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岛全媒体首席记者 张文艳
金秋时节，对百年学府的探访之旅继续。
随着国立青岛大学蜕变为国立山东大学，学校的各项设施与配置亦在时间的见证下迎来了全面的升级。赵太侔校长，这位继杨振声先生之后的掌舵人，接过历史的接力棒，不仅坚定地沿袭了聘请杰出学者、强化教学资源的优良传统，更以一丝不苟的教学态度和卓越的学术氛围，赢得了教育部的高度评价与赞誉。
于是，半岛全媒体记者探访校长故居，通过与故居的对话，感受赵校长对教育的深沉热爱与不懈追求。随后，采访文史专家，并广泛寻找老校友回忆录，这些珍贵的史料和故事，如同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珍珠，被一一拾起，串联成了一段段闪耀的荣光记忆。
一个小本子专“记”名师，诚意聘请
再次来到龙江路7号赵太侔故居，建筑在蔚蓝天空的衬托下显得更加清晰。
自从赵太侔故居开放以来，多次来此参观，与游客交流，他们表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这栋建筑很漂亮，没想到还是名人故居”，一名来自江苏的游客如是说。
这栋欧洲乡村风格的别墅，建于上世纪20年代初，是赵太侔在青岛的另一处居所。
无论是国立青岛大学，还是国立山东大学，赵太侔的名字一直出现，而且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赵太侔（1889年~1968年），原名赵海秋，又名赵畸，1889年出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青州市）东关一个农民家庭。因聪颖勤奋，刻苦好学，1914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1919年又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美，先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西洋文学，后入该校研究院专攻西洋戏剧。此间和留美的闻一多、涂上沅、梁实秋等交往甚密，1925年结业回国，任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教授和戏剧系主任，并被北京大学聘请为讲师，主讲戏剧理论课程。
因此，在赵太侔的故居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戏剧元素，尤其是二楼，展示着一个小型的戏剧舞台和几身戏服，生旦净末丑的面具，点缀着房间内外的艺术气息。虽然赵太侔沉默寡言，但他内心却涌动着戏剧的种子，这也是他与戏剧演员俞珊成就姻缘的主要原因。
1928年夏，国立山东大学筹备委员会成立，赵太侔被提名为筹备会委员，1930年筹备工作完成，决定组建成国立青岛大学。蔡元培推荐杨振声担任校长，赵太侔则任国立青岛大学教授和教务长，时年他41岁。
中国海洋大学文史研究专家、《才华内蕴赵太侔》传记的作者杨洪勋先生告诉半岛全媒体记者，杨振声和赵太侔住在同一栋楼，都是在龙江路11号，三家居住情况是：一层住邓仲存夫妇和幼子；二楼住杨振声、赵太侔，二人合用客厅，在此接待客人。三楼孩子们住。三家虽然合租的日子不长，但也发生过很多有趣的故事。
1932年，杨振声辞去国立青大校长的职务，到北平编中小学教书去了。国立青大改名为国立山大，赵太侔接受任命，成为国立山大校长。一年后，赵太侔和俞珊结婚，二人搬离原住址，定居在不远处的龙江路7号。
故居内，记录着一所大学的沧桑，也雕刻着赵太侔在青岛的经历。
故居的一楼主题为倬彼云汉，主要是回望国立青岛大学和国立山东大学的校史，以及当年大学周边谈笑有鸿儒的盛况。二楼则是赵太侔夫妇的主卧室、书房和生平史迹陈列，三楼则是星光塔楼。
一进故居门的“灿若星辰”群像，是画家、青岛大学退休教师刘宗林的手笔。硕大油画中，28位学者打破时空的界限，汇聚在一起，宛若二十八星宿，呈现大学黄金时代的恢弘气象，也向我们展示了当年大学的师资力量。
当年的阵容有多强？可以说是国立青岛大学时期的升级版。
赵太侔任校长后，设立文理学院（下设中文系、外文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生物系）、工学院（土木工程学系、机械工程学系），取消了教育学院筹建工学院（1933年成立），由杜光埙任教务长，其他教学组织负责人基本未变。学校仍然秉承着杨振声的“兼容并包，学术民主”的办学方针，在建立阵容整齐、水平较高的教资队伍上，更是不遗余力。
赵太侔有一个小本子，专记各门学科的专家和学者，了解对方情况后，要么亲自前去聘请，要么就托人代聘。其实，国立山东大学的经费并不足，比其他高校少，但在教师的薪俸上，并没有减少。曾经就读于国立山大后来任职于山大的徐中玉说：“当年教授月工资至少三百块大洋，讲师月工资从一百几十元到接近三百元”，属于高薪资人群。而且，聘期也很长，每聘一般定期为二年或三年，这在当时生活动荡、谋职困难的情况下，实属稳定了。
另外，教授在校任职连续三年的，可享受半年假期，或从事专题研究，或出国考察，经过申请学校可给予适当的补助。
再加上青岛的气候、地理位置、交通等优越条件的加持，自然吸引了大批人才的到来。赵太侔先后增聘了老舍、洪深、张煦、丁山、王淦昌、童第周、曾呈奎等一批专家学者，按当时国立山东大学的师资阵容和水平，除北大、清华外，较之其他国立大学都无逊色。新聘教师还处于年富力强，他们工作认真，使国立山东大学的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一种接力棒 两校同争梁实秋，宁缺勿滥聘人才
一处红墙，带着城市文脉窗口的使命，被前来打卡的游客，带到了全国各地。蓝色的天空下，红墙耀眼，中秋后的楷树和法国梧桐，仍然萌发绿意，秋天过后是冬季，中国海洋大学校园内外的树叶将会落下，来年再萌芽。
这种接力的传递，是生命的延续，是校园的迭代，也是师生情的绵延，皆历久弥新。
赵太侔接下了杨振声的接力棒，洪深则接下了梁实秋的接力棒。
那是1934年，梁实秋的好友胡适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后，邀请梁实秋到北京大学任外文系研究教授兼系主任。消息传来，群情不满，外文系师生联名向北京大学提出抗议。“敝系经梁实秋先生主持开办，同学夙受陶冶，爱戴正殷……群情迫遑，北平素为文化区域，人才较多，至希鉴谅，另行延聘，以慰渴望。”青岛当时的《民报》上刊载的抗议信，将学生们的恳切之情跃然纸上。
几经磋商后，胡适发来一封电报：“梁实秋先生主持山大外文系四年，成绩显著，已有基础。现北大外文系亟待梁先生来此帮助，恳请暂时借用两年……”最终，梁实秋还是决定北上，这年的夏天，外文系全体学生，在青岛奇园饭店为梁实秋举行了饯别宴会。
梁实秋推荐的接任人选是洪深。洪深（1894年~1955年）字浅哉，号伯骏，江苏常州人，剧作家、导演艺术家和文艺理论家，中国电影、话剧的开拓者。1934年，洪深经梁实秋大力推荐，校长赵太侔的诚心邀请，加之赵太侔的夫人、著名演员俞珊等人从旁劝说的情况下，情不可却地担任起外文系主任。
据洪深的侄子回忆说，洪深一到山大便一改照本宣科的传统授课方式，而是在讲好课文的前提下，着重于结合现实社会，注重实际应用，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课堂上先生讲课生动活泼，学生反映热烈，效果很好，深受广大学生的欢迎。不仅如此，他还给外文系四年级学生开了《浪漫诗人》《大学戏剧》等课。洪深先生在山大虽只有两年的时间，但做了大量工作。他打破了学生只知埋头读书的死沉气氛，开展了校内、校外的戏剧演出，不仅活跃了山大，而且活跃了青岛。他创办了“山大剧社”，由他导演和主持演出的著名话剧《寄生草》（即《少奶奶的扇子》）在校内、外演出后，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洪深不仅是话剧戏剧家，也是京剧的行家里手。他在大力推动新剧的同时，也非常热爱京剧艺术，并且对京剧有深刻的研究，还能扮演角色演出。当时，他和俞珊都参加了青岛著名的京剧票友组织——和声社。有一次，在山东大学的晚会上，洪深粉墨登场，在京剧《打棍出箱》中扮演范仲禹，他用脚踢起的帽子，恰好戴在了头上，博得了一个满堂彩。
师生们都记得，当时的洪深已是文艺界的名家，但没有一点儿名家的架子，为人慷慨，宽宏大度，平易近人，穿着也很随便，所以很快与同仁们混熟了。在系办公室里，只要有洪深在，便很快热闹起来。话题多是由他开头，大家高谈阔论，古今中外无所不谈，连别系的人也加入进来。有时在谈话中，别人顶撞了洪深，他从不恼怒，从不伤感情。
当时的讲师、后来任兰大教授的水天同，初到国立山大，因为年轻气盛，又爱说话，经常与洪深抬杠，但两人的感情依旧深厚，“这主要是：一，他为人宽宏大量，二，他大概想到我俩曾是先后同学的关系吧。”不过，水天同与外文系的美国教员辩论，洪深就会直接提出意见。
1935年，水天同与一日本女子结婚，引起了人们的议论，洪深力主此事为私事，学校不必过问。所以水天同对洪深充满钦佩和感激。
在水天同的回忆中，他自认为在外文系毫无建树，但有一件事引以自豪：那就是1935年上学期，有学生来找他参加周末晚会，师生10余人，无拘无束地在一起用英语谈话、唱歌，用英语讲故事，这样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成为师生间自发形成的小组织。只是，1936年上学期，“地方势力伸手要把山大抓过去，赵校长去南京一去不返，我们那个小小的晚会也就无疾而终了”。
外文系的缩影，是整所学校学风的缩影：教师水准高，师生关系融洽。
当时聘任教师薪资高，要求也非常严格，采取宁缺勿滥的原则。教师职称，分为教授、讲师和助教三级。学校专门设有聘任委员会，由校长聘请教务长、各学院院长及教授若干人组成，校长为主席。如1931年5月设立的聘任委员会，委员有赵太侔、闻一多、黄际遇、梁实秋、杜光埙等。对于拟聘教授、讲师等，均须经聘任委员会审查通过；而聘任委员会在审查时，都是经过一一审慎考虑的。所以各院系历来所聘请的教授，多为国内学术界知名人士。
这些教师多数学有专长，而且多为中青年，在教学研究中勤奋认真，勇于创新，使学校的学术空气日益高涨，教学质量不断提高。
那份师生情 情深义重，老舍给学生送膏药
让毕业的学生们，终生难忘的，是留在校园内的青涩，和那一份份浓浓的师生情。
国立山大的师生之间是和谐而快乐的，翻看《山大逸事》《悠悠岁月桃李情》《我心目中的山东大学》等书，都可以看到无限的眷恋。那份眷恋来自学生的回忆，也有来自教师的怀念。
化学系学生汪志馨1933年入学时只有16岁，有幸得到了化学系主任汤腾汉和教授傅鹰的亲授，他们的敬业程度令汪志馨十分佩服，“那时化学系是在科学楼的3层，系里日夜开放，连周末都有师生在系里。试验室里深夜还有人在工作。汤老师对学生非常关心，他制定了许多学习计划，包括安排学完3年的学生在暑假出外实习”。
多年以后，学生们仍然记得老师们的一举一动，土木系的党士英同学提起美籍女英文老师戴丽琳，记忆犹新，他记得老师生气的时候总是一边摊开双手一边摇头说一句半英半中的话“have no法子”。她教课很认真，有一次党士英答错了一道题，她气得满脸怒容，拿起他的字典走向窗口说：“把你的字典扔到窗外去吧！”却没有真扔。当时的党士英虽然很懊恼，但后来想起这一幕却觉得很温暖。
蓬莱人臧云远曾在国立青大后期短暂听过闻一多先生的课，1934年国立山大时期拜访中文系教授老舍，两人交谈甚欢，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他对老舍的幽默风趣印象很深刻，两人成为了莫逆之交，在臧云远看来，闻一多先生的提携，老舍先生的影响，奠定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
王碧岑是中文系第三届的学生，1933年考入国立山大，当时的老师教学风格和方法各不相同，但都大名鼎鼎，讲课出神入化。课堂上，他们或风趣，或博学，无一例外都要求很严格。课堂外他们很和蔼。王碧岑记得，去游国恩先生家做客，游先生直呼其字，可见老师对学生很熟悉。即便不是答疑解惑，同学们也常常到老师家去聊天。“一天我上老舍先生家，先生一听我也患腰疾，便毫不犹豫地把他从北平同仁堂购买的狗皮膏药拿出来送给我贴，并告诉我药店的通信地址”。在王碧岑的眼里，当时的学校里师生之间关系密切，同学之间非常和睦，没有文人相轻的旧习气。学习期间，校园里一片寂静，一到休息期间，到处又是谈笑风生。
对于国立山大，老舍也有着深厚的感情，这里是他教书育人的地方，也是他灵感迸发的地方。他喜欢青岛的四季，但认为山大所表现的精神是青岛的冬。夏季的青岛是忙碌的时候，也是学校忙的时候，学会、参观团、讲习会，“有时候同时借用山大作会场或宿舍，热忙非常。但这总是在夏天，夏天我们也放假呀。当我们上课的期间，自秋至冬，自冬至初夏，青岛差不多老是静寂的”。在他看来，冬日的寂苦只有学生们的读书声与足球场上的欢笑可与之相抗，“我常说，能在青岛住过一冬的，就有修仙的资格。我们的学生在这里一住就是四冬啊！他们不会在毕业时候都成为神仙——大概也没人这样期望他们——可是他们的静肃态度已经养成了”。
当别人想当然地认为青岛的气质，会渗透到学生中的时候，在老舍的眼里，学生非但没有穿洋服，仍然穿着校服，有着端庄严肃的气象。“因此，山大虽在青岛，而很少洋味儿，制服以外，蓝布大衫是第二制服。就是在六七月最热闹的时候，我们还是如此，因为朴素成了风气，蓝布大衫一穿大有‘众人摩登我独古’的气概”。老舍觉得，山东的泰山精神使大家很朴素，能吃苦，有一种强毅的精神。字里行间，表达着对学校的敬佩，对学生们的喜爱。
当然，师生之间感情深厚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在他们的回忆录中，他们会在各种场合再遇恩师，每每回忆起在国立山大学习的经历，都由衷地感到自豪。
彼时的赵太侔沉默寡言，话不多做事却雷厉风行，他除了延聘名师，还建立以教授为主体的校务委员会和各种专门委员会，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实行教授治校，学校还成立了以校长为主席、教务长、秘书长、各学院院长、各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校务委员会。
同时，他还撙节行政费用，当时全国各校名为国立大学，而经费来源主要靠地方拨款。富省多拨，穷省少拨，当时青岛大学只有3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赵太侔把学校行政开支压缩到只占全部经费的六分之一，把行政人员精简到只占全校教师的五分之一。把节余的经费存入银行生息，用以添置教学设备。同时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师生自己动手制作实验器材，如物理系修制仪器，化学系自制药品，生物系采集标本等等。经过几年的努力，教学条件得到大大改善，学校添购图书、仪器，先后建成科学馆、工学馆、体育馆、化学馆、水力实验室及实习工厂等，改善了办学条件。
学校还重视培养严谨勤奋、基础扎实、敢于开拓的优良学风。赵太侔认为学风是学校的精神支柱，他要求教师不但要完成教学任务，而且在科学研究中要不断创新，取得成果，对学生，要求好的学习成绩，根据《学则》的规定，选优汰劣，绝不稍宽。为了确保毕业生的质量，对每届毕业班都设立毕业考试委员会，办理毕业考试和审核成绩。
这时期由于外部环境相对稳定，校内人才荟萃，名流云集，师生勤奋教学、成就蜚然，成为学界仰重的国内知名高等学府。1934年4月，教育部派员到各国立大学视察，对山东大学教学中的严谨，研究中的创新，建设学校中的勤俭节约，培养人才中的重视质量等，甚为满意，发出表扬的训令，使国立山东大学在全国范围内获得了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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