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4月，刘珍年大败张宗昌，活捉了老长官褚玉璞。刘珍年向褚家人索要赎金二百万，经张学良斡旋后，褚家凑了五十万大洋。刘珍年拿到钱后食言，将褚玉璞枪杀。

两个月前，原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纠集旧部将领褚玉璞、方永昌等人，带着收拢的一万多武装，在龙口登陆，试图占据胶东地区后，进而全据整个山东。

控制胶东的是刘珍年，他不久前被南京任命为暂编第一军军长，辖五个师，有二万之众。按理说，以张宗昌手握的万把乌合之众，不会是刘珍年的对手。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刚一开战，除了刘珍年自兼师长的第一师，和他亲信何益三掌握的第三师，其余三个师的官兵都在阵前倒戈，投靠了张宗昌。

这其中的主要原因，是包括刘珍年在内，暂编第一军的大部官兵，都是原直鲁联军的旧部。

一年前，北伐军进攻山东时，张宗昌在败退时，委任直鲁联军第四军军长方永昌为胶东防御总指挥，十三军军长刘志陆为副总指挥。

方永昌既不敢和北伐军作战，又不愿放弃胶东地盘，于是便想了一个自以为高明的办法，他让旅长刘珍年代为管理军部事宜后，跑去大连观望局势。

方永昌走后，刘志陆为争夺胶东的控制权，召集方永昌部的四个旅长开会，刘珍年感觉不对劲，未去参会，而另外三个旅长则在会场遭扣押，被强行免去军职。

刘志陆火拼友军的行为，反而帮了刘珍年的大忙。刘珍年以此为借口，另行委任了空缺的三个旅长，掌握了方永昌军的指挥权。之后，就是“二刘大战”，刘志陆不敌败走，残部被刘珍年收编。

方永昌见北伐军并未顾得上攻打胶东，而刘志陆又被赶走，便兴冲冲的返回胶东，想要“摘桃子”。已控制局势的刘珍年，派人给方永昌传话，一周内可保安全，若在一周后人还未走，那就休怪下手无情了。

为了杀鸡儆猴，刘珍年指使心腹何益三，将方永昌的亲信军官张蔼亭等数人枪杀。方永昌吓得够呛，脚底抹油，一溜烟又跑去了大连。

再无掣肘的刘珍年，派人和南京联系后，得了一个军长的头衔，所部编为五个师。刘珍年的部队，大都是强行吞并而来，师长刘选来、施中诚等大批军官对他并不服气，暗中派人和张宗昌联络，在张宗昌、褚玉璞率部登陆后，马上带着部队倒戈。

刘珍年的五个师一下子被拉走了三个，剩下二个师，实有兵力不到六千，众寡悬殊之下，他不得不放弃烟台等要地，退守工事完备的牟平城。

为了避免再出现倒戈现象，刘珍年将两个师合编为一个师，由他任师长，将全师分为四队，由何益三等亲信分任部队长，把守四个方向。

张宗昌在占领胶东大部后，带着主力部队将牟平团团围住。在连续攻城十几天无果后，张宗昌亲自对着城内喊话说：“儒席（刘珍年的字），都是直鲁联军出来的，何必再打呢，你带着部队出城，我继续让你当军长。褚玉璞、方永昌不会用你，有眼无珠，我让你和他们平起平坐。“

一提褚玉璞、方永昌，刘珍年更不会投降了。刘珍年原是奉军直隶军务督办李景林的手下，颇受信任，李景林反奉事败后，部队被张宗昌、褚玉璞收编，刘珍年改任褚玉璞部旅长。

褚玉璞不待见李景林的旧部军官，寻了个小罪名打了刘珍年一百军棍，将他逐出部队。要不是行刑的人手下留情，一百军棍足以将刘珍年当场打死，伤愈的刘珍年，转而去山东投奔张宗昌，从营长又一步步做到了旅长。

有了这番过往，刘珍年对褚玉璞视若仇寇。至于方永昌，也已和刘珍年撕破脸了。刘珍年不傻，知道就算投降了，张宗昌这关好过，褚玉璞、方永昌却难以放过他。

张宗昌部署在城外的部队，就兵力而言是守军的四倍多，但这些部队番号又多又杂，彼此间勾心斗角，加之指挥无能，战斗力很是糟糕，在围打了牟平一个多月后，依旧是毫无进展。

4月21日，刘珍年见城外张军，七零八落的胡乱部署，几无士气，认为反击的时间到了，他召集主要军官开会，说要抽调三千人，于当晚出城绕到张军后方出击。

有军官认为张军人多势众，主动出击胜算不大。刘珍年说：“张宗昌、褚玉璞之辈，会打什么仗，顿兵城下月余，锐气早已消磨殆尽，人数虽多，但就如同鸡蛋一般，我军人少，但是百战百胜之师，如同铁蛋，以铁蛋打鸡蛋，必会取胜。”

深夜，刘珍年率三千人出城时，城外的张军竟然一无所知。第二天清晨，刘珍年率部从张军后方发起奇袭，城内守军也出城夹击，仅几个小时，张军就全线溃败。

刘珍年一口气杀到了烟台，沿途光俘虏就抓了七千多。张宗昌仓惶逃往大连，来不及走的褚玉璞，带着残部退守福山县城。

在刘珍年的“不杀降”的承诺下，褚玉璞率部出城投降，被押去牟平看管。褚家人到处托关系找人向刘珍年求情，张学良也派人捎话，说以前都是奉军这一口锅里吃饭的，不必把事情做绝。

刘珍年开口索要二百万大洋的赎金，后在张学良斡旋下，赎金降为五十五。让人没想到的是，刘珍年在拿了钱后，却不放人。

9月10日夜，在刘珍年指使下，刘部旅长赵振起持枪摸到褚玉璞的软禁处后，开枪将其射杀。褚玉璞被杀，引起一片哗然，奉系出身的人，纷纷指责刘珍年言而无信。（图片：左一为褚玉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