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战之后，在南方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的游击部队，需要下山进行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10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陈毅到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地组建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奔赴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去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
这项工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而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
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在千方百计地消灭红军游击队，现在却要改编，很多游击队员并不接受这种改编，有些游击队员担心上了反动派的当，并不肯下山。
陈毅派人上山去劝说，被游击队员当作“叛徒”杀害了。
中共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被弋阳磨盘山一支游击队杀了；红军十六师政委明安娄和中共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被赣东北的游击队杀了；湘南游击支队支队长曹树良，被湘赣边的游击队杀了。
陈毅接到消息之后，十分着急，决定亲自上山去说服他们。谁知道一到山上，陈毅差点也被当作叛徒被杀。
1937年11月中旬，到了湘赣边的九龙山游击区，对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竟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陈毅还逐条解释了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明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游击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
游击队员们听了陈毅这番话之后，都觉得有理。但是，一想到国共合作，就想到了三年艰难的游击战争和反动军队残酷的“围剿”以及“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
这个时候，一位游击队员说道：“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游击队，我们怎么可能和他合作？”
还有人说道：“你们看，山下就是国民党军队，我们怎么能轻易下山？”
“是呀，中共湘赣省委还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捎示，不能下山改编。”
大家七嘴八舌地讲话，不但没有听进去陈毅的劝告，反而怀疑不是党代表，反而是“叛徒”。
九龙山上的游击队员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谭余保，生于1899年12月，湖南省茶陵县人，1926年投身革命，1927年加入共产党，先后任中共茶陵县第五、六、七区区委书记，中共茶安酃特区书记。1931年5月，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2年8月当选为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财政部长。1933年4月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后，奉命留在湘赣边继续坚持斗争。1935年7月，被推选为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和湘赣游击司令部政委，游击队由三个大队增加到四个大队和一个教导队。1938年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945年任中共热河省委副书记，1953年至1963年，先后担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监察委员会主任、省纪委副书记，主持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成绩卓著，堪称"冰清玉洁，铁面包公"。1980年1月1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1岁。
陈毅被送到甘子山的湘赣临时省委驻地之后，突然之间被绑了起来。
湘赣临时省委的几个人在研究如何处理陈毅的时候，被绑在旁边屋子的陈毅听得清清楚楚，厉声喊道：“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
第二天，陈毅便被带到了房间外面一片坐满了人的树林里面进行公审，陈毅不甘于就这样被审判。他趁着这个机会利用回答问题的机会，和谭余保就抗日、恢复井冈山根据地、阶级斗争、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展开辩论。
一些游击队员被他说服了，劝说谭余保：“把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的敌人有什么动静。”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两个月前，一个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派来的交通员到了山上，谭余保热情招待了他，结果这个家伙走后没多长时间，敌人就来围剿，让游击队员受到了不小的损失，所以大家又不敢相信陈毅。
在以后的几天里，谭余保又和陈毅谈了好几次，渐渐感觉自己对陈毅的怀疑是不妥当的。过了几天，山下的国民党军队也不围剿了，反而都撤退了。
谭余保决定派一个交通员下山到吉安去了解情况。
当时，吉安已经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当交通员拿着从吉安取回的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和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送到谭余保的面前的时候，谭余保看了公函和中共中央文件，激动得泪珠滚滚，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他亲自给陈毅松绑、道歉。
陈毅摆摆手道：“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陈毅回到南昌之后，听说有的同志以为为国共合作就是“国共一家”，甚至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的时候，便提醒大家：“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
“不能提‘合作到底’，只能提‘长期合作’。3 年 5 年是‘长期’，3 个月 5 个月也叫‘长期’。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争取主动。合作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倒当前主要的敌人。现在民族矛盾就是主要的，但阶级矛盾依然存在。合作抗日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壮大自己的力量。如果没有力量，就无所谓合作。”
在这一变革时期，陈毅一直坚持站在党的正确路线的立场上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且作词一首。
《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占》调寄《生查子》
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
回念旧时人，潜然泪沾袖。
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
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
新四军的组建，在党内存在着各种不信任的问题，在党外还存在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
就在陈毅上九龙山的时候，项英也奉命回到延安。
12 月 13 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了三年来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中共中央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正式作出决定，成立了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担任分会主席，陈毅担任副主席。
毛泽东对新四军提出设想：“军暂驻武汉，在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挺来到了武汉，12月23日，叶挺在这里迎来了两批战友，新四军的赖传珠和从延安回来的项英等人，展开了新四军的筹备工作。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正式成立。
叶挺非常高兴地说：“这是新四军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我们要在德租界味腴别墅宴请全体干部。另外，延安来的干部每人发 8 元大洋。”
虽然说是延安来的干部每人给8元，可是新四军的经费非常紧张，叶挺刚上任的时候，何应钦就批给了5万元。
在新四军的组建过程中，国民党反动派不时地发难，给新四军制造了不少地麻烦。
元旦过后，周恩来就找到了蒋介石，要求蒋介石给新四军发枪。
蒋介石却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连坏枪也发不出了。”
宋美龄也在一旁微笑地说：“来了新枪再发吧！”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在武器装备上面为难新四军，还在新四军的编制和军官配备上面与新四军为难。
叶挺担任军长以后，对新四军的编制方案，国民党一直不肯同意中央的方案。毛泽东提出的“两师四旅八团”式编制也未能实现。最后无奈之下才批准了新四军“编为第一、二、三、四共四个游击支队”，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
这令叶挺非常不满，感觉自己无法跟项英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和周子昆副参谋长交代。
对于部队的军费上面，何应钦也开始耍阴谋。在开始的时候，叶挺核算后提出了每月经费16.6万，可是何应钦的小眼睛一眯，整整勾掉了 10万余元，只批准每月各种费用为 6.5 万元。
甚至就连军费都不肯给新四军，当新四军要求1万套棉军衣的时候，国民党方面竟然说：“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
周恩来在1月20日与彭德怀一起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
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与何应钦交涉，叶挺又去找了陈诚和顾祝同。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工作，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等人的任职命令终于获准发布，新四军每月的经费也增加到 9 万元。
然而新四军的艰难战斗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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