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血战，两千对两万，董振堂左手打光子弹，右手开枪自尽|冯玉祥|孙连仲|红四方面军|董振堂|赵博生

1935年3月的一天，山道旁边一个废弃的草棚里，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妇女惨叫，还有几个女同志在那进进出出、忙忙碌碌，不时传出焦急地话语。

“这是难产啊，偏偏这个时候，咋弄啊？”

“别瞎说。慧清啊，你忍着点哈，慢慢来！”

原来是红军中央纵队妇女队的一名叫陈慧清的产妇遇到了难产，疼得在临时铺设的草垫上打滚嘶喊。此时的中央红军刚刚经过四渡赤水，正准备北上彻底突破国民党军的包围。在争分夺秒地穿过一道山口时，因为走得急，紧张的陈慧清产期提前了。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哪里去找医护人员？同事们只好把她抬到路边的一处草棚里，期待她在追兵到来之前能把孩子生下来。

棚外站着的是妇女队临时队长董必武，他比谁都知道时间的紧急，但战友和孩子也是宝贵的生命。他回头对警卫员说：“你去后面告诉董振堂，这里要生孩子，请他再把敌人顶一会！”

刚刚在赤水河边阻击完敌人，正准备撤退的董振堂听到警卫员的传话，明显犹豫了一下。身为一个军团之长的他深知，敌人的援军马上就要到来，再继续留在后面阻击会很危险，意味着他的战士们可能要付出更大的牺牲。现在怎么抉择？天平的一边是孕妇和孩子，另一边是更多战士的性命，指挥过千军万马的红军统帅一时也给难住了。

但他没有犹豫多久，很快定下了决心：红军的精神就是为民请命、救死扶伤，这个时候救命最重要！

他对警卫员说：“你回复董老，让他放心，我会拖住敌人！”

他又叫来39团团长吴克华，下达命令：“前面有个女同志生孩子，你去后面把敌人顶住！”

吴克华疑惑地问：“顶到什么时候？”

董振堂说：“什么时候孩子生下来，什么时候撤退！”

就这样，董振堂指挥吴克华在赤水河边又阻挡了敌人2个多小时，让陈慧清顺利把孩子生了出来。这期间红五军团一度陷入险境，源源不断地追兵到来，并发动了几次猛攻，我们又牺牲了不少战士。

为此，有不少的红军战士对陈慧清颇有微词，以冷目相对。董振堂特意集合他们进行训斥：“这样对待同志的态度很不好，我们流血革命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人民群众和孩子们吗？”

这就是董振堂，一个有血有肉、为国为民的革命者，他就是我要介绍的“红军牺牲的十大猛将”中的第九位，也是职位最高的一位。

革命前的彪悍人生

董振堂，1895年12月出生在一个河北普通的农民家庭，15岁就娶了一个大他一岁的农村媳妇，他一边养家一边读书，22岁开始入伍当兵，并两次进入保定军官学校进修，过早的成熟使他学习很刻苦，取了优异的考核成绩。1922年，他跟后来的抗日名将、共产党员何基沣一起进入西北军阀冯玉祥的部队当见习军官，从此开启了在国民军一路升迁的从军旅程。

由于炮兵技术过硬，他很快由炮兵教导队大队长、陆炮营营长一路升到工兵团团长，并在1924年跟随冯玉祥参加了第二次直奉战争和北京政变，一举推翻了贿选总统曹锟的统治，促进了民权运动的发展，随后编入国民军第一军。

1926年，董振堂升任12旅旅长，9月，跟着冯玉祥在内蒙古五原誓师响应北伐。1927年，他很快又升任36师师长，7月率部讨伐直系军阀吴佩孚，打得吴佩孚带着小老婆仓皇而逃，11月又在豫北卫辉城击败奉系军阀孙殿英部。

1928年春，董振堂率部在安阳一带与奉军激战3个月，付出惨重代价后终于彻底击溃奉军。

1930年夏，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发起讨蒋战役，已调任13师师长的董振堂率部冒雨驰援亳州，激战7昼夜终于击退强敌，解了亳州之围，由此更讨冯玉祥的喜爱，专门通令嘉奖。

中原大战以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的失败而告终，董振堂被迫退守到黄河北岸，并在这里认识了中共党员刘振亚。见到刘振亚不一样的谈吐和气质，董振堂甚是喜欢，就把他留在自己身边任参谋。刘振亚经常跟董振堂宣扬一些无产阶级革命理论，使他很受震动，从此思想上开始出现转变。

冯玉祥战败后，他的十三太保之一孙连仲被蒋介石用金钱收买，西北军残部被改编为26路军统归孙连仲指挥，董振堂部亦被缩编为15师73旅，他降为旅长。

但这个26路军很不受蒋介石待见，不但削减供给，而且想着法子让他们当炮灰。1931年，26路军被调到江西去“围剿”红军，引起了部队官兵的普遍不满，从而导致了后面董振堂率部转投红军的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

26路军大都是北方人，不愿意跑到南方给蒋介石卖命。军列行至孙氏店车站时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董振堂他们旅一名叫郭道培的团长，竟然带着自己的士兵私下扒毁了前面的铁路，意图阻止军车前往江西。蒋介石闻讯后勃然大怒，以停发军饷相威胁，26路军无奈还是被强拉到了南方。

到了江西后，26军负责驻守“剿共”最前沿的宁都。部队士兵很快便水土不服，很多人染上了恶性的疟疾和痢疾，而蒋介石对此不管不问，致使部队缺医少药，几个月时间内，有上千人病死，官兵更加怨声载道，不满的情绪迅速滋长。

我党在26军中的地下组织刘振亚他们看到了机会，趁势开展活动，在军中发展党员，进行政治宣传，很快赢得了包括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旅长董振堂在内的广大官兵的支持，起义的条件逐渐成熟。

1931年12月上旬，董振堂、赵博生、刘振亚、李青云等秘密召开会议，商量部队起义事宜，董振堂说：“蒋介石现在一不给我们军饷，二不给我们药品。这个鬼地方雨多潮湿，官兵跑肚拉稀，病亡严重，士气低落，却还让我们跟红军拼命。再不能这样耗下去，目前只有一条路，就是拉出去投靠红军！”会议决定于本月中下旬传檄起义，转进苏区。

不料，此时南昌地下党的一个联络点被特务破坏，宁都26路军有我共产党员的重要文件落入敌手，蒋介石急令南昌行营派人去26路军抓捕刘振亚、袁汉澄、王铭五等共党份子。万幸，当时孙连仲去上海治牙未归，南昌行营转发的“电令”落入26路军参谋长赵博生的手里。

情况紧急，12月14日董振堂连夜召开会议，当即发布命令：“今晚就开始行动，警卫连和学兵连加强城门警戒，对城内实施巡逻戒严，其他人集合准备到红军那边去……”

15日上午9时，26路军17000余人在参谋长赵博生、73旅旅长董振堂、74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汇集在宁都东南高塔下，他们摘下国民党帽徽和胸章，撕碎青天白日旗，董振堂振臂高呼：“从今天开始我们属于红军了！”起义部队欢声雷动，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中央苏区。

进入苏区后，起义部队受到了苏区老百姓的热烈欢迎，沿途端茶送水，并敲锣打鼓进行慰问，路边高悬大红的标语：“欢迎二十六路参加红军”！同时，苏维埃政府送来了大批肉蛋、蔬菜和粮食。26路军的官兵何曾受到过老百姓这样的爱戴，纷纷激动得热泪盈眶，感动地说：“这一步我们是走对了！”再无任何顾虑。部队随后开到秋溪、龙岗、横江一带进行整编整训。

革命后的战斗生涯

起义后的26路军，由毛泽东、朱德亲笔签发命令，整体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委，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13军军长，赵博生任参谋长兼14军军长（赵已于起义之前秘密入党），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在部队整训过程中，董振堂多次向红军派来的政治干部虚心请教，如饥似渴地学习共产党理论书籍，思想觉悟提高的很快，不久即转变为一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1932年3月，经何长工介绍，董振堂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后，13军与红3军合编成立新的红五军团，董振堂提升为红五军团军团长，隶属红一方面军。1932年6月下旬，为打破南路“剿匪”总司令陈济棠部对中央苏区的威胁，红一方面军发动了历史上有名的水口大战，3个军团一起对集结在赣州附近水口圩南岸13个团的广东军阀部队展开猛攻。前期，红三军团与敌激战许久未果，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接过主攻重任。他在仔细研究了战场形势之后，将部队分成四路对敌进行围攻。他以身示范，脱掉外衣，高挽衣袖，令战士们一手拿驳壳枪，一手拿大刀，勇猛地冲向敌军，粤军士兵哪里见过这样不要命的，稍一抵挡即迅速溃退。红五军团乘胜追击，打得敌人狼狈逃窜，余部很快退出赣州附近，此战共歼灭粤军3000多人。红五军团因此声名大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专门发来热情洋溢的贺电，革命群众向军团赠送锦旗，毛泽东、朱德还代表苏区政府向董振堂颁发了一级红旗勋章，要知道在当时这可是我党级别最高的勋章。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领导，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被迫离开瑞金开始长征，红五军团担任后卫掩护重任。红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以坚强的意志和极大的代价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被红军将士尊称为“铁流后卫”，后来在红军长征队伍里流传了这样一句话：“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五军团当后卫，守无不固。”

1935年1月，在红五军团的掩护下，中央红军艰难到达贵州遵义，并在此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由此重新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卓越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从而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开头的一幕就是发生在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河时的一段小插曲。

四渡赤水后，红五军团继续肩负后卫任务，在金沙江边绞车渡附近红军又被国民党军的一部缠住，五军团在渡口以南的石板河一带奉命阻击敌人，他们在缺弹少粮的情况下坚持了9天9夜，确保了了主力部队的顺利北渡。

1936年1月上旬，红五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33军合编为红5军，董振堂任军长，黄超任政委，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6月，红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在挫败了张国焘的伪中央后，两个方面军各部陆续开始北上，董振堂的红5军还是担任后卫。

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红军实力大增。中央和中革军委随即发布了宁夏战役计划，红5军编入西路军开始了西征之路，由此引发了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征途。

血战高台

1937年的元旦凌晨，河西走廊上的气温已是零下20多度，董振堂率领红5军两个团约2800多人顶着寒冷抵达了高台县城外。高台县位于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的蜂腰部位，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为西进新疆、北入蒙古的战略要冲，自古有“河西锁钥、五郡咽喉”之称。防守高台的是伪县长马鹤年和新组建约有1500多人的民团，兵力薄弱，战斗力低下。敌人正在忙着过新年，猝不及防之下，董振堂没费吹灰之力就顺利地占领了高台县，并俘虏了所有民团成员，马鹤年则闻讯逃出城去。

红5军占领县城后，当即展开政治宣传，向人民群众宣扬：“共产党是无产阶级革命者，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来打倒马家军、蒋介石的，是为老百姓翻身做主撑腰来了，大家要勇敢地站出来支持红军的革命行动！”并当众镇压了王庆春、王如久、王天佑等一批地主恶霸，两次开仓放粮赈济贫苦百姓，挨家挨户地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和群众政策，不顾天寒地冻帮助群众挑水、扫地等，大街上还贴满：“抗日救国”、“打倒蒋匪军、马家军”、“人民起来当主人”等标语，高台县城的老百姓无不欢欣鼓舞、额手称庆，很快与红军建立了密切关系。

1月4日，组织成立高台县贫民救济委员会，开始进一步发动群众、援救贫苦，与土豪劣绅展开斗争。1月5日，成立中华苏维埃高台县政府和抗日义勇军司令部，协助红军开展革命活动。可以说，董振堂开始组织的政治工作卓有成效，也为后面高台县城保卫战以及失利后部分红军指战员得到当地百姓冒险救护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高台县南靠祁连山，北依合黎山，黑河在城北从东南向西北横贯而过。县城区域方圆约有五里，城墙高约三丈，东西城门各建有城楼。西关外有财神楼，为孤立险要制高点，可控制西门。东郊有一坚固碉堡，扼守东关。城内东街有天主教堂，建筑宏伟。北街有大佛寺，始建于明朝，雄伟挺拔，高出城墙，数里可见。总的来说，易守难攻，没有强大的兵力和火力想要攻占它相当困难。但是，随后而来的敌人实在太强大，而我红军刚经历长征，正处在实力孱弱期，且没有重火力，从而导致了悲剧。

红5军占领高台这个战略要地后，敌人惊恐万状。马步芳亲自督战，调集马彪、马朴、韩起禄、韩三成4个旅以及大批民团共2万多人迅疾向高台扑来。他们先用部分兵力切断了高台跟临泽红5军另两个团的联系，并牵制沙河、倪家营我西路军的主力，然后层层包围了高台县城。

在来高台之前，董振堂将红5军唯一的一部电台留在了临泽，临敌无法跟西路军总部联络请示，这也成为高台红军最后全军覆没的一个重要因素。董振堂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分析敌情，研究对策，进行战斗部署。会议决定先进行守城，看战斗发展再确定下一步行动，并往临泽派出通讯员请示总部的作战指示。

于是，红5军开始发动群众搬石头、沙袋，献木板、箱柜等，在四周城墙上修筑工事。董振堂派出1个排据守财神楼，作为西关防御高点，同时加强东郊碉堡的防守力量，意图以这两个坚固要地作为支撑来抵抗马家军的进攻。红5军很快做好了战斗准备，严阵以待。

马步芳的部队虽然是地方杂牌军，但向来以凶残狠辣著称，战斗十分顽强难缠，刚进入河西走廊没多久的红军对此尚没有清醒的认识。从1月12日开始，马家军采取拉网搜索、层层递进的方式逐步逼近县城。1月15日，敌人将包围圈收缩到了城下，正式开始攻城。

马步芳也看出了东西关两个据点的威胁，先集中炮火进行轰击，然后分别派出两个营的兵力强攻财神楼和东关碉堡。我红军战士英勇抗击，用机枪、手榴弹甚至石块等连续打退敌人多次冲锋，敌军死伤惨重，城外堆积了上千具尸体。敌人恼羞成怒，不断增派兵力，加强火力，疯狂轮番地向我猛攻。激战四日，西关财神楼被敌轰塌攻占，一个排的红军战士全部壮烈牺牲，东关碉堡也随之失守，我军两个最重要的支撑点丢失，敌人直逼城门。

更加严重的是红军已伤亡较大，弹药缺乏补充，很多地方战士们为了节省弹药，开始用石头、砖块和大刀、长矛进行还击，而敌人火力强大，装备精良，兵力更是源源不断，形势对我极端不利。看到这种情况，董振堂觉得如果再死守高台，已非明智之举。他当即命令骑兵团团长吕仁礼在敌兵力薄弱的城北大佛寺东侧，由里向外挖了一个暗道，表面伪装一层薄皮，撤退时一捅就破，作为后面突围之用。从这里可以直通北郊城外，然后就能沿黑河顺利地撤往临泽。他召开会议，告诉了大家目前面临的严峻局势，说：“我们现在一无援兵，二无弹药补充，孤城本来就难坚守，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大家要做好适时突围的准备。”

然而一封莫名其妙的来信却不得不改变了他的计划，也改变了这近3000名红军战士的命运。信是驻守临泽的红5军政委黄超派人送来的，大意是：高台是连接新疆，打通国际路线的重要据点，为西进的必经之地，总部命令不能放弃，必须死守。董振堂拿到这封命令后，站在那里严肃地沉思了良久。作为一名倥偬半生、视党纪军纪如生命的战将，他还是选择了服从。董振堂立即在天主教堂召开了红5军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临泽发来的总部命令，并要求全体红军将士英勇作战，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高台。他重新部署了兵力，将一个主力团布置在城东和城南东半边，另一个主力团布置在城西和城南西半边，其余部队守城北和城中高点。

自1月18日，敌人开始了不分昼夜的进攻，欲置红军于死地。董振堂亲临城墙指挥战斗，在他的带领下，我红军指战员不畏强敌，毫无惧色，前仆后继地抗击敌人的疯狂进攻。城墙上到处是残破的梯子，城下敌军扔下了更多的尸体，城内炮弹不时爆炸，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不断有伤员被抬下阵地。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光了，战士们就用石块、大刀、枪托进行拼杀，把爬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下去。又经过两天两夜的激战，红军伤亡越来越大，城墙上守卫的战士也越来越少，但我军依然坚守在高台县城。

1月20日早晨，马家军开始集中所有的兵力孤注一掷地进行强攻，炮火更加猛烈，敌人更加疯狂，我指战员尽管拼死抵抗，无奈终因实力悬殊，城南两个团防守的结合部被敌攻破，凶猛的敌人开始从这个缺口蜂拥而入。

高台城墙血战

城破时，董振堂正在南墙指挥战斗，面对黑压压爬上来的敌人，他手持双枪带着四个战士往东南角且战且走。很快一名战士牺牲了，他也腿部中弹，接着另一名战士也被打倒。面对追上来的敌人，他们剩下的3人纵身跳下了10米多高的城墙。落地后，一名战士摔死，董振堂也摔成重伤，唯一的战士是一名司号员，他试图搀扶军长撤退。但爬行了没几米，董振堂看到敌兵越来越近，就对司号员说：“你赶紧走，我来掩护！”

司号员哭着说：“军长，要走一起走！我来背您。”

董振堂一甩胳膊，大声说道：“赶紧走！我摔断了腰，已经走不了了。你逃出去还能为革命多保留一份种子，我命令你走！”

司号员只好含着眼泪往远处跑去。凶恶的敌人围了上来，董振堂双枪射击连毙数人，敌人高喊：“这是个大官，抓活的！”

董振堂眼睛余光瞅见司号员已看不见踪影，左手驳壳枪连续发射打空弹匣，右手驳壳枪从容对准自己的太阳穴，轻蔑地说了一句：“想抓你红军爷爷，下辈子吧！”说完扣动了扳机。这位身经百战、视死如归、英勇不屈的红军高级将领，怀着未尽的报国壮志，就此壮烈牺牲，年仅42岁。他是我党红军时期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军事将领。

董振堂

敌人攻入城门后，红5军又在城中与他们展开了巷战，视死如归的战士们继续浴血拼搏了十多个小时，终因寡不敌众，包括政治部主任杨克明、师长叶崇本等在内的2000多人大部分英勇牺牲。

1938年，党中央专门在延安为董振堂等烈士举行了追悼会，毛主席赞董振堂同志为：“坚决革命的同志”。朱德同志题词：“伟大的革命先驱者的事迹和英明将永远留在人民的记忆里”。

马家军占领高台后，将董振堂、杨克明等烈士的头颅悬挂在城门楼示众，并大肆搜捕红军残部和伤病员，对同情我红军的老百姓进行血腥屠杀。三天时间里，先后捕杀红军伤员和群众两千余人，数百名红军战士被活埋在城东北角和城南沙滩，290多间民房被焚烧，全城陷入白色恐怖。

红军将士惨遭马家军杀害

尽管如此，仍有不少的革命群众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和掩护了受伤或被打散的红军战士，为中国革命保留了弥足珍贵的骨干力量。比如，营长李中荣遭敌兵穷追不舍，一位双目失明的穷苦妇女主动将他掩护出城。负伤的战士夏德伟，顽强地爬行了数天，终被河西（今罗城）的贫民杨廷祯发现并收留，敌人数次审讯和拷打杨廷祯，他都没有吐露夏德伟的藏身之处。团政治处主任徐一新流落到新坝山区，被屈大成、周占勋等七户群众掩藏在家达半年之久，后来屈大成还亲自护送他回到延安。45团政委张力雄被西城群众柴怀仁、徐加有藏在自家的夹墙中，后用柴草车将其运送出城。这就是中国大地上那些淳朴善良的人民群众，一旦你真心为他们谋幸福，他们也会不惜一切地回馈你，这正是我们党、我们军强大的力量源泉！

高台战斗激战过程中，倪家营的西路军总部曾派出一个骑兵师增援，但途经明水滩附近时遭敌伏击，全军覆没。临泽也派出了一个营援救，但被敌阻击未能前进。高台失利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西路军总部对敌情掌握不清，为了一个不符合实际的目的，让红5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困守孤城。第二是对马家军的实力认识不足等，致使救援未尽全力，反倒损兵折将。三是西路军的战略目标摇摆不定，一会西进，一会东返，今天命令就地建立根据地，明天又命令打通国际路线，有时要求与马家军“和谈”，有时又要求想办法歼灭其有生力量。这样就造成红军将士无所适从，指挥作战时也犹豫不决。

高台血战的失利成为西路军西征的转折点，面对马家军的重兵堵截和追击，西路军从此陷入越来越艰难的境地。最终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奋战，西征终归于失败，两万多西路军将士，战死7000多人，被俘12000多人，被俘后惨遭杀害者6000多人，仅余400多人在李先念等人的率领下一路辗转到新疆获救，可谓是红军历史上最惨烈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