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贵州一县长和妻子闹离婚,不料却惊动邓公,随即下令:

立即逮捕县长,判刑五年。

这位县长本是一名老革命,建国后在贵州当上了正处级干部,当地无人不知道他的大名。

就是这样一位干部,却因为离婚被邓公逮捕。

邓公为何要逮捕他?这位县长犯了什么罪?

一 拦住座驾

1952年,正是全国各地撸起袖子加油干的时期,北京各大干部分别负责某一地块的建设,其中邓公就主要负责西南地区的建设。

西南边陲可谓是我国一大重要地区,尤其是这里的贵州、云南等地,在建国前此地还有许多匪患,建国后也一直是我国高度关注的地区。

因此,1952年邓公准备前往贵州地区视察一遍,准备就绪后,邓公坐上了专车,专车一路颠簸,终于开进了贵州的山路。

贵州的地方干部一听说邓公来访,全都兴致勃勃,贵州地区的老百姓也十分激动,他们都想见一见这位从北京来的大领导。

车子刚开进贵州,路边就围满了老百姓,邓公摇下车窗,对行人们一一问好,由于山路过于崎岖,车速开得并不快,突然,专车开着开着便停了下来。

邓公以为车子遇到了石块,可站在车子面前的根本不是什么山石,而是一位抱着孩子的中年妇女。

这名妇女面容沧桑,是典型的村妇形象,只见她抱着孩子,直接拦在了邓公的座驾前,完全没有要让路的意思。

随行干部还以为是遇到了不讲理的村民,他们赶紧上前劝说,生怕耽误了视察时间,可奇怪的是,不管他们如何劝说,妇女始终一言不发。

最后还是邓公从车里探出了头,见到邓公后,妇女终于开了口,她执意要见邓公,否则就不肯让路。

随行干部只好寻求邓公的意见,邓公没有拒绝,反而亲切地让妇女坐上了车。

这名妇女的出现实在是过于奇怪,一个普通村妇怎么敢拦下邓公的座驾,更何况,视察车队并不少,她只拦下了邓公的专车,很明显,这是有备而来。

邓公想弄清楚妇女的意图,这才让她上了车。

果不其然,妇女上车之后便一改前态,从最初的支支吾吾,到知无不言,一路上妇女说了很多话,邓公则在一旁倾听。

奇怪的是,邓公越听脸色越差,听到最后邓公竟然勃然大怒。

原来妇女在车上讲述了自己的遭遇,她的丈夫要和自己离婚,这本是一桩再简单不过的离婚案,之所以让邓公皱起了眉头,那是因为妇女的丈夫正是当地的县城县长,同时还是一位老革命。

身为老革命,本该和发妻恩爱有加,可一场婚变的到来,却彻底改变了两人的命运。

妇女无处喊冤,只能找到邓公告御状,她本打算找到大领导讨回公道,殊不知,正因为她的告状,贵州整个省都将变了天,甚至连西南大地也即将卷起一阵“婚姻审查风暴”。

掀起这场风暴的就是邓公,从村妇的口中,她得知当地县长的违法作为,不仅如此,像这种违法乱纪的事情,还广泛存在于西南等地。

为了惩戒这种不良风气,邓公一声令下,随即县长被捕,西南边陲也陷入了审查风波中。

这名县长究竟犯了什么错?邓公到底在西南地区查到了什么?

这名村妇名叫丁华,贵州当地的县长名为李民。
村妇和县长看似八竿子打不着,实际上两人却是夫妻关系。
李民出生在山东,那时候刚好是抗战时期,李民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便选择了参军报国。
随后李民变跟着部队南征北战,期间立下了不少功劳,由于战局变化,李民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山东,并在这里认识了丁华
丁华温柔贤惠、同时又敢爱敢恨,而李民则是血气方刚的年轻战士,在战友的撮合下,两人很快便暗生情愫,最后成功结为夫妻。
婚后没多久,丁华就怀上了孩子,只可惜,战局变幻莫测,李民的部队必须尽快赶往西南地区作战,丁华怀有身孕,不适合长途奔波,就这样两人分隔两地。
李民在西南地区作战,丁华则在山东养胎,一个妇女挺着大肚子很不容易,好在当地政府对丁华颇为照顾,考虑到她是军人的亲属,村上还给丁华找了份美差,就这样丁华当上了妇女主任。
丁华一边为村子里的老百姓办事,一边还要孕育孩子,她最大的盼头就是丈夫打了胜仗回归山东。
随着时间一年一年流逝,丁华已经生下了孩子,可她迟迟没有等到丈夫回归的消息。
甚至到了建国后,丁华都没有等来李民,丁华听过最多的话就是:
李民已经牺牲在了战场上。
丁华不信邪,一个人在村子里等待丈夫,另一边她也在托人打听李民的消息,50年代消息滞涩,丁华足足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找到了一点线索。
有人告诉丁华,在西南地区的贵州省,有一个叫李民的人,很符合丁华的描述,只不过他并不是什么年轻战士,而是贵州一县城的县长。
原来,李民在解放西南时立下了很大的功劳,赶走当地匪患后,李民跟随部队来到了绥阳县,那时候的绥阳县一穷二白,为了发展此地,上级便把这块地盘交给李民打理。
建国后军政改组,李民也摇身一变成了绥阳县的高级干部,十里八乡都知道,李民当上了县长,唯独他的妻子丁华还蒙在鼓里。

再次得到李民的消息已经是1952年,找到李民后,丁华十分兴奋,与此同时,她的内心也浮现出了一个疑问:
为什么丈夫身居高位,却始终没有回乡探望呢?
她打算带着孩子前往贵州一探究竟,就在这时,又有人告诉她,李民之所以不回家,那是因为他在贵州当地早已成家立业。
也就是说,李民在贵州重新娶妻生子,丁华则成了一个过路人,和李民再也扯不上任何一点关系。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丁华大受打击,伤心之余,她也带着一丝侥幸,她不肯相信李民是这样忘恩负义的人,当即便收拾包裹准备启程。
丁华带着孩子兜兜转转,前后度过了大半个月的时间,终于从山东赶到了贵州,一到贵州绥阳,她人生地不熟,还是在当地村民的带领下,她才找到了绥阳县的政府大门。
当丁华走进政府大院时,她拼了命地想找李民,可工作人员却告诉她:
县长有事外出。

丁华在贵州滞留了几个月的时间,连李民的面都没见上,人没见着,消息倒是打听了不少,当地人都知道,县长李民在当地有妻子有家庭。
这也就再次证实了之前的传言,丁华心灰意冷,她得知自己被抛弃后,原本还想找李民要个说法,可李民始终将她拒之门外。
丁华无路可去,只能找当地领导申冤,偌大一个县城,最高级的干部就是李民。
丁华再次碰壁,就在这时,她打听到一个消息,北京有大领导要来贵州视察,这位大领导向来体察民情,在民间大受尊敬,丁华意识到,这就是她告御状的最佳时机。
为此,她特地到贵州进城的道路上拦截,只为拦下领导的车辆伸冤。

丁华还不知道,这位从北京下来的领导正是邓公,她也没料到,正因为她的伸冤,李民将遭到逮捕判刑,整个西南大地也将卷起一场“审查风潮”。
邓公会如何处置李民?西南地区的审查结果又是怎样的?

李民身为贵州绥阳县的县长,他到底犯了什么罪?

李民在解放前有结发妻子,丁华为他在山东诞下一子,李民却因为工作调动来到了贵州。

建国之后,李民在贵州当上了高级干部,妻子丁华也不在身边,一些不知情的人便开始为李民介绍亲事,一开始李民还连连拒绝,但到了后来,李民索性接受了介绍。

机缘巧合之下,李民认识了另一名妇女,时间一久,两人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直到这时李民才慌张起来,他原本在山东结过婚,根本不可能和这名妇女再结婚。

这可愁坏了李民,他思索良久,最后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找人办了一张假的结婚证明,就这样两人蒙混过关。

李民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可他没想到的是,远在山东的妻子丁华已经得知此事,并带着孩子前来贵州讨要说法。

李民根本不可能和丁华认亲,一旦相认,他的名声便保不住,所谓的官位也很可能会丢掉,当他得知丁华的到来时,李民多次避而不见。

在县政府门外,丁华怎么也找不到李民,本以为这样就能让丁华打起退堂鼓,可偏偏在这时邓公赶来贵州视察,丁华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拦下邓公的座驾,并将李民的所作所为全部公之于众。

1950年我国婚姻法刚刚颁布,在这个节骨眼上李民刚好犯下重婚罪,身为一名高级干部,同时又是一位老革命,邓公对他简直是恨铁不成钢。

为了惩戒李民,邓公当即便把李民转交给当地法院处理,不料处理起来还颇有一定难度,法院告知邓公:

李民在当地有很大影响力,如果按照重婚罪处理,李民将遭到革职处理,这样一来,绥阳县的工作也会受到影响。

邓公根本不吃这套,如果因为职位问题,就对违法干部放任不管,那么不知道还有多少桩冤情无法申诉。

在邓公的坚持下,李民遭到了严肃处理,重婚罪一事被公开,在老百姓的指责声中,李民受到了公审。

公审结果让人拍手称快,李民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此外他还遭到了革职以及撤销党籍的处理。

至于原配妻子丁华,则获得了一定的补偿慰问金。

事情发展到这里,并没有完全结束,在贵州视察期间,邓公发现还有许多干部都存在这样的问题。

这些干部大多都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革命期间他们结婚生子,但随着部队转移,干部们又辗转去到其他地方,在之后的几十年里,他们又在任职的地方娶妻生子,至于原配妻子,则一直蒙在鼓里。

有人一辈子都在等待丈夫回归,也有人独自拉扯孩子,以为丈夫已经为国捐躯,实际上,她们心心念念的丈夫早就有了别的家庭。

在消息滞后的年代,许多妇女直到老年都未能寻找到真相,像李民这样的负心汉却名利双收。

这无疑是对婚姻法的赤裸裸的挑衅,这些干部在战争时期立下了汗马功劳,和平年代却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职位不是他们的保护伞,邓公准备在西南进行一次婚姻大审查,务必揪出所有作风不正的人员。

紧接着《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文章,名为《从李民事件中汲取教训》,不止西南,全国范围都展开了热烈讨论。

在这场大整顿中,有不少干部都纷纷落网,随着这些人遭到惩处,全国各地的其他干部也以此为戒,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上下都呈现出一派风清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