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和万方
▌曹禺(1910年9月24日—1996年12月13日),原名万家宝,祖籍湖北潜江,中国杰出的现代话剧剧作家。曹禺笔名的来源是因为本姓“万”(萬),于是他将万字上下拆为“草禺”,又因“草”不像个姓,故取谐音字“曹”,两者组合而得曹禺。曹禺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就最高的剧作家。其代表作品有《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
我爸爸是在1996年12月13日黎明前走的,天还漆黑,城市的大街上空无一人。他走得很安静,死亡悄无声息地把他微弱的生命之火吹灭。以后的几天里,冬日的天空异常晴朗,太阳明亮极了,街景和往日一模一样,但是它毕竟有一点不一样了,我再不能到医院去看我爸爸了。
从住医院那天开始,他的空间在一点点地缩小,种种的躁动和喧哗都成了过去,不复存在,有些事物留下来,有些被遗忘,丢弃了。我渐渐感觉到,衰老的过程很像是一种过滤,从他不能负重的身心滤去废物,留下一些真东西。
▌“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痛苦是什么?是一种性格,我是通过我爸爸认识到这一点的。
很多年以来,我爸爸没有再写剧本,他为此一直痛苦,这痛苦又是他无穷无尽灵感的源泉,隔一阵就要喷发一次。
有一个早上,我妈妈去上海了,他自己睡一个房间,我在另一间屋里听见他大叫我的名字:小方子!小方子!
我跑过去,推开门,看见他躺在床上,睁大着眼睛,他知道我进屋了,可并不看我,直视着屋顶,说:“我疯了!我又来那个劲儿,我六点钟起来又吃了颗安眠药,不然不成,我什么也不能想了。”
我坐到他床边,抓住他的手:“你本来就不用想。”他猛地斜了我一眼:“是吗?”他粗粗地喘着气,就像刚刚跋涉了很长一段艰难的路。
过了好一会儿,他平静点儿了,望着我:“我最后是个疯子,要不然就是了不起的大人物,我要写一个大东西才死,不然我不干。”
我说:“那你就写呀!”大约是我的话来得太快,说得太轻巧,他大出了一口气,翻过身去;一会儿,我听见他喉咙里发出鼾声,我站起来,走到门口,忽然又听到他的声音:“我就是惭愧呀,你不知道我有多惭愧!真的,我真想一死了事。”
我不说话,站着等着,因为我安慰不了他,因为我改变不了事实,他终于再次发出鼾声,像是真的睡着了。我轻轻走到床的那一边,弯下腰看他,他的眼睛突然睁开了,就像一按开关,灯亮了。然后又灭了——他闭上了眼睛。
在那一两秒钟里,他的眼睛亮得吓人,但是我不知道他那时在哪儿,我想他自己也不知道,也许他是要看看他的屋子还在不在,屋子还在,他没有什么办法。
▲万方和爸爸(曹禺)妈妈(方瑞)
我记得太多这样的时候,他讲述他的生活经历,他所见过的一些事,如同陀斯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事,他反复地说他要写,要写真实的人。
一次我已经睡下,又听到他连声叫我,我跑进他屋子,他说:“你再不来就晚了,我就跳下去了,我什么也不想,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
他说得迷迷糊糊,他的身体也是软绵绵的,我是说他根本不可能跳下去,他已经快要进入睡眠状态了,但是我相信,他的灵魂刚才是站在窗台上,感受着外边巨大的黑夜和冰冷的空气。
▌对真正美好的东西,我爸爸从来也不迟钝
最近,随着身体的虚弱,他一点点地放弃了他的痛苦,放弃了由痛苦所替代的那种强烈的愿望,他不再说“我要写东西”了。有时他说:“当初我应该当个教师,当个好老师,真有学问,那就好了。”
他常感叹自己太没学问,他说:“钱锺书,人家才是真有学问。”他检讨自己过去不用功,没有系统地读书;偶尔,他会谈起他年轻时怎样写作,写得怎样酣畅,在四川长江边的一条小火轮上,天闷热到极点,他又是特别爱出汗的人,汗流不止。从早上到夜里,他一句句一幕幕地写,天黑了就点起油灯。
我想象得出江水拍打船舷的动静,想象得出投在纸上的昏黄的灯影,他的笔追赶着他的思路,那是他生命中极乐的时光。
他总对我说:“小方子,你不知道哇,人老了,真是没意思。”他持续不断的悲哀感染着我,使我难过。我知道,他也知道,他活在躯体的牢笼里,再也当不了自己的主人了,他的思想成了苍白、稀薄、不断飘散而去的雾,由于他抓不住什么东西,他懊丧极了,以至于他不再想去抓住什么了。
我要说我爸爸很真诚。这个真诚还不是人们说到“真诚”这个词时的那种含义,我说的这个真诚可能更彻底一些。
下雨了,我推着他在走廊上走。往日里他散步的时候,会盯住一个过路的人,当那人走过他身边,走开了,他会转回身盯住张望,我问:“你看什么呢?”他说:“啊,没有什么比青春再好的东西了。”他能感到年轻的气息迎面拂来,对真正美好的东西,我爸爸从来也不迟钝。
▲曹禺写给万方的信
▌现实世界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
我曾经写过一篇关于我爸爸的文章,其中提到他自己说他想当托尔斯泰。这确是他说过的话,也是在那样一个吃了安眠药之后,痛苦把他卷走的时候。那次他说了很多,后来他说:
“我要成托尔斯泰,成不了啊!都七老八十了,还成什么!我想走了,不要这个家了,我把你们的债了了就走……”
他说的债我想是指感情方面的事儿吧,总之我把他想当托尔斯泰的话写下来了,结果他看了这一段急得一夜没睡好,见了我就说:“你呀,你真是害了我,我想当托尔斯泰,这不成了天大的笑话,就曹禺,还想当托尔斯泰?”
我说:“你想当。”我用力强调了“想”字,他说:“是啊,是想当,你想当上帝也可以,不成呀!我着急得吃了安眠药都没用,又吃,你可把我急死了。”
我说:“你自己再念念。”他把文章的这一段,从前到后又念了两遍,看看我,支支吾吾地说:“也成吧,”然后突然把杂志一扔,“活该呀,反正到时候我说我女儿当过编辑,都是她编的。”我乐了,好多时候他都让我不得不乐。
在我爸爸住院的日子里,每逢北京人艺的院长于是之和中央戏剧学院的院长徐晓钟来看他,他总很高兴。他打起精神仔细地听,他关心他们在干什么,又排了什么戏,演员和学员精彩不精彩,台词说得清不清楚。
▲曹禺站在舞台上
他们排的戏很多是他读过的剧本,于是他就看见了舞台和演员的表演,而他看见的是最好最准确的演出,他不由地兴奋了,想到观众能够欣赏这些好戏,他感到快乐。
反过来,如果哪个戏演出不顺利,票卖得不好,他就又难过又着急,来看他的人就要安慰他,但他总是要难过一段时间,我这才真的知道,他深爱戏剧,只要谈起排练和演出,有一会儿功夫,听他说话就像没有病的人一样。
其他的时候,只要有一点精神他就抓起一本书,一张报纸,一篇儿上面有字的纸,他什么都看,仿佛他看进去的东西对他不会产生影响似的,这种阅读习惯是他从小养成的,伴随了他一生。
有时他在报上看到一些消息,还讲给我们听,表示出惊奇或者气愤,但是他并不真的惊奇,现实世界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他越来越多地活在那个只属于他的梦境里。
▲曹禺在北京人艺宿舍看传达室
▌我爸爸终于放下了他的痛苦
我爸爸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不爱抱怨,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不管他如何不习惯,我几乎听不到他抱怨,他宁可接受下来。他是多么不习惯衰老啊!他曾经是个多么活生生的人!
他心中充满强烈而细腻的感受,在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写出了《北京人》,写出曾皓,这是我真佩服的,他要具有怎样的感情,体味多少不愉快、苦痛,以至丑恶才能写出曾皓那样的人物,而他还是一个青年。
我一直觉得《北京人》里每个男人身上都有我爸爸的影子,他比他们加在一起还要丰富生动,当我细细想着他的时候,我觉得我不可能,也没有能力把他写出来。
▲曹禺《北京人》手稿
偶尔,他说:“扶我走走。”他能走十来米,然后就要坐下,绝大部分的时间他只是坐着或躺着不动,这是可怕的。更可怕的是,生病以来,他的全部敏感都被衰老所攫住,在我看来这简直是对自己的一种特殊虐待,但他只能这样,这是他的活法儿,他就是要彻底地甚至加倍地体味生命的每个阶段,他无法不这样做,他太爱生命了。
一次,他在吃午饭,我坐在旁边,看他一边吃一边漏,就用纸巾给他擦嘴,他想到了什么,说:“上帝安排得多妙啊!小孩儿也让人受累,可是他可爱啊,怎么看怎么可爱,让人高兴,老人就不同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人老了,上帝就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
我爸爸从不忌讳说死,他是心里极明白的人,他总是在想着各种事物的结局,他已经不对过程感兴趣,也许他认为过程已经完结。
在他临死的那段时间里,我去看他,他几乎不说话,他已经疲乏到极点,他再也走不动了。只有一次,我推着他在长长的走廊上,对着他的耳朵给他讲我正在写的一篇小说,讲小说里人的命运,他听得很仔细,还向我发问,我感到他的兴趣,感到他思想的亮光,从他生命的深根处透出来。我永远不会忘记走廊上的那段路。
▲曹禺和万方
天依然那么晴朗,这真是冬天少有的好天气。我爸爸坐在阳光里听肖邦的钢琴曲,穿过音乐,他听到自己的内心,那儿只有一种类似耳鸣一样的永不间歇的声响……现在这声音停止了,巴金伯伯的女儿打电话对我说:“我爸爸说曹禺真可惜,他就这么走了,他心里有好多好东西,他把它们都带走了。”
是的,我爸爸终于放下了他的痛苦,连同他心里的宝贝,还放下了很多东西。
他是一个极丰富极复杂的人,他一生不追求享乐,他很真诚,他有很多的缺陷和弱点,但是他没有罪孽。爸爸,现在,你透明的生命回到一个好地方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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