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7月，原名尤明·巴都的田富达出生在台湾新竹县关西镇，祖祖辈辈都是居住于此的泰雅人。1947年他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49年毕业于华北军政大学，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前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也是见证开国大典的唯一一位台湾原住民代表。2019年，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田富达在接受中青报记者采访时说：“如今我最大的心愿，和70年前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时说的一样，希望早日看到祖国统一的那一天。”

2003年4月，台湾媒体人徐宗懋先生投书台湾《中国时报》，记录了这位“台湾阿甘”的传奇一生。

文章如下：

尤明‧巴都现在住在离休高级干部住的社区里，不时接待台湾来的原住民访客，这位传奇的台湾原住民从失业青年、解放军战士、开国大典的台湾代表一生中充满了惊叹，令人眼花撩乱，既是坎坷不已，也是丰富十足…

田富达、原名是尤明‧巴都，一个陌生却非常值得一提的名字，二十岁那年，他就站在谢雪红的身旁，带着几分羞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留下那张经典的照片。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召开了第一届政协会议，台湾方面是由谢雪红领导的“台盟”代表参加，一共有五个人：谢雪红、杨克煌、李伟光、王天强、田富达，这是参加开国大典的六位台湾人，被形容为新中国的开国元勋。谢雪红等人具有丰富的革命经历，“二．二八”在台中一呼百应，成为国民党通缉名单的首犯，早为台湾社会所熟知，不过田富达是谁？

事实上，这位以台湾少数民族代表身份在开国大典前夕发表关于民族平等演说的台湾人，三年前还旁徨地在台湾北部山乡找工作，懵懵懂懂中竟被奇妙的历史、奇妙的人生经验推到北京皇殿跟前。今天，其他五位台湾人都已过世，只剩下他仍然健在，还能替时代留下自己的几句话。

田富达生于北台湾的泰雅族部落。日据时期，泰雅族的反抗是最激烈的，因此受到的监控也是最严厉，族人的生活也是最困顿的。田富达家里有八个兄弟姐妹，父母长期过度劳动，母亲病死时才三十六岁，父亲四十二岁时也倒下去。田富达说：“这是日本统治时代山地乡的共同情况，不断地劳动，却没办法养活家人。”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立刻到山乡征兵。田富达的村子不到五十户，不过一百多人，却连续被征了三批。田富达的哥哥被征去，穿着日军军服挥别家人，从此就从世界上消失。小学毕业后，田富达就到工厂做工，日据时代，田富达面临被征调的危险；不过日本人投降后，他的情况也没更好，因为国民党基层接收人员拆掉工厂马达，拿去大陆变卖，所以田富达也跟着失业了。

传奇的台湾原住民

于是，田富达跟着一位朋友到台北找工作。这个朋友原来住的山区比较高，日本人雇他观察美国飞机，看到美国飞机来，他就拉警报。现在日本人投降了，他也丢了饭碗。如此，这两位失业的山地青年一起找活干，途中看见国民党征兵布告，上面写了四条：第一、每月工资三千块。第二、可以学国语。第三、保卫台湾，那里也不去。第四、两年以后保证介绍职业。田富达看了这四条几乎昏倒，因为以前每月工资只有三十块，就可以养自己和弟弟，三千块是什么概念？大概可以买洋楼了。于是他跟朋友迫不急待地奔向征兵站报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田富达正式穿上国民党军装，而且发现来当兵的无论是汉人还是原住民，都多少跟他做着一样的白日梦，他们对大陆政局一无所知，也不晓得中国大陆即将爆发大规模的内战，不过他们很快就知道自己是被骗来了，那三千块的工资完全是假的，一个月只有上海发行的三百块的官币，只能买八包烟。

不甘心上当被骗，大家都想跑，一堆人开始开小差。一九四六年九月，田富达终于跑回家去，在山上躲了一个月，部队派人来抓他，都扑了空，后来改口告诉他家人，考虑到田富达需要养活弟妹，他们决定允许他退役，不过田富达必须先回部队办理退役手续，于是他又回去了，而且又是被骗了。一九四六年十二月，部队宣布戒严，士兵被集合起来，带上背包，一路坐卡车换火车，到了基隆即登上船。今天田富达回想，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下，他几乎永别了家乡。

田富达参加的第一场战争是在山东省的鱼台地区，他们这一支部队里的台湾人占了百分之六十以上。战况惨烈。解放军势如破竹，军官叫他们撤退，跑了大约三十公里。隔天，被追到，下午五时左右，天空蒙蒙亮亮，旅长举起了白旗，田富达成了战俘。解放军先把战俘集中起来，办理登记，然后征求他们的意见，愿意留下来就留下来，愿意走的给三块大洋当旅费，去那里不管。田富达心想，三块大洋边吃边走只能到上海，人海茫茫，言语不通，能不能回台湾还是未定之数，不如留下来，日子还牢靠一些。田富达初到解放军时是在刘邓大军第六纵队第七旅，旅长是李德生，部队主要仍在山东进行运动战。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部队的所有台湾籍战士奉令集中到团部开会，上级宣读了刚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然后介绍了“二．二八事件”的情况，同时又说为了培养台湾籍干部，军政大学紧急招收台湾学生，于是十七旅的所有台湾战士全被送去位于河北南宫县的军大，可以说，军政大学设立台湾队完全是“二．二八”的产物，田富达是农民、工人、少数民族，又受到过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害，在未来的台湾事务上，他注定要有很高的代表性了。

以探亲的名义获准返台

一九四九年九月，田富达，这位三年前还在山地乡找工作的失业青年，带着略为腼腆的神情，站到台湾老革命谢雪红的身边，在全体开国元勋面前，针对民族问题发表演说。或许对于几年前的他来说，简直匪夷所思。一九四九年后，田富达等台湾干部的去处随着局势起伏，原本他们集中在上海，准备支援解放台湾，后来一部份又被派去支援朝鲜战争。一九五二年，田富达被调到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并以台湾高山族代表的身份四处视察访问。当时总理特别关心少数民族问题。一九五六年春节，总理问他高山族在大陆有多少人？文化程度如何？田富达做了简单的回答，总理立刻说，得想办法让他们有机会学习啊！于是田富达回去列了七十多人的名单，挑了六十多人，集中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武汉分院，在那里的政治系成立了台湾高山族研究班。根据田富达的统计，台湾来大陆的第一代高山族约在二百八十人左右。

一九八零年代，田富达在台湾的亲友终于有人来大陆探亲，就这样他跟台湾的弟弟联系上了。一九八八年，兄弟们总算在北京重逢，田富达看着当年他做工照料的弟弟，转眼间也已头发斑白。由于他在党内担任高级职务，台湾方面拒绝批准他返台探亲，直到一九九七年，整整五十年又十个月，他才以探亲的名义获准返台。田富达回家时，他的弟弟并不在家，因为他跟渔公司签了约，必须这个时候出海打渔，不然合约会取消，工资会没有，所以没办法在家里迎接久别的哥哥。看来，台湾原住民长年面临的基本生活问题并没有根本的改变。

尤明‧巴都现在住在离休高级干部住的社区里，不时接待台湾来的原住民访客，这位传奇的台湾原住民从失业青年、解放军战士、开国大典的台湾代表、“一生中充满了惊叹，令人眼花撩乱，既是坎坷不已，也是丰富十足。

来源：作者徐宗懋为资深媒体人，台湾文史工作者，本文由“郭茂辰海峡传真”公众号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