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兰县走向近代文明，是源于清光绪七年三姓地方的“招垦实边”|依兰县|光绪|招垦实边|放荒|清廷|清朝|衙门

（文/陈达）大清光绪八年（1882年）的早春，吉林省城通往三姓的驿道上，佛思亨站（今木兰县五站乡五站村）迎来了一群特殊的访客。百十名青壮年男子及其家人，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生活的希望，突然涌入了这个宁静的小站，打破了这里的平静。

这些青壮男子是来自辽宁的垦民，为了响应清朝政府的“招垦实边”号召，前往三姓地区进行垦荒。这一重大举措是在吉林首脑铭安、吴大澂的力推下，由吴永鳌专门到辽东召集垦民去姓城，再由三姓放荒委员汪维城具体承办的。

垦民来姓

佛思亨站是三姓副都统衙门管辖下的“江北五站”之一。为了解决三姓至阿勒楚喀之间公文传递不便的难题，乾隆二十七年（1760年）吉林将军衙门在向黑龙江借地，在松花江北岸的狭长地带，设置了佛斯亨、富拉珲、崇古尔库、鄂尔国木索、妙噶山等五个驿站。妙噶山为头站、佛斯亨是五站。

把守“五站”关卡的众站丁看那群风尘仆仆的来人后，遂疾步上前，盘查来人的身份与证件是否相符，合格者放行过卡……

当过了卡的青壮年男子在“五站”的空地上整队完毕，带队的副将吴永鳌手持花名册，逐一点名。当念到名单末尾的郭玉玺时，郭玉玺的应答声洪亮而清晰。吴永鳌对郭玉玺来姓城这一路显现出的古道热肠印象颇为深刻。

唱名结束，吴永鳌将垦民册交给了负责勘放三姓荒地的委员汪维城，吴言道：“拓垦人我已召集到三姓，垦荒实边的具体工作就靠你了……”

三姓地区过去是满族文化的自留地。四百年前，这里因清肇祖布库里雍顺的到来，成为大清帝国的龙兴之地。清朝入关后，为了保护这片神圣的土地，防止汉人破坏风水宝地，这是汉人不准进入的禁地。

然而，到了清光绪早期，由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的主权和利益受到了严重损害，强邻的觊觎更是让边疆危机日益加剧。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防御，光绪六年，吴大澂被赐予三品卿的头衔，皇帝派遣他到吉林，与铭安一同处理边防事务。

吴大澂接到圣旨后，立即启程前往东北吉林，只为能够早日肩负起巩固边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的历史重任。

“五站”这些垦民的到来，不仅是对他们个人命运的一次改变，也是对国家边疆安全的一种贡献。拓荒人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上清朝晚期东北开发和边防建设的一部分。

三姓招垦

其实，三姓招垦计划早在两年前吴大澂抵达姓城时即开始了谋划。

前年光绪六年七月十一日这天，吴星使从省城出发，乘船日夜兼程地前往三姓。

考察完三姓后，吴大澂对斯地的状况甚为失望。令吴大澂感到困惑的是“三姓地方均系旗民所住，春秋两季所领口粮七折八扣，官民交困，生计萧条，大小各户，无不穷苦”，却抱残守缺不求改变，三姓“其实田地甚多，并不招人开垦，殊为可惜”，真是有种“抱着金碗讨饭吃，身居宝山没钱花”之感。

吴愙斋与三姓副都统长璘深入探讨了解除封禁、开垦荒地的可能性。他们一致认为，“只要种地人多，自然生息渐广，此非难办之事，实有无穷之利”，有足够的人来此耕种，这片土地的潜力将被充分挖掘，贫穷面貌将会改变。

是年九月初七日，奉吴大澂之命道员顾肇熙带领顺林、英林两位佐领携绘图人春海及数名随从由姓城出发，开启了对倭肯河、乌斯浑流域的界外（三姓旗民占地称为界内）地区的勘荒踏查之旅，经过十天马不停蹄的现场测查和绘图，顾肇熙等人带着满满的收获返回三姓。他们带回的详尽勘荒报告，为三姓荒地的开发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十月初，吴大澂回到吉林省城。他连续起草了《三姓放荒奏稿》《三姓请拨随缺地亩片稿》等多份奏章，力陈解除“封禁”，最终，清廷批准了他的建议。封禁时间高达200年的柳条边终于开始“弛禁”，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移民运动在“北大荒”展开，这不仅是一次破天荒的尝试，更是一次近代东北腾飞的历史性跨越。

在清朝晚期，吴大澂以其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推动了边疆的开发和稳定。经过吴大澂的力举，李金镛、春龄、汪维城分任珲春、宁古塔、三姓等地的“放荒委员”。同时，也开启了三位委员的迥异命运，革职复出的春龄上任不到半年又被罢免，汪维城上任二年后客死三姓，李金镛则未来可期、事业有成。

抛开三位放荒委员的宿命不说，且让我们接着聊三姓的招垦。根据光绪七年的《吉林将军铭安、吴大澂奉旨开放三姓界倭肯河流域放荒告示》可知，当年垦荒区域涵盖了三姓属界的“倭肯河东南百余里至巴湖里河(八虎力河)，又南至奇胡里河(七虎力力河)及戈什哈岭以南，并大小刁翎甸等处”的大片区域。

为了吸引农人开垦三姓，清廷在政策上给予了极大的优惠，在总承包面积的基础上按七折收取“押租钱”（承包费），且每垧地仅需二吊二百文地租，比奉天省少收了33%。尽管如此实惠，真正报名去三姓开垦的农户并不踊跃。

筚路蓝缕

光绪七年吉林将军衙门正式启动三姓地区的放荒工程，以促进土地开发和人口迁入。1881年8月23日，吉林将军衙门批准了三姓放荒委员汪维城在《为三姓东南荒地承领无户可否先行开放五站荒地事咨稿》中，提出的“先试点、后推广”的方案，决定先行在五站地区试点放荒，之后再扩展到江南地区。11月10日，佛斯亨等站开始准备招商。

1882年郭玉玺等百名拓荒人来到了五站。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野狼、野猪、黑熊等野兽频繁出没，野兔、野鸡、野鸭也随处可见，偶尔还能发现野鸭蛋。然而，此地的蚊子和小咬的数量十分惊人，它们成群结队地攻击拓荒者。为了开垦这片土地，人们不得不采取特殊措施，如点燃“老牛肝”植物来驱赶这些讨厌的小飞虫。

在山林中，大瞎蜢的叮咬也会带来剧烈的疼痛，如果不穿戴防护装备，人们几乎无法进行劳动。史料记载，“三站(崇古尔库站)，因蚊蠓太盛，牵绳履亩不便”，使得“三站”放荒被迫延迟。

垦区方圆百里内缺医少药，一旦生病，人们只能听天由命。郭玉玺曾讲述过一个垦荒地的年轻人腰被倒树砸断，痛苦哀嚎好几天，家人只能无助地等待他自生自灭的故事。

为了开垦土地，人们在开辟出防火通道后，便在春风拂面的日子点燃山林进行刀耕火种。东北的黑土地经过火的洗礼，终于露出了它黑色的肥沃。

烧荒之后，人们开始整理土地，清除树根是关键步骤。使用原始的镐、锹等工具挖掘和清除树根，需要极大的耐心和毅力。对于较大的树根，甚至需要借助马匹的力量才能完成。郭玉玺和其他男人每天晚上结束工作时，都已是汗流浃背。

经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劳动，郭家成功地平整出了三四垧的土地。新垦的土地在阳光下闪耀着油黑的光泽，抓上一把在手上，那细腻的质感仿佛能够流淌出油来。

拓荒者们以最原始的刀耕火种方式，完成了对这片荒原的挑战与征服，他们的汗水和泪水是对这片土地的致敬，也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许。

土地经过辛勤地开垦后，终于迎来了它的第一次播种。

匪患猖獗

吴大澂主导的三姓倭肯河流域的放荒，本是希望之光，却因匪患迭起、地方失当等诸多原因遭受到了失败，让许多背井离乡来此拓荒的人损失惨重。

光绪七年九月，三姓“绥”字军营任幕僚的袁大化（后任新疆巡抚）在前往海参崴游历的途中，对放荒局设在匪患频发的乌斯晖（现林口县刁翎镇南岗子屯）感到困惑。旗官们为了防止农人资助匪粮，将方圆百里变成了无人区，更是方便了土匪啸聚。土匪的横行霸道使得屯民生活在恐惧之中，“一匪人屯,合家任其所为,不敢抗违。官军至,未闻剿匪,动谓屯与匪通,举室所有谬指为贼赃,甚且谓留供贼用者而取之,不许则鞭之”。袁大化预言，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垦荒将难以成功。

光绪九年，是三姓招垦出现了重大变故的“转折年”。放荒委员汪维城在任上离世，且留下了混乱的巨额债务。同年，吴大澂和戴宗骞及大部分“绥”字军被调防北洋，垦荒事务无人督办。希元调是年也履任吉林将军一职，他对吉林的管理现状进行了大胆改革。为解决财政紧张，希元选择了开源节流，对垦荒等事务选择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