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8日,在北京东郊民巷京师看守所内,连同李大钊在内的20位革命者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杀害,执行者为了进一步折磨李大钊,接连对他实施了三次绞刑,前后历时28分钟,手段极其残忍。

在李大钊遇难当天傍晚,其妻女被释放回家,次日,舅舅周玉春上街买《晨报》回来后,大家才得知李大钊遇害的消息,闻此李大钊之妻赵纫兰万分悲痛,甚至接连昏倒多次。

由于李大钊在世时,经常将自己的工资拿来资助贫困学生,或是将其用于党务之中,所以这么多年李家还是一贫如洗,身病体弱的赵纫兰无力将其遗体收回安葬,只得拜托丈夫生前的一众好友将李大钊的尸身领走,收棺。

作为李大钊生前的至交,梁漱溟还为其购买了新的棺材,待一切都安置妥定后,将其暂放到浙寺南院祭拜,谁曾想这轻轻一放竟然放了6年,到那时李大钊的亡灵才得以安息。

本身中共的地下情报网十分稳固,作为我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藏身之地也并非人人知晓,那么到底是谁的背叛才促使他最终被抓了呢?这中间又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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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看守所

李大钊先生牺牲

1927年4月6日,清明节的一个早晨,约有三四百名的便衣特务以及北洋政府宪兵突然闯进了北京东交民巷,仅用不到一盏茶的功夫就将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兵营围得水泄不通,带头的中年人眼见一切都准备妥当后,就让十来多个警察合抱一根大圆木,将兵营的大门堂而皇之的撞开,而后大批的宪兵及警察一贯而入,准备即刻实施抓捕行动。

这时的李大钊一家不过刚刚起床,当时他正在伏案办公,而长女李星华正端坐在长椅上看报,赵纫兰则带着小女儿炎华在院子里散步,听闻一声巨响之后,星华被吓了一大跳,连忙转身投入父亲怀抱,对此,李大钊却十分镇定,只是缓缓地站起身来,拍了拍星华的肩背,连连说道:“没什么的,别害怕。”随后将女儿揽入怀中,疾步走进一个僻静的房间。

仅仅是一刹那间,屋外就传来了很多凌乱的脚步声,很快大批的警察和宪兵就这样冲进房间,不只是这样,他们还押着一个五花大绑的人,他是中共党员阎振山,一直在李大钊身边工作,前不久才刚刚被捕。

有宪兵指着李大钊然后问阎振山:“你知道他是谁吗?认识吗?”只是看了一眼,阎振山就默默摇了摇头,缓缓说道:“不认识”,闻此,奉系军阀高级将领吴郁文从门外走来,一脸阴冷的盯着李大钊,而后佞笑的对阎振山讲道:“你不认识没关系,我知道他是李大钊!”随即一声令下,将李大钊逮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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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

为了这次的抓捕计划,吴郁文已经筹谋已久,当初在接到张作霖的命令后,他就暗暗立誓要将李大钊抓获,毕竟他十分清楚,李大钊是张作霖最为仇视的死对头。

最初在得知李大钊的藏身之地后,张作霖深感兴奋的同时也自带几分烦忧,毕竟这么多年以来,李大钊一直以各大报刊为阵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拉拢人心,甚至还将自己曾经的手下郭松龄策反了。

仅就这些所作所为,也足以让张作霖对其恨之入骨,不过苏联驻华大使馆一直受国际公约保护,没有证据不能乱抓人,也因此张作霖才会有些忧虑。

后来,狡猾的张作霖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条计策,一方面邀请很多西方国家大使馆的领事,由他们出面指出在苏联大使馆内现在有共产党在阴谋活动,并试图干涉北洋政府内政,另一方面又安排吴郁文认真盯紧李大钊,在李大钊栖身的苏联大使馆兵营外日夜盯梢,生怕对方一不小心进行转移。

待时机成熟后,当即下达了抓捕李大钊的指令,由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局长陈兴亚及派遣侦缉处处长吴郁文全权负责这次行动。

本身李大钊是可以躲过这次抓捕的,早前直鲁联军的总参议杨度已经打听到了消息,张作霖曾拜托过外交部部长汪大燮与东交民巷的外交使团打招呼,说是要派人到俄国兵营进行搜查。

那时杨度就将这一消息传到了李大钊的住处,毕竟他和李大钊此前就是莫逆之交,此前还经常帮他打听军政消息,没有谁比杨度更加清楚,李大钊就住在苏联大使馆的兵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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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故居

让人倍感惋惜的是,即便是接到了消息,但是李大钊还是没有走,他的长女李星华就曾经回忆道:“有那么一段日子,父亲格外的忙,在我们住的那座院落后面,一个十分僻静的小院子,父亲曾经和他的同志们在那里生起了一个小火炉,很多文件都被父亲扔进了熊熊的烈火之中。”

既然李大钊开始销毁文件,这就说明他做了最坏的打算,早在杨度之前就有很多同志劝过李大钊,让他谨防张作霖的黑手,尽快离开北平。可是尽管局势已经十分危急,李大钊也频频地将身边的同志安排到苏联进行学习,或者南方参加北伐战争,却始终自己没有远离北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有比命更重要的事,那就是革命。

在李大钊被捕后,曾在监狱中待过22天,那时候京师的警察为了挖掘出中共的秘密,对他施以各种酷刑,不仅仅是电椅、老虎凳,甚至还残忍地拔去指甲,用竹签插手指,对此,李大钊却铁骨铮铮,用血迹斑斑的手在《狱中自述》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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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自述》

1927年4月28日,不顾全社会舆论的反对,蒋介石下达密令,要将所有党人进行处决,而后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被分坐在6辆囚车上,押解到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的一个绞刑机下,开始进行绞杀。作为第一个被施以绞刑的人,李大钊登上绞刑台,发表了此生的最后一次演说:“即使反动派绞死了我,也不能绞死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中国势必会得到光辉的胜利。”

只见他目光和悦,神态自若,身着一身棉袍,宛如昨日,不见半分畏惧,然而卑鄙无耻的敌人为了折磨李大钊,还是狠狠绞了他三次,前前后后历经28分钟,这个伟大的共产党员英勇就义,在38岁这一年为了革命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停灵6年得以安葬

当年李大钊牺牲后,尸身被警方装敛于薄棺之中,随后放在宣武门外北头路西土地庙下斜街长椿寺内,由警察特意看守,因为身病体弱的赵纫兰无力将其遗体收回安葬,自家的几个小孩又被北洋政府派来的特务以及当地的流氓混混逼得走投无路,所以后来李大钊的尸身是由其同乡好友李采信、白眉初等人领走的,在征得赵纫兰的同意后,大家为李大钊换棺,并且自发募捐为其准备后事。

一切安排妥定后,新馆被暂放于浙江寺南院进行祭拜,本来这只是轻轻一放,可谁曾想因为时局动荡,加之政府迫害,直至停灵6年后李大钊同志才得以安息。

1933年4月,被北洋军阀赶回老家的赵纫兰带着自己的儿女返回北京准备将李大钊的遗体安葬,这一时间赵纫兰已经是恶疾缠身,再加上家中并无多余银两,儿女尚且还小,没有力气也没有钱财操持丧事,无奈之下,赵纫兰只好一一拜访李大钊曾经的同事,希望北京大学可以代办安葬。

早前李大钊也曾以很多报刊为阵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工作期间,他一直勤勤恳恳,并将自己的很多工资都用来救济学生亦或是将其投入到党务的使用当中,凭着极其出色的人格魅力,为自己赢得了不少好人缘。在赵纫兰提出那般请求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当即答应,一定照办,并率先捐赠了20块银元,随后李四光、鲁迅以及戴季陶等人都纷纷慷慨解囊,助她渡过这个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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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之妻——赵纫兰

同年4月22日,在妙光阁浙寺内举行公祭活动,次日,有很多李大钊的北大同仁以及教育界人士,包括各个中学的青年学生陆续赶到李大钊的灵柩前参加致祭。本来出殡的队伍只有李大钊的亲友以及护灵队,后来那些李大钊资助过的学生以及敬佩他的青年,都开始跟着队伍默默前行。

还不仅仅是这样,待送葬队伍行至宣武门时,有很多印满各式各样的标语不断飞出,上面多是写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等字样,目不识丁的赵纫兰虽然早年并不识字,但是在李大钊手把手的教授之下,还是简单认识一些的,更何况这些还是丈夫曾经时常挂在嘴边的话。

随着这样的标语越来越多,送葬的队伍也越来越长,后来待行至宣内大街时,由于人流量过大,交通不得以随之中断,十分明显,李大钊葬礼所带来的影响已经超过了北洋政府可以容忍的极限,也因此政府当局迅速组织队伍,对葬礼实施了“干预”。

待送葬队伍行至西四牌楼时,国民党的军警以“妨碍治安”为由,不仅不允许送葬队伍通过,甚至还开始开枪射击,而这当即导致在一片混乱之中,有很多工人以及学生无辜枉死,看着这样一番情景,赵纫兰的眼泪当即留了下来,她悲怆欲绝的进道:“他一定不愿意这样,也不想看到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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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部队

不知时间持续了多久,残酷的镇压终于得以终结,尽管说有护灵队的保护,赵纫兰的家人并没有得到什么伤害,但是连累这么多人无辜受伤,赵纫兰还是觉得悲伤,自责。

慢慢的天空开始下起了小雨,满地都是血,连挽联以及花圈上也开始有了血色,有同学默默地将掉落的东西捡起来,递给李星华,这位李大钊的长女,只是轻轻的说了一声:“不管是葬礼还是革命都要继续。”

待送葬队伍再次启程时,整个天空都是一幕黑色,再夹杂着微微细雨,大家的每一步走起来都显得那般沉重,因为中间的这些变故,后来待黄昏时分,送葬队伍才顺利抵达目的地北平万安公墓。

强撑着自己的身子,赵纫兰走到灵柩前,准备陪李大钊走完这最后一段路,待灵柩进入公墓后,随即有一骡子车疾驰而来,有人从车上搬下了一块石碑,上面写着“革命导师李大师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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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下棺现场

当然,这块石碑最终并未立在李大钊的墓前,因为此前的种种已经让他们知道,若是将这样的一块丰碑立在墓前,很有可能国民党会闻讯而来,到那时谁知道又会发生一些什么,所引起的后果更是让人难以想象,也因此征得赵纫兰和大家的一致同意后,这块墓碑和李大钊同志一同被埋在了地下。

待李大钊的灵柩被下葬时,灵柩旁边的多数人都在痛哭,或许是在感慨时运不济,也或是因为这样的英雄却无法立碑,感到有些悲凉、心痛。

葬礼没过多久,赵纫兰的身体就开始每况愈下,李星华隐隐感觉到母亲似乎也要离自己而去了,她想说些什么,又不知如何表达,尽管已经多次鼓励母亲,可她始终还是能够意识到母亲没有活下去的意愿了。

后来也就是李大钊葬礼刚结束一个月的时候,赵纫兰也悄然病逝了,而最终她的遗愿也变成了现实,和自己的丈夫并排埋在一块墓地里,被葬在了万安公墓。

出卖李大钊的那个人是谁?

在李大钊被捕之前,尽管说有很多人都知道他住在东交民巷的苏联使馆俄国兵营,但其实具体住址只有少数革命同志才知道,而且他们都还是革命的领军人物。

1927年3月,在意识到西交民巷有情况后,京师的警察厅即刻倾巢出动,当场逮捕了7人,并缴获了当时正在分发的秘密传单,随后相当可怕的白色恐怖开始蔓延,我党的6处机关逐一暴露,接连100多中共党员陆续被捕。

许是因为收获太大,京师的警察一下来了精神,甚至司法科科长沈维翰还亲自出马,连续对这些重大嫌疑对象审讯了三天三夜,最终成功发现了一名十分具有“价值”的嫌犯,身为中共党员,李渤海并非一般的党员,他是干部级的人物,一直在李大钊身边做一些具体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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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曾参加“五四运动”,后来因成绩比较优异成功考入北京大学,成为李大钊的得意门生,于1923年经由何孟雄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陆续担任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晋区执行委员、团北京地委委员等职务。

在李大钊避难之后,俄国兵营的共产党组织与外界的联系交由他全权负责,与此同时还兼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正因如此,很久一段时间里,都没有人会想到这个仪表堂堂、身居高位的中共领导人物会是革命叛徒,并且还因为他致使李大钊同志被抓捕,被施以绞杀酷刑。

上世纪70年代末,在接受台湾媒体采访时,沈维翰透露出了一个十分惊人的消息,原来当年奉系军阀之所以可以那般迅速的抓到李大钊,这背后还有李渤海的功劳。

当年国民党将李渤海抓捕后,通过严加审讯,意识到此人可以利用,所以几次三番谈判过后,李渤海就将李大钊藏匿在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的情报以及很多中共地下党员名单一并供出了,而这恰恰也为警厅提供了很多方便。

为了不让中共受惊,采取任何行动,在进行审判过后,沈维翰就偷偷将李渤海释放了,也就是因为这样,除去李渤海这个当事人,没有人知道他这个所谓的中共党员干部已经投敌叛变,在李大钊同志牺牲后,甚至他还继续担任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只是较为不幸的是,同年八月他再次被捕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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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的东北军

在这一次叛变后,李渤海改名为黎天才开始为东北军效力,张作霖尚在世时,他的能力还没有得到极大凸显,后来张学良便顺利继任后,黎天才开始被逐渐重用,并最终打败很多人,成为了张学良的心腹谋士。

不仅如此,黎天才此人还非常有本事,他的左右逢源能力简直是无人能敌,在他为张学良效力的同时,还能与中共地下组织,国民党的复兴社以及山西实力派阎锡山都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游走于方方面面之间,好似游刃有余。

最初,李渤海提出“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这一提议得到了张学良的初步赏识,“九一八”事变后,他又迅速构建起东北沦陷区情报网,而这迫使张学良开始对他委以重任。

身为张学良“西北剿总”的高级官员,他一直负责中国主管电讯机以及情报机构,甚至他也很支持张学良不想打内战的想法,只是不同于其他东北将领是不忍祖国家园毁于一旦。因为黎天才足智多谋,所以张学良几乎对他是言听计从,另外要提一下的是,在西安事变爆发前,蒋介石也曾亲自与他会面,面谈了几个小时,亲自提出想要他前去南京帮忙,只不过被委婉拒绝了而已。

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以及杨虎城表明态度的“全国八项通电”就是由他经手起草的,那一时间过后,黎天才又陆续担任“设计委员会”委员,兼任了“宣传委员会”常务委员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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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事变后,经由张学良的挚友宋美龄调和,最终张学良答应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赎罪,只是蒋介石本身就言而无信,被扣留后更是感觉自己受到了奇耻大辱,所以当即就将张学良羁押了,另一边,由于张学良迟迟未归,西安方面的东北军感觉些许不安,公推黎天才赴京探视,不料最终却被戴笠软禁。

被软禁的那些年,虽然黎天才的生活较之之前已经降低了很多生活水准,但是总体来讲尚且还可,后来中国全面抗战爆发,黎天才以自己身患顽疾为由,保外就医,得以恢复自由,随后一直在上海生活,再次改了名字,且不再参与任何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过了将近6年,黎天才是中共叛徒一事才被查明,也就是这个时候,大家才得知原来正是因为他的叛变才导致李大钊以及很多中共党员当年无辜枉死,后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判处他无期徒刑,于1961年8月离世。

历史是很沉重的东西,有很多人物也不好带着特殊的色彩去进行评价,而纵观李大钊同志这一生,一直都在为革命事业奋斗,甚至为了中国的革命可以取得胜利,将自己的生死都完全置之于外,这样的精神值得我们赞扬、歌颂。

不管是任何时候,思想都十分重要,正是因为深知这个道理,李大钊才会不停地用自己的笔杆子去宣传中共思想,去不断宣传革命。思想能够救国,能够拯救整个民族,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承认的事,革命先烈之所以十分伟大,是因为他们有着超高的境界,李大钊就是这样的人,他值得被我们铭记心中,作为中共的创始人之一,他是当之无愧的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