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道骏言”博士。
“@老徐说道”。
”。
（备注：图片来自于“百度百科”之“乐史”资料分享。感谢。）
题记：
本文写作其实有段时光了。原乐博士在江西抚州乐史方面素有所“成”：其人不少资料以“飨”社会群众，本人也是其中受益者之一，此前乐博士去参加了纪念乐史的活动，而本人也从乐博士那边得以对历史上这位地理学家也是小说家的人生，而感到兴奋莫名。故在此作当中，感谢乐博士的帮助。
故：此作当中也有乐博士之行而给我的帮助。多谢。
（备注：乐伟欢先生是工商管理博士。）
方晓莉
2024年9月21日
古时战争时期，能够长寿安宁者官员，概不多见。但能自保且长寿者，为众人议论纷纷，或褒扬，或争议，即便莫衷一是言论，也可参见在官场当中能够全身而退者，令人敬畏。
五代十国期间，王朝更替频繁，人事频发，于众人当中为官者，莫不兢兢业业，但也多半于人事颠沛中，慨叹非常。其中有一人名为冯道者，历经四朝为官，十位君王，被称“十朝元老”[1]，现世也有说法称其人为“职业宰相”[2]。
无独有偶，在五代十国期间，也有一位状元，虽然做官没有冯道[1]厉害，但其人以丰富的著述，名垂青史，令人景仰！此人便是生于后唐时期与学习，继而历经南唐[3]、北宋[4]宋太祖[5]、宋太宗[6]以及宋真宗[7]两朝四位“君王”期间为官的乐史，其人与“但教方寸无诸恶，虎狼丛中也立身”而七十三岁离世的冯道相比，其人以七十八岁辞世[8]，在古人当中，尤其是政变频繁的古代封建帝王变更期，同样都是比较高寿者，同时相对的，此人命运也是比较顺遂的。
那么，与冯道相比，乐史在为官为人之道上，有何区别呢？
一、冯道“事道”的一以“贯”之
我们可以看一下冯道的“事道”：
冯道之诗《偶作》当中，可以看出其人不喜“矫饰”，但明真心，故而题目言简意赅，不多费笔墨，而心意自在诗中可见：
“偶作
莫为危时便怆神，前程往往有期因。
须知海岳归明主，未必乾坤陷吉人。
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
但教方寸无诸恶， 狼虎丛中也立身。”[9]
可以看出，冯道是一名懂得因果关系，同时以道德立身之人，而其人之道德立身不从表面“假观”，而从真心出发，因而其人可以吟诵“但教方寸无诸恶， 狼虎丛中也立身。”之句，因“道德从无去世”，而其人也明白各类因缘，知道因果定律，故而其人所言“前程往往有期因”，也是其人“立身明道”之言。
冯道的处世艺术并非“一蹴而就”。
在杜雨的《冯道：成功的职业宰相》[2]一文当中，逻辑清晰可见！……
冯道曾在幽州节度使刘守光[10]的身上吃过亏。
当初冯道刚入官场，以耿直态度，而陈述“利害”结果惹恼上司刘守光，差点因此丧命。而在刘守光灭亡后，其人再度在晋王李存勖[11]手下当差。
原先冯道在刘守光底下是做幕僚，但刘守光此人暴戾，因此，他的“直谏”差点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这次得到权臣张承业[12]推荐给李存勖成为其人负责文案的“掌书记”后，他已明白要言利害，很多事情，不必性命相拼……
冯道明白语言之“要害”在于关键从对方立场出发，更要明白一己之规劝，其人秉性如何，当有力断，否则自取其辱。
而在当中，冯道意识到自己必须坚守品格为上。
故而，在一次晋军与梁军对峙期间，大将郭崇韬[13]向李存勖“谏言”说将官“伙食太奢侈，应当降低标准”之言，惹怒李存勖，要将其问罪。但冯道迟迟不予“拟”文书。
李存勖严厉质问当中，冯道叙说此不可意气用事而导致“君臣”失和，同时直接说明可拒绝对方请求，他提供了一种方式去处理此事。
——————冯道以善为本，既怜恤郭崇韬曾经与自己“类似”处境，但也并未在被刘守光弄到“大牢”后丧失自我人格，反而在被力荐到李存勖手底下，仍从大局出发，但在语言艺术上更体恤人而能够明了李存勖的心声，将整个事情予以妥善解决。
他在官场上的做法，除了坚守此前道德外，做法上显得更为圆满。
而后，郭崇韬回朝后，十分感谢其人解围，而众人也认为他十分有胆量。
——————胆量的背后，是冯道自我人格的坚守、道德追求以及其人在语言艺术上的妥善解决方式当中的圆融与高明。
其人以非一般胆识游走于官场当中，来自于其内心的道德坚守：如果没有道德坚守，内在自我品格的升华，一切也无从谈起。
所以冯道的做官之道，在于内心道德坚守加上外在的手段高明，从而促使这两者达到完全的统一，既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自我的保全，又达到了为民生和百姓造福一方的福祉。
而在对方心中，其所关注的是致力于将每个事情做好，而非牵扯于不当的人际关系当中而博取“名利”，自然在有道之中，全其一身。
因此，冯道走的是“事道”。
在事道当中，得到做事的完美，而不顾人言，得其兼备。
以“事道”一以“贯”之，而全天地之能，通晓诸事，达观为人，因此在冯道的一生当中，其人为百姓力所能及做了不少事情。
此人自然也具有一定福德，因此得以高寿而在乱世当中保全自身。
二、乐史透析“事理”当中践行“道”的主义
不得不提的是，乐史的“事道”与冯道的“事道”在完美状态上的追求有所不同。
尽管他们都是善的，但冯道将“事道”与“人道”进行了完美融合之后，成为其人在官场上无往不利之“利器”，即便一开始显得青涩，但在逐渐成长中圆满道德并且手段上不断成熟与高明，因此其人道与事道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统一”，而全其“天道”之感。
因此，冯道的境界是可以达到“天、地、人”三者在“事道”上的统一，从而不断进步，自然促成了冯道在官场上的进退有度，令人称道。
而乐史相对而言，其“事”更多体现在客观事物上，以其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而逐渐视线其人对“天道”、“人道”和“地道”的理解，并且予以阐述。
因此，乐史的“事道”在为官为人之道上，有其显著的“特点”。
（一）乐史官声不显，尽管其人在任期间，为百姓做好事，也得到君王褒奖。但其人在整个历史上，并不算是官声显赫之人。且在任期间，其人官职不高。
这也符合了他在道德和官声上的要求：其人致力于品行的高洁，而不在于成为多大的官员。
诚如对方在《广卓异记》和《太平寰宇记》中，屡次提到“荀氏八龙”[14]，此“荀氏八龙”指的是魏晋时期荀淑的八个儿子，他们分别是：“荀俭、荀绲、荀靖、荀焘、荀汪、荀爽、荀肃、荀旉。”，相传这荀淑是战国时期大思想家荀子的第十一世孙，出身渊源高贵，有其道德光辉所在，同时素有才学，品德高洁，其人培养的孩子被称为“荀氏八龙”，一时为人称道，荀氏是当时中原当中“望族”[15]。
而荀氏八龙也有勇有谋，其志向并不在于简单的做官，关键时刻，也是可以毅然弃官，而进行著述。
由此可知，乐史之推崇，即便其人著作当中所有科举之卷，如《贡举故事》《登科记》《江南登科记》《宋朝登科记》《唐登科文选》《广卓异记》《续卓异记》等著作[16]，一定程度上可以表现出其人致力于功名而达到天下教化的目的，以科举而能够实现光宗耀祖、荫庇天下的“想望”[15]。
但是这一切，在他看来，其实仍然是有区别的，也就是他要是不是虚假的功名利禄，而是真正实现对百姓的教化以及民生的帮助，他才会觉得有意义。
所以他一再提及“荀氏八龙”，一定程度上也表现出他内心的想法，虽可求功名，但目的一定是为天下百姓，造福苍生而有。
且此人一定会保持内心的志向以及保留德行上的纯洁，而全其追求。
“南唐保大十年”也就是公元前“952年”，23岁的乐史成为南唐状元[17]，也是抚州上开山状元。
为此，人们还将当时其人所在的“崇仁县城北耆邓家塘”故宅门前水池，称之为“化龙池”[18]，以美好的寓意来寄托他们对这位状元的祝福。
但乐史成为齐王景达在“抚州时的秘书郞”后，因南唐腐朽使他丧失信心，回乡办学。直到北宋建立，宋太祖赵匡胤登基，乐史被北宋朝堂召到为平原主簿。之后在北宋朝廷开科举的“太平兴国五年”也就是公元前980年的“闰三月”，乐史成为甲科进士[18]。
这也难怪乐史对这件事津津乐道！
其人在《乐史十三修宗谱》中以《两度登第志喜》以“诗”而录[19]：
“一枝丹桂两回春，始觉文章可致身。已把琼言要上第，又将彩笔冠群伦。龙泉再淬方知利，火浣重烧转更新。今日街头看御榜，大能荣耀苦人心。”。
以其欣达之文笔，表达内心之喜悦。
而其人培养出的四个儿子，也分别中进士。其人也将这份喜悦，一再予以延续。
《三子登第志喜》诗：“老夫两度穿杨叶，四子三人折桂枝。惟有黄庭年尚幼，嫦娥已约后来期。”
《幼子登第谢恩迎春苑》：“御题高挂偶联翩，廷对无能盍即焉。岂意杨春沾草木，便教凡骨作神仙。一枝丹桂光三族，五夜金门觐九天。惟有黄庭年尚幼，何期金口更传宣。”[19]
其人四子：乐黄裳、乐黄中、乐黄目、乐黄庭分别中进士后，其孙乐宝国（黄中之子）、乐理国（黄目之子）以及曾孙乐滋和十一世孙、十二世孙乐谊分别中进士[20]。
这也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他对“荀氏八龙”的向往，而向荀卿[21]看齐。
公元前“976年”，乐史母亲不幸逝世，其人利用“挂冠”回家穿三年孝服守孝机会，在宜黄霍源创办的“五峰精舍”（即：“宋乐子政公别墅”）成为县内25岁书院当中的著名书院，条件贫苦者皆可入学，今抚州东乡区退休中学教师乐树兴指出这是“开宋代宜黄兴学之始风”，并提及“宋代不到三百年，宜黄先后考取103名进士，403名举人。”之言，赞叹溢于言表[20]。
由此可见，虽然乐史在世时官位不高。
除了南唐时期成为齐王景达在抚州时的秘书郞外，其人在第二次中进士后，分别担任官职有：“著作佐郎、陵州知州、著作郎、太常博士、舒州知州、水部员外郎、黄州知州、职务员外郎、商州知州”[8]等。
其人在北宋时期有四次献书经历，分别被召为“三馆编修”；“著作郎、直史馆”，继而是“转太常博士”、“知舒州”、“迁水部员外郎”；“绍密阁誊写进呈”；“迁职方员外郎”……因其年老多病，又“掌西京磨勘司，赐金紫”（久居洛阳，深宅大院，怡然自得。），其人逝世后，又凭子贵，得赠兵部侍郎，敕葬于崇仁青云乡六都凤凰台，罗伽禄在《乐史及其家世述略》当中，指出“旁立官山庵养僧人看墓”[8]。
《宋史》也有相应记“述”[18]：“雍熙三年，献所著《贡举事》二十卷，《登科记》三十卷，《题解》二十卷，《唐登科文选》五十卷，《孝弟录》二十卷，《续卓异记》三卷。太宗嘉其勤，迁著作郎、直史馆。转太常博士、知舒州，迁水部员外郎。淳化四年春，与司封员外郎、直昭文馆李蕤同使两浙巡抚，加都官、知黄州。又献《广孝传》五十卷，《总仙记》一百四十一卷。诏秘阁写本进内。”
由此可见，乐史虽然官职不高，但勤于著述，四次献书，得到皇帝嘉奖之外，其人善于培养人才，不但其人四子中举，孙子和曾孙以及后世孙也中举，也在宜黄办学，福泽后代，令当地出了103名进士，403举人，其人有功[20]。
（二）乐史的“著述”因缘
在乐史的著作当中，可以看出，大致可分“四类”：
1. 忠君爱国系列
（1）科举显达而报国
其人有科举及第相关著作，体现出其人忠君爱国思想，以及希望通过科举中第来报效国家的心愿，如：《贡举故事》《登科记》《江南登科记》《宋朝登科记》《唐登科文选》《广卓异记》《续卓异记》等著作[16]；
（2）孝悌精神的演绎
作品有：《孝悌录》《广孝新书》《广孝传》等[16]。
五代时期的赵匡胤在“陈桥兵变”[22]后，开辟新朝代，是为宋朝，其人为开国君主宋太祖。但在宋太祖登基后，公元前“976年”宋太宗成为第二位君主，此前对于宋太祖赵匡胤之死有着“金匮之盟”以及“烛影斧声”猜想[6]。
而生卒年为“930-1007年”的乐史在北宋时期，“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参加科举，“从此，仕途之路愈走愈宽阔。”[16]……事实上，在其人仕途当中，对对方影响最大的应该是宋太宗。
包括其人经典地理著作《太平寰宇记》[23]中的“太平二字”也是宋太宗时期的年号：“太平兴国”之略，在宋太宗时期，事实上当时有《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三大类书，前两者都有“太平”两字。到了宋真宗时期，其人敕令的《册府元龟》与前三者合在一起，并称“宋四大书”[24]。
当然，除了年号之外，内心寄托的“太平”之念应该也是“太平寰宇记”命名当中的一种寄托或者祝福，也有其深意。
……所以在乐史的主要仕途当中，的确存在上位疑云的“宋太宗赵光义”（后改名为“赵炅”：其人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弟弟。而按照“金匮之盟”和“烛影斧声”这两个成语而引发他人联想当中，则容易令人质疑其人得“位”不正而引发其他事情。）其人之说，众说纷纭之外，而凭借科举取试者，在这当中的关联，乐史围绕着“孝悌”两字而进行叙说，则有助于人们认识长幼有序，同时避免诟病之嫌。
因此乐史之为，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有其独道之处。
2. 人物传记
如：《唐腾王外传》《李白外传》《杨太真外传》《绿珠传》《宋齐丘文传》等[16]。
有关李白内容，其人还有《李瀚林集》，可以归类为文集，但事实上，也可以作为人物传记之后的“补充”[16]。
乐史往往通过人物传记，或者传说故事，予以描述。当中不乏有仙道之类讲述，比如在《杨太真外传》[25]中多次提及仙道之语，“上皇大喜，命致其神。方士乃竭其术以索之，不至。又能游神驭气，出天界、入地府求之，竟不见。又旁求四虚上下，东极，绝大海，跨蓬壶。忽见最高山，上多楼阁。”，“圣皇语侍儿宫爱曰：‘吾奉上帝所命，为元始孔升真人，此期可再会妃子耳，笛非尔所宝，可送大收。”（大收，代宗小字。）即令具汤沐。’‘我若就枕，慎勿惊我。’”……乐史以其独到的艺术语言，以仙道之情，悲天悯人之感，将不可言说之事，寄托了其人对生命当中彷徨无助之状态的描述以及期望，从而令人从另外一个层面去透视封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当中的生存状态，并不是如一般人所想象，只能以敬畏语言而对其人令人失望之事予以“攻讦”之论而论，以神仙道教之说，避开攻讦与诟病之说，便减少了人世当中的消磨。
而在鲁迅编校的《杨太真外传》当中，有这样一段：“史臣曰：夫礼者，定尊卑，理家国。君不君，何以享国？父不父，何以正家？有一于此，未或不亡。唐明皇之一误，贻天下之羞，所以禄山叛乱，指罪三人。今为外传，非徒拾杨妃之故事，且惩祸阶地而已。”[26]，这一段在诸多版本当中不可见，是为鲁迅亲自编校而将其全之。
可以看出，乐史在《杨太真外传》可以重视到人的作用而无论对方是为君或臣，而避免人世之诟病而更多祸乱，但同样的，其人通过这样一种“记述”引发人物感想同时避免口祸之外，在这最后一段实指作为统治者应当以家国为念，为人君，为人父，要守好家国方可享受其福庇，所以在指出这些错误当中，也指出哪些人有问题，作为参考，算是一个勇敢的“尝试”了。
3. 神仙道教之说
其人作品有：《总仙秘录》《总仙记》《诸仙传》《神仙宫殿窟宅记》《广卓异记》《洞仙集》等[16]。
其人通过神仙道教之说，体现出其人悲悯情怀，在悲悯情怀当中达到劝诫需要，令人向善。
而这部分著作，在宋代宗时期，也是符合献书之用。
宋太宗赵炅重视宗教，除了要求宰相阅读佛经之外，其人崇尚黄老学说，搜集道书约7000余卷，且他本人也崇尚黄老思想，在位期间，修建大量道观[6]。
4. 地理与人事之说
如：《掌上华夷图》《坐知天下记》《商颜杂录》《太平寰宇记》《杏园集》[16]（此为历届“进士”唱酬之作，可以放在科举系列当中，但更多意义上，也在于“通晓”人世上说明。增广见闻之用。）《拓枝谱》（张保见：“拓枝舞以及曲目介绍，并附带考其源流。”）[16]等。
在以上著作当中，广为人言的是《太平寰宇记》，字数达到130余万字[23]。
值得一提的是，乐史在写法上是非常高明的，其人不是拘泥于以前的某些地理方面写法，注重于山川景色等，而是从当地出发，并且提及当地人文特色，地理地貌，以及经济特产等等……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以人为本”。
当他对客观事物，进行的观察是以人为本的事情，其人所长，便在于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和物质文明以及道德、精神发展等等，其人所著的《太平寰宇记》在清人程晋芳认为是 “唐以来舆地专书,当以 《元和郡县图志》及 《太平寰宇记》为第一。”[27]，而在我看来，它不仅仅是地理杂志记录，同时它也是非常好的一本人文百科全书，尽管在历史和地理上，当时、当地或者有一些纰漏等，但在今天看来。能够作这样详尽的工作，本身是了不起的……而在今天要再对今时的状况作出补充，则又是一大进步了！
（备注：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的胡迎建在《从<太平寰宇记>中的江西部分看乐史撰著的成就与不足》[28]中所指出的“补史书之不足，纠方志之误”不仅仅意味着当时乐史所作的贡献，同样在今天今天对我们有帮助和启发。
在其人看来，于《太平寰宇记》版本一“事”当中，除了中华书局影印本出版外，目前尚未有其他“考订”和“校注”方面的整理本而更加符合事实，其社会需要相应勘探与实证而进行完整明确的整理才是，此人认为这一千年来，我们应当在这件事上，下以功夫。
甚然。）
因此，综上所述，乐史从“事理”方面进行探索，而在著作当中，各自以其因缘，而尽人事之道。
故而著作颇丰，笔力伟健。
乐史的“事道”相较于冯道的“事道”虽然未见以老辣，但以一片赤子之心，忠君爱国同时，其人以丰富的著作教化社会[18]，以各类因缘契行之，其人从23岁中状元以来，至其人七十八岁辞世，期间著作达到27种，“1018卷”，平均每年写书“21.07卷”，此人勤于著述，以心中之理而“剖析”世界，进行道德教化！
其人从社会当中的人文，地理，文学，音乐，宗教，科举，民生，经济等各个方面予以关注和撰文，令人耳目一新的同时，也更加关注每个领域的发展，同时以其独特的道德教化之作用，而产生相应的影响。
因此，乐史虽在官名之显而“博位”，却以文名之盛，而福泽后代。
荫佑子孙，造福乡里。
也因此而得到君王的奖赏。
实现个人之抱负。
而我们也可以从其人曾在四川做官期间，特意移植到宜黄的慈竹而给其作诗，窥见其人风貌之一，同时也得知其家族，被称为“慈竹世家”之渊源[17]。
《慈竹》[29]
蜀中何物灵，有竹慈为名。 一丛阔娄处，森森数十茎。长茎复短茎，枝叶不峥嵘。 去年笋已长，今年筍又生。 高低相倚赖，浑如长幼情。 孝子侍父立，顺孙随祖行。 慈爱必孝顺，根枝信天成。 吾闻唐之人，孝行常忻忻。 郓州张公艺，九世同一门。 大帝闻其名，衡茅降至尊。冯宿卬岁时， 随父庐祖坟。父子相随孝， 灵芝特地春。北海吕元简， 四世为家主。以至牛马羊， 异母皆相乳。虞乡董恭直， 鞠养诸孤遗。鸲鹆与鸦鹊， 同巢而共枝。孝行动天地， 鸟兽皆随时。又闻猓然兽， 死不相弃离。暾（左虫右禺）与鲛鱼， 子母长相随。兽面而人心，此兽信有之。兽心而人面，其人诚可悲。 李钧为侍御，弃母在温州， 母因殍饿死，甘旨何悠悠。光禄李玕者，亦是斯人流。 有母不侍养，异居经千秋。 唐家法网宽，贷死流遐陬。 崔湜为侍郎，天子赐瓜香。 携归与爱妾，老母不得尝。 一旦恶贯盈，杀之於路傍。 越公钟绍京，至孝何殊常。 少时得果瓜，先解进高堂。 长大遇玄宗，荣华不可当。 孝者名常新，逆者污人伦。人既不如竹，乃是一埃尘。 夫为人子者，莫若事尊亲。 夫为人父者，莫若教儿孙。 积善与行孝，可以立其身。 我愿移此竹，栽於率土滨。 使彼行人见，皆为慈孝人。
……由此可见，无论是冯道在“事道”上一以“贯”之的老辣[1]，还是乐史从“事理”上而明晰人性的兢兢业业，善于演绎，他们都在彼此的人生当中，成全了各自的自由。
以“道”行之，方为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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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记：
感谢分享。
方晓莉
2024年9月21日
”。
（备注：图片是“乐史”塑像，来自于百度百科上的“乐史”词条所见。感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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