专题会议确实是真实发生的。
无论是不是由周怀林引发，总之都是平日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们于沉默中爆发所导致，他们都是“周怀林”。
如果读者朋友里面有当地人，了解有关情况，请在文章下方留言或通过后台私信不吝赐教，在此表示感谢。
一个国家是由无数的小人物和个别的大人物组成的，没有小人物，大人物就是孤家寡人。
他不但创造不了历史，而且连自己都养不活。
大人物决定历史的走向，小人物体现历史的真实。
很多的历史内容都由那些不知名者填充，他们一个下意识的动作、一件不经意的小事，可能就会加快历史的进程。
大学生孙志刚用生命换来了《收容遣返条例》的废除，农民周怀林用生命加速了农业税的取消。
他们比某些被史书粉饰得很光鲜的所谓大人物，更值得后人纪念、感激。社会每前进一小步，都需要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之于他们而言，以这样的方式结束生命比平凡庸碌地度过一生，会使生命显得更加有意义，会让更多的人记住他们的名字。
但是，我希望再也不要有人获得这样的人生意义！
老百姓的一生，衣食无忧、风雨无碍、安居乐业、平安喜乐，才是最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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