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盛世”可谓清朝的全盛阶段，但这幅宏大的盛世画卷所隐藏的衰颓之象却随着马戛尔尼使华而为西方殖民者所窥探，从而对西方传统的中国印象造成巨大的冲击与转变。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以祝寿为名访华，希冀通过外交谈判，促使清廷取消贸易限制和禁令，开放中国市场，以顺应新航路开辟与工业革命后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商业需求与扩张态势，却为乾隆帝所拒绝。马戛尔尼虽然未能通过外交手段达到预期效果，却以此为契机窥探到了清朝官场、军备的实际状况及其治下民众的生活状态，进而勘破清朝外强中干的实质，为数十年后英国悍然发动对华战争埋下了伏笔。这也充分暴露出清朝国防保密体系的致命缺陷，是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马戛尔尼 清朝 乾隆 “盛世” 衰象
乾隆年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是中英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马戛尔尼出使期间的亲身经历不仅促使其对于清朝的“盛世”观感有全新与深刻的认知，更为西方人眼中固有“中国形象”的转变埋下了伏笔。诚如法国学者佩雷菲特所言：“马戛尔尼使团在西方与远东的关系中是个转折点。它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它结束了一个世纪来的外交与商业上的接近；它在西方人中开始了对中国形象的一个修正阶段。”作为18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学界目前围绕马戛尔尼使华所延展的中英关系与国际体系已有较为充分的探讨和研究，即多偏重于对事件主体的马戛尔尼使团与清廷官员的互动研究。然而对于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后的观感与见闻所折射出的“盛世”衰象，以及由此暴露出清朝国防保密观念与制度的严重缺失，目前仅略有提及，仍有深入探析的学术价值。
一、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背景
新航路开辟与海外殖民扩张为欧洲列强攫取了广阔的海外殖民地，加速了全球统一市场网络的形成。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具有非常明显的英国政府与商人利益双重代表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西方殖民势力东扩的急先锋。
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是资本主义经济飞速发展的产物。得益于工业革命与殖民扩张的双重推动，“18世纪的英国是工业化的领头羊，而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格局也处于形成之中”。这一时期“不仅是资本市场和银行业兴起的时期，也是对外贸易迅速扩张的阶段。‘光荣革命’后英国海外贸易发展势头迅猛，又卷入多场对外殖民争霸战争”。“殖民帝国的扩大以及工业革命的兴起，推动了英国的贸易转型，即从重商主义贸易向自由贸易转变”。可以说，“乾隆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处在从原始积累到工业革命的转折时期。欧洲各国的海外殖民活动进一步发展，英国以其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和雄厚的海上实力确立了称霸世界的地位”。空前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英国带来了繁盛的海外贸易，成为英国将殖民扩张的触角伸至地球每一个角落的内在动力。
“中国热”在18世纪的欧洲风靡盛行，受此影响的马戛尔尼也对中国充满着期待与向往。欧洲传教士来华后，反而沉醉于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他们在向欧洲反馈中国印象的过程中充斥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从而为启蒙运动方兴未艾的欧洲提供了思想渊源与精神滋养。马戛尔尼访华之前就受到英国公众的广泛关注与大肆炒作。“在这个过程中，乾隆皇帝作为‘域外眼光’的代表和理想君主的形象被凸显出来”。可以说，当时对中国文化的尊敬与推崇绝不仅仅局限于以马戛尔尼为代表的上流社会，而是一种风靡欧洲的时髦，亦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作身份与地位的象征。
随着对华贸易的急剧攀升，英国急欲改变清廷严格限制中英贸易的现状，希望基于契约精神与条约签署构建起全新的国际关系。清廷与英国的贸易往来始于康熙年间，清廷收复台湾后，“始开海禁，外商通互市之处，原不限定粤中。康熙三十七年，设定海关，英人始来通市”。“乾隆七年冬十一月，英巡船遭风，飘至广东澳门，总督策楞令地方官给赀粮、修船舶遣之。二十年，来宁波互市……二十四年，英商喀喇生、通事洪任辉欲赴宁波开港……二十七年夏五月，英商等以禁止丝斤，其货艰于成造，仍求通市”。在马戛尔尼来华之前，中英就已发生两次严重的交涉案，即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商洪任辉因请开宁波港而被清廷拘捕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英船来粤所引发的人命纠纷。此外，英国对华贸易额自18世纪下半叶便大幅增长，“跃升为中国第一大对外贸易国”。“盖当时各国对华贸易，以英国居第一位，英之海上势力，已凌驾西班牙、荷兰而上之矣”。“而英以印度为根据，尤称便捷。故对于中国之交涉，自以英人为首”。清政府单方面限制中外贸易并严格实行闭关政策，非但无法缓解中英在商贸问题上的矛盾，只能进一步加快英国人的东扩步伐。
乔治三世
面临中英贸易冲突不断所引发的一系列纠纷，清廷试图通过闭关极力回避现实问题，但英国“亟谋改良交涉”。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英王乔治三世正式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其目的在于：“(一)许英国派员驻京管理本国商务；(二)许英国商人在舟山宁波天津诸港通商；(三)英人愿效俄罗斯例，于京师设一商馆，收贮货物发卖；(四)愿求在舟山附近无城砦之小岛，租借一处，为居留商人，收贮货物之地；(五)于广东附近，亦请租借一处，并准令寄居澳门之英人，得自由出入；(六)请于澳门广州间内河输运货物，得免通行税，或减轻税额；(七)许英人在通商地传教。”不难看出，开港通商、对外贸易与正式建交是英国人来华的核心目的与利益所在，这不仅同英国社会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态势相适应，更彰显出英国欲将清朝纳入其主导下的新型国际秩序与全球贸易体系的野心。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根本原因在于，以广州十三行为中介、以闭关与自足为外在形态的清朝自然经济基础上所形成的既有的中英贸易格局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殖民势力的扩张与渗透企图，却与英国资本家开拓海外市场、攫取巨额利润的迫切需求截然对立。随着中英交往日益频繁，中国的众多人口与广阔市场日益成为英国资本家觊觎的对象。这也导致清廷竭力以闭关锁国抵御西方殖民者的骚扰与入侵的企图难以奏效。
二、“盛世”的另一面相：马戛尔尼的观感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六月，马戛尔尼使团正式抵达中国。八月，使团抵京后仅停留数日，即前往热河。九月，乾隆帝于避暑山庄会见使团。十月，使团离京，并于次年一月离开中国。在此期间，马戛尔尼及使团成员通过敏锐观察、广泛见闻与详细记录，对清朝官场、军备的实际状况及其治下民众的生活状态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从而对所谓的“盛世”有所认知与感悟。
其一，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官僚体制既权威高效，也容易滋生腐败与罪恶。马戛尔尼首先不得不承认：“中国朝廷，其组织之法，足令上方之力，直达下方，为状殆类一机器。但令此机器之原动力一发，则机器各部即依其秩序而转动，不辍不滞，凡人力能为之事，莫不能任之，洵可异也。”副使约翰·巴罗也认为：“世无其匹，绝非其他国家的人在短时间内能够做到。确实，这里的每件事都由朝廷直接过问；费劲的工作都作好准备，甚至让人心甘情愿去干，在这样一个专制政府的统治下，这是难能可贵的”。但随着马戛尔尼深入观察，他发现清朝官员为了个人政绩与官位升迁可以不择手段，他们“自己也要受上司、朝廷大臣和阁员的摆布”,百姓则“害怕官吏任意处罚、迫害和凌辱他们”,唯恐避之不及。此外，当时由于天气炎热导致食物变质，涉事相关官员受到严惩，则令马戛尔尼“甚骇其所用刑罚之不当”,由此深感“中国之法律与公理，不能以吾西人之目光判断也”。此外，通过目睹从广州十三行在外贸中的搜刮索贿到各级官员横征暴敛等诸多不法行为，使马戛尔尼断定“政府大多部门的腐败和暴虐行为是普遍现象”。可见清朝官僚体制的特点已为使团所注意。
其二，军备落后、武备废弛是马戛尔尼对清朝军事力量的直观感受。为搜集情报信息以便准确估量清朝的实力，军备和国防是马戛尔尼关注的重点。经过细致探察，马戛尔尼认为清军的武器装备不值一提，其步兵军装“粗糙、笨重，不宜于作战”,士兵“执大而圆的藤盾和工艺不精的大刀”,“配着外表很锈的火绳枪”。当使团到达定海城时，副使斯当东发现“除了城门口有几门破旧的熟铁炮外，城内没有其他火力武器。城门是双层的，城门内侧有一岗哨房，里面住着一些士兵，墙壁上挂着弓箭、长矛和火绳枪，是他们平日使用的武器”。使团抵达天津后，看到“现在中国军队用的仍是刀箭而非火器”,还发现列队欢迎的清军士兵“手里除了武器外，还拿着扇子”。在通州，使团发现“壁垒上面没有炮台，只在城门附近安有几座旋转炮”。列队士兵的穿着让使团感到“既笨重，又有些女气，没有一点军人气概，倒像是舞台上的表演者”。在使团返程期间，他们发现兵站两旁安置笨重的铁炮，“但实际上杀伤力并不大”。当两广总督长麟在广州送别使团时，再次充分暴露出清军的诸多弱点，马戛尔尼对此质疑：“此种宽衣大袖之兵，既未受过军事教育，而所用军器又不过刀、枪、弓、矢之属，一旦不幸，洋兵长驱而来，此辈果能抵抗与否?”马戛尔尼还发现清朝的所谓“海军”由中小型帆船和渔船组成，缺乏远洋航行和大规模海上作战的能力。英使船队来华后不仅引发中国百姓“咸企足引首，向吾船观看，面上各露惊异之色”,而且“英国船只的高大桅杆和复杂构造，在一群设计简单、低矮笨重，但宽阔结实的中国船只中间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都印证出中英双方在造船能力上差距悬殊。清朝的国防体系更是在英国人的侦测下漏洞百出。使团在大沽登陆时，发现炮台“与其说是为了保卫之用，不如说是为了装饰。它虽然是很靠近海面而且注视着江口，但是在围墙上一个大炮也没有。”当英船驶过虎门要塞时，马戛尔尼观察后估计：“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只要涨潮和顺风，任何一艘军舰可以毫无困难地从相距一英里的两个要塞中通过。”这些印证了清朝的国防要塞多处武备废弛，防御能力形同虚设，根本无力抵挡英舰的攻击。经过几个月的详细考察，英国人得出结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马戛尔尼甚至扬言：“英国两艘战舰就能胜过整个清帝国的海军力量，半个夏天他们就能彻底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几十年后的鸦片战争便印证了马戛尔尼的观点和预言。可见英国人通过观察已发现清朝的军事技术仍停留在冷兵器时代，远远落后于同时期的英国。
其三，马戛尔尼还对“盛世”之下民众的生活状态予以细致探察。使团进入天津后，发现“一切都显得贫穷破旧”,致使“所有成员都感到自己心里的期望破灭”。尽管到处人声鼎沸，但百姓的模样“显不出什么幸福愉快”,且“大多数人全身真正只有一条衬裤”。当使团经过大沽地区时，“两岸多是土墙草顶的草舍，也有少部分建得高大、外墙刷漆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居所。从房子的格局来看，在其他国家，贫富者之间还有许多中等人家，而中国却好似很少有中等人家”。当使团抵达皇城时，发现接待人员鄙陋的着装“和一个强大帝国的代表所应有的尊严很不称”。当使团结束行程南下时，发现百姓“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他们的繁重劳动不允许中断”,“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仅使他们得以温饱”。通过观察，马戛尔尼发觉尽管处于“盛世”,但社会贫富差距依旧悬殊，百姓“生来瘦弱，病兮兮的样子，面颊没有健康的红润。大人物的桌上则摆满各种菜肴，大多是烧炖鱼、鸡和肉，再适当加进蔬菜和各种作料。”而生活在山东南部的可怜渔民，“明显露出贫穷相”。经过考察，英国人认为乾隆治下的民众“一般都贫困”,且“因为贫穷，人们尽量节衣缩食”。此外，民众的卫生习惯也极其糟糕，马戛尔尼目睹即使是上层的百姓也“邋遢肮脏”、不爱清洁，穿着粗糙，贴身衣物“要脱下来洗，比换件新的更难”;任意在室内吐痰，拿衣袖或任何身边的东西擦手；用餐时只用手指和筷子而无毛巾和刀叉；“他们很少洗身，一如他们很少洗衣服。他们从不使用浴室，冷热都不用”。这一切充分彰显出马戛尔尼眼中的“盛世”实际上民生多艰，普通百姓生活质量低下且贫富分化严重。这些现象令英国人大跌眼镜，是导致日后对华印象急剧转变的重要原因。
马戛尔尼通过敏锐的目光对清朝政治、军事状况及其治下民众的生活状态予以全面细致地考察，进而发现“盛世”下的繁花似锦只是清廷勉强维持统治秩序下的繁荣表象，而实际上局部地区已动乱四起，一系列暴动都显示“在不变的表面豪华的背后，帝国的内部却动荡不安”。
三、“崩溃的大幕”:马戛尔尼的意外收获与鸦片战争的前奏
马戛尔尼本着通商和建交的愿望，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希望能通过外交谈判促使清廷打破体制束缚，将内地庞大的人口与市场向英国开放，不料却为乾隆帝所拒绝，最终只好悻悻而归。“但是，这个使团也不是一点收获也没有。有一样意外的成果，那就是看清了大清帝国的真面目”。“他们沿途考察了中国的社会、官场、军队，包括军事要塞”。“他们了解了中国社会贫弱的现实，看到了官民关系的紧张、官员的贪腐。也看到了中国几乎不堪一击的海防、贫弱的军备。虽然没有照相机，但他们随行的画师，将所看到的一切都画了下来。马戛尔尼回国之后，中国以往的神话就不复存在了”。这些依据成为日后英国人发动对华战争的自信与底气。诚如学者雷颐所言：“帝国崩溃的大幕，其实是从马戛尔尼1793年使华拉开的。”
使团会见乾隆帝期间，马戛尔尼代表英国政府向清廷提出建交、通商等要求，被清廷一一回绝。乾隆帝认为派驻使节问题“断不可行”,表示“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清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清廷甚至“恐其有勾结煽惑之事，且虑及该使臣等，回抵澳门，捏词煽惑别国”商人，“垄断谋利”。乾隆时期，由于“通过战争、联姻或和平归顺，清在亚洲腹地的霸权已经建成”,因而在清廷眼中，普天之下只有通过朝贡体系维持的宗主国和藩属国之间的关系，不存在两个主权国家间的对等外交，更无互派使节的说法。尽管英王乔治三世在给乾隆的信中表达出构建“平等关系——他们都是统治者”的意愿,乾隆却以其“僻处重洋，输诚纳贡，朕之赐予优加，倍于他国”作为回应。关于洋人开展对华贸易及探察内地情况的欲望，清廷认为：“谅必有内地汉奸，私行勾引前来，希图渔利，此等奸民，最为可恶……应即严切查察，究出勾引奸商数人，从重治罪，以示惩儆”。出于对自由贸易扰乱统治秩序的担忧促使清廷断定“外夷贪狡好利，心性无常……究恐其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豫为之防”。乾隆皇帝最终以清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一纸敕令作为对使团所提要求的回应。马戛尔尼则在事后向英王的报告中抱怨：“不可克服的障碍……中国人的多疑：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每一项建议，就好像我们是来颠覆这个国家的。”斯当东对此也指出：“中国方面……处处流露出怀疑和猜忌的神情，他们好像误解了英国使节团此来的目的。”不可否认，清廷在同英国的交往中始终持轻蔑鄙夷的心态与防备敌视的立场，但“确实在客观上维护了清王朝独立国家的主权”。这次中英交涉最终随着使团离京而匆匆落幕，但对于处在“近代前夜”的清朝及日后的中外关系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
乾隆帝
马戛尔尼虽然未能完成这次使命，却有着非常意外且重要的收获，那就是借此来华契机充分探察到了清朝的虚有其表。在使团由京赴热河会见乾隆帝的途中，“使团巴瑞施上尉对长城及附属军事设施、军队配置等作了测量和记录”。交涉结束后，使团又以种种理由不走海路，而是从北京取道大运河南下杭州，再由江西至广州。在此期间，马戛尔尼接触过不少清廷各级大员，“目睹耳闻了不少政治、军事、社会实情，深感中国人的知识浅陋，官吏贪污，人民困苦，武备废弛，一切虚有其表。如一旦与英国发生冲突，势将土崩瓦解，俄人或将乘机而入。这些观察，不妨说是他的真正所得”。此外，使团成员包括“政治家、科学家、机械师、医生等专业人员，他们从这些领域、学科对中国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全面考察研究”。马戛尔尼通过对比，认定“中国政治、经济、法律、道德、科学技术和军事等各方面均大大落后于欧洲”。与其说马戛尔尼使华失败，倒不如说其所获取的丰富多样的情报信息远比使华本身更有价值。
马戛尔尼及其随员的使华观感传回欧洲后，不仅刷新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改变了西方人固有的中国印象，而且成为数十年后英国发动对华战争的情报来源。此前欧洲人对中国的印象来源于马可·波罗的中国游记、传教士的介绍与部分启蒙派学者的论述，因而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是一个繁华、强大、文化昌盛、道德高尚的文明国度。但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归来，则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人固有的中国印象，中国已经沦为落后、野蛮的国度，而且一触即溃，“只要几艘三桅战舰，中国就会分崩离析”。中国已不再是欧洲人尊崇与膜拜的对象，而中国庞大的人口与市场逐渐为西方资本家所垂涎，中国已成为西方列强向东方世界扩张的目标。马戛尔尼回国后所出版、发表的大量中国见闻直接“为英国侵华的鸦片战争提供了强烈的动因和精准的情报”,甚至可以说，“马戛尔尼使团的使华游记，为后来英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提供了丰富的情报资源，无意中开启了中英关系甚至中西近代关系史的序幕”。清史学家萧一山对此指出，马戛尔尼将“沿途所见内地社会实情，与军队腐败之状，笔之于书，归而布诸全国，则实为英人轻视中国，造成鸦片战争之张本云”。以此视之，马戛尔尼使团虽未能达到让清廷就范的目的，但从中所获取的情报资源成为日后英国凭借武力迫使清廷屈服的强大助力与坚实基础。
马戛尔尼之所以能有如此丰厚的意外收获，根本还在于清朝国防保密体系的致命缺陷，这种缺陷既有观念缺失，更是制度建设的失败。当时从清廷的各级官员到广大民众毫无主权国家所应有的国防保密观念，遑论相关的制度建设。学者张鸣对此谈道：“当时中国也没有什么保密的概念，其实中国近代好像一直都没有这个概念”,“所以，他们想看什么都能看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也就是说，中英鸦片战争开始将原本独立自主的中国拖入半殖民地的泥淖之中，而中日甲午战争则是加快将危机日深的中国推向半殖民地的万丈深渊，清朝官方国防保密工作的巨大失败要为此承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事实上，自1840年中国被迫开关之后，国家主权日益沦丧、国内政局支离破碎、民族尊严惨遭践踏，加之帝国主义凭借武力与条约驻警驻军，执政当局欲推进国防保密建设更是无从谈起。可以认为，这种观念与制度的缺失造成近代中国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进而丧权辱国，而马戛尔尼窥探与鸦片战争失败不过是一个起点。
如此重要之意外收获，才是此次马戛尔尼使华的真正价值所在，这种价值在几十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得以充分彰显。然而这种价值对于仍旧以“天朝上国”自居、坚持闭关自守的清朝来说，不啻是一个巨大的灾难。
四、结语
乾隆中后期，清朝日渐呈现出吏治腐败、武备废弛、官逼民反等衰落征兆，其盛极而衰的国运已不可避免。西方列强则因海外殖民扩张与工业革命而蒸蒸日上，凭借国力、军力、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展开激烈竞逐，加速了国际政治秩序与全球市场网络的形成。在此过程中，清朝因“广土众民”而为西方列强所重点关注，经济层面的贸易需求逐渐演变为政治层面的建交需求，此即马戛尔尼使华的国际背景。
18世纪以来的中英纷争与交涉实际上是两个国际体系之争，即以英国为中心的近代民族国家体系和以清朝为核心的传统宗藩体系之间的对峙，从而映射出“东西方两种文化、两种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矛盾”。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势力，试图以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工业文明将清朝纳入其正在加速形成的全球殖民体系之中。在西方殖民者愈发猛烈的扩张态势下，清朝为维持朝贡体系与政权统治而做出的闭关选择虽不能说深谋远虑，但亦有其现实考量。
两大国际体系此时虽难以互动交融，但马戛尔尼使团充分利用来华契机找到清朝防线的突破口。历经数月的全面探察，马戛尔尼终于窥破“盛世”光辉下掩盖着的衰败趋势，其对华观感所承载的信息在欧洲快速被传播，逐渐动摇乃至彻底改变了西方人对中国的传统印象，成为日后西方殖民者向远东扩张的客观依据和行动方针。可见马戛尔尼的和平攻势虽未能得逞，然而“他和随员们的笔记，把中国的内情，暴露于世界，帝国主义者获得‘知彼’的报告，更要作进一步的企图了”。马戛尔尼的“盛世”观感是通过其亲身经历而进行的现实描述与客观评论，其高度的情报价值与精准的预见性在数十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得以充分印证，由此揭示出帝制时代的行将解体与资本主义时代的即将来临。马克思对此评论：“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
转自《阴山学刊》2024年01期
以上内容纯为公益性分享，侵删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