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南：新中国外交先驱，在外谈判9年未回国，死后不入八宝山|中国外交|八宝山|外交部|新中国|王炳南(1908年)

有人住高楼，有人在深沟。有人光芒万丈，有人一身锈。

说起新中国的著名外交家，有人会想起周总理，想起陈毅元帅，想起乔冠华老爷，又有谁会想起王炳南呢？

王炳南1908年出生于陕西省乾县，他18岁就学时就入了党，其后在杨虎城将军的资助下前往柏林留学，在德留学期间，他广交海内外好友，用个人魅力为党的外事工作积累资源。

回国后，他先后推动西安事变爆发，担任毛泽东的重庆谈判秘书，联络美军调查组来延安考察，直到新中国成立都在负责党的外事工作。由于他出色的工作能力，毛泽东和朱德曾亲自致信褒奖他，周恩来也公开说过：

“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他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

新中国成立后，王炳南任职外交部，正式开始他的外交官生涯，随着外交部培养的外交官越来越多，身为外交前辈的王炳南也一改从前从事外事工作的意气风发，默默地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奔波余生，展现出一个老外交家的奉献精神。

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在新中国外交事业上起到奠基作用的老外交家。

一、培养外交人才，协助周恩来创立外交部

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就是:组建新中国的外交部,培养一支革命的外交队伍。

周恩来认识到,旧中国饱尝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统治的痛苦,国民党推行的“奴性外交”更是让广大中国人民深恶痛绝,也让中共不齿于为之,新中国外交绝不会走这条老路。

因此,新中国的外交要奉行独立自主的原则,新中国外交队伍的建立要有鲜明的、崭新的自我特色。一切重新开始,一切都要“另起炉灶。”

但“另起炉灶”,谈何容易?何况周恩来总理又百事缠身,日理万机,党中央一边,政务院一边,再加上外交部这特别具体的一摊子,实在是太忙了,总理自己也感到需要找一个得力的助手来帮助他筹组外交部。

这个人必须具备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必须遍交八方亲朋;还必须对新中国的外交有深入透彻的认识。

那么，找谁呢?周恩来凭着他识人之深、相人之准,很自然地就找到了担任中共中央外事组副主任的王炳南同志。这位才过不惑之年的同志,已经是外交战线上的老战士了。

从“西安事变”到对外宣传小组,到重庆谈判,再到中央外事组,对于王炳南的经验、能力与信念,周恩来是了然于胸的,于是,王炳南成了周总理的第一助手。

1949年12月初,毛泽东、周恩来接见了一批奉调行将出使国外、前来外交部报到的高级将领。大家落座后,毛主席说:

“你们都是打仗的。同蒋介石打了十几年,你们没有逃跑,现在派你们出国工作,你们也不会跑掉。新中国也要办外交了,但是不能搞国民党那一套。我们要另起炉灶,要完全靠自己,靠你们去实践,在实践中培养新一代的外交队伍。”

主席走后,大家便开始询问给自己安排的任务,总理说:“不要着急嘛,等忙过这一阵,会给你们安排的。”

望着这群积极、热情的战友兼同事,当时已是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的王炳南禁不住朗声说道:“从此,咱们又是同一条船上的哥儿们了。”

不久之后,罗马尼亚首任驻华大使鲁登科要向毛主席递交国书。周总理以外长身份也要参加,他让王炳南通知这批将领,让他们到中南海怀仁堂“现场观摩”。这几位未来的大使同志在隐蔽处目睹鲁登科到达后,典礼局局长余心清和外交部交际处处长王倬如引导他进见主席。

主席和大使并排立正听完乐队演奏两国国歌,一齐检阅仪仗队,然后步入勤政殿由大使向主席递交国书并致颂词,主席致答词。礼毕,大使向主席介绍大使馆的其他外交官。主席陪他们步入会客室饮茶交谈,双方交谈都通过翻译进行,全过程一个多小时。

外宾走后,周恩来、王炳南问及了这批“准”大使们的感受大家都说:

“不难,可以学会的,没问题。”

周恩来又叮嘱道：

“递交国书的仪式,各国有不同的做法,君主国家的仪式复杂一些,当前的趋势是越来越简单化,你们赴任以后,要向驻在国外交部了解递交国书的程序,要尊重人家的安排,客随主便,人乡随俗嘛。”

准大使们一一点头称是通过这种明学暗察的办法,他们一步步地熟悉了外交活动的程序和礼仪。几年下来,这批驻外大使以出色的工作回报了总理的指导,完成了新中国外交托付给他们的使命。

对于这支由总理亲自带起来的外交队伍,王炳南充满了信心。

1950年10月,外交部各部门和高级人员已大致定局。行走在古旧的外交部大楼中,王炳南感到异常爽快，在这里工作的一整列外交队伍,一个旧式外交官也没有。他打开办公桌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份外交部司长、大使以上干部的名册,眼光掠过一个个他所熟悉的名字:王稼样、章汉夫、黄华、龚澎、韩念龙,乔冠华、伍修权……“

此刻，他的内心无尽欢喜，“强将之下无弱兵”，这支在周总理带领和培养下的外交大军忠诚、热忱、淳朴、干练,新中国的外交交到他们手中,党和国家放心,全中国人民安心,而这支队伍本身呢,更是对人民外交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充满了信心!

二、身先士卒，在日内瓦会议尽心辅佐

1953年初,朝鲜战争结束,美国从失败中看到了新中国的力量。一方面它不甘心失败,便以日本为其东方的主要战略基地,武装台湾,插足越南,加紧控制中国周边国家;另一方面它又急欲从亚洲的被动局面中解脱出来,重新掌握主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于1954年2月在柏林苏、美、英、法四国外长会议上提议召开谋求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在谈判和斗争之后,这个提议得以实现。中国与苏、美、英、法并列,作为五大国之出席会议。

尽管美国坚持在公报中写明,中国参加并不含有对我国外交承认的意思,但实际上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以大国身份参加国际会议,也是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转折点。

事实证明,尽管美国十分惧怕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言,但它无法阻挡新中国像巨人一样登上国际舞台的步伐。

党中央对这次日内瓦会议十分重视。4月19日,中国政府正式任命周恩来为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首席代表,王炳南担任代表团秘书长,负责处理代表团的行政事务。周恩来为开好这次会议可谓殚精竭虑。他一再指示,要通过这次会议打开我国的外交局面,使更多的国家了解新中国。

当时,几个大国的代表团都十分庞大。王炳南便向总理建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参加这样重大的国际会议,也要多去一些人,包括各方面人士和专家。

一则为了应付各方面工作,便于同与会各国广泛交往,深入接触;二则让更多的同志走出去,扩大见识,同时也可显示新中国强大的外交力量。

周总理听后高兴地说:“炳南,你这个提议很好。”

他便委托王炳南筹备这个代表团,提出成员名单,制订代表团的制度和纪律,准备会议涉及的各方面问题的资料以及置装等等，为了开好这次会议,王炳南夜以继日地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光是送到他那里去的资料,就铺了楼上一地。

曾经意气风发的外事天才如今俨然长成了一个可以收起自己锋芒，一心以国家大局为重的成熟外交官。

其后，王炳南率领先遣队先期到达日内瓦,安排总理和代表团的住宿和安全问题,并了解会议具体日程和注意事项。

4月24日,周恩来率领我国代表团一行乘专机抵达日内瓦当周恩来矫健的身影出现在机舱门口时,人群中一阵骚动,他端庄的风采和潇洒的举止成为记者们抢拍的镜头。新中国第一次派出的二百多人的大型代表团,一度成为西方新闻界报道的中心。

作为著名的风景区,日内瓦有“世界公园”之美称,参加会议的所有代表团都找机会去游山玩水,惟有周恩来总理与众不同,休息日也不见他出来游玩。

王炳南担心总理的身体,便劝道:

“总理,别太紧张了,出去散散步吧。”

总理亲切地说:

“多做点工作吧,再说我们要考虑对外影响,我们这个代表团是受毛主席、党中央的委托,第一次带着全国人民的希望,为了争取世界和平而来的,不是来游玩的,不能那样做。”

每逢这时,王炳南对总理的感情总是又敬佩又忧虑,这种复杂的情感使他在工作中更加勤勤恳恳,尽心尽力。

三、抓住机遇，与敌对的美国促成大使级会谈

日内瓦会议初期,苏联代表莫洛托夫告诉中国代表说,在私下交谈时,美国代表团副团长、美国副国务卿史密斯流露出一种批评美国政府的看法,认为美对华的敌对政策是不现实的。如此重要的人物有如此观点,在当时是颇受重视的。

当时中美关系十分紧张,尖锐对立,存在于中美代表团之间的气氛极不友好。美国国务杜勒斯甚至下令,不许美国代表团成员同中国代表团成员握手,但莫洛托夫提供的信息使中国代表团认识到,美国官员并非铁板一块。王炳南说:“只要观察敏锐,考虑仔细,就能抓住机会做工作。”

等到会议快要结束的一天,王炳南等人聚在酒吧间里喝茶。这时,史密斯端着酒,走过来,主动找总理的翻译浦寿昌攀谈,这在两个敌对的代表团之间是不寻常的。王炳南对史密斯这一举动很重视,回去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好啊,既然史密斯愿意而且敢于同我们接触,那明天休息时,我也找他谈谈。”

第二天休息时,王炳南一直在观察,寻找机会让总理和史密斯直接交谈。当他发现史密斯一个人走向柜台去喝咖啡时,便赶紧把总理引到那里去。史密斯这时左手拿着雪茄,看见总理向他走来并向他伸出手时,他急忙用右手端咖啡,这样就无法握手了。

他笑容可掬地和总理打招呼,并客客气气地聊了一阵子。到会议结束的最后一天,又是休息时,总理正和别人聊天,史密斯微笑着主动凑上来同总理交谈。

他说:“会议即将结束,能够在这里与你认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希望不管朝鲜也好,越南也好,都能恢复和平。”

说完,他抓住总理的胳臂甩了几下,小猫咪地走开了,王炳南发现,聪明的史密斯不仅遵守了杜勒斯的纪律,同时又用掘胳臂的方式表达了他对总理的饮佩可以看出,在当时对立的中美关系中,任何一点接触都是多么敏感。

但是,会议期间,美国有一桩心事要了,那就是办理美国朝鲜战俘和美国在华被押人员问题,美国极力想通过第三方来促成此事。

得到这个消息后,周总理连夜召集王炳南等人商量对策。周总理认为我们不应拒绝与美国接触。在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抓住美国急于要求在华的被押人员获释的愿望,开辟接触的渠道。

王炳南对总理这个明智果断的决策当场表示赞同,他派人委托“第三者”英国代办转告美国,有关中美双方的问题可以由在日内瓦的中、美代表团进行直接接触，美国同意了直接会谈。

其后，中美双方各派代表进行了三次会谈，虽说会谈没有对两国敌对关系有实质性改动，但却实使中美开始有接触的苗头。王炳南把日内瓦会议上中美双方代表的接触、会谈视为“意外的收获”,因为它“意外地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

这次会谈是今后十五年大使级会谈的前奏。这个前奏一旦开始,就连美国的“反共先锋”杜勒斯也不愿再关死大门了。

日内瓦走一遭,又一次与总理并肩作战,王炳南感到自己所有的精心准备都未付诸东流,相反,他还从中感悟甚多,这次“意外的收获”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他在日记中写道:

“每一个外交家往往是这种情形,他很走运,但幸福离他很近地拂过去,巧妙的外交家与笨拙的外交家之间的不同点在于:前者能够及时抓到由身边飞过的幸运女神的衣襟,而后者则一定忽略。”

四、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舌战华沙，要回钱学森

1955年4月,王炳南出任驻波兰大使。这年7月底的一天,当王炳南和大使馆的同志们正在华沙郊外的小树林里谈笑野餐时,机要秘书送来了外交部的一份电报。

电报上说,美国通过英国方而的斡旋,向我国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发往驻英代办处的电报现在是加抄给驻华沙使馆。王炳南看后,心里开始琢磨:是不是要让我去参加会谈?

几天后,外交部正式来电，通知王炳南担任中美大使级公谈的中方首席代表。

王炳南刚接到这个通知时,心情并不轻松，因为中美会谈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不仅关系重大,而且情况复杂,举世关注,但当他看到自身的有利因素时,他觉得自己应该有信心去打这一仗。很巧的是,这次他的对手又是约翰逊。这两位日内瓦会谈上的对手如今将二度交锋。

在会谈开始前，王炳南通过查阅资料认识到,台湾问题将是中美会谈必然要涉及到的最尖锐、最突出、最不可调和的主题,因而他和其他同志研究了这个问题。就像一个行将出征的战士,他既兴奋又有些紧张,同时又不断提醒自己要沉着,保持冷静的头脑。

王炳南抵达日内瓦的当天,抢新闻的记者都蜂拥到车站来了下火车,王炳南便被团团围住,他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演说:

“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提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局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议,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不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更进一步能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有所贡献。”

这番讲话赢得了在场记者的掌声和赞叹。

其后，第一次会谈确定于8月1日下午在国联大厦一个小会议厅里举行，此次会谈中，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协议,一是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是双方就争执的其他实质问题,同时确定第二天上午继续举行会谈。

第二次会谈只进行了一小时就结束了。双方提出了遣侨名单，王炳南提出的名单里有钱学森的名字,这位“无论到哪里,都值五个师”的科学家在六月间的一封家书中夹带了给陈叔通副委员长的信,信中要求政府帮助他早日回国。

王炳南便就钱学森的归国问题向约翰逊提出交涉,他还提出授权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约翰逊提出休会一天,以便请示国务院。

第三次会谈定于8月4日举行。以后,会谈就遣返侨民问题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多次,却迟迟得不到积极成果。为了使中美会谈不在一个问题上纠缠,更快地进入实质性会谈,国内对在押的美国人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核实和处理。

9月10日,王炳南向约翰逊宣布,中国有关当局批准在华的十二名美国人出境。在其他一些具体问题上,中方也作了一些适当的让步,从面使这一段在原地踏步不前的会谈有了进展在这天的会谈中,中美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美利坚合众国)承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愿意返回美利坚合众国者(在美利坚合众国的中国人愿意返回中华人民共和国者),享有返回的权并宣布已经采取、且将继续采取适当措施,使他们够尽速行使其返回的权利。

这是此次会谈中唯一达成的正式协议，钱学森也因此协议而回国。后来,王炳南还说:

“我至今读来都能感觉到这份协议上每一个字的分量,”50年代末,周恩来曾在一次会议上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至今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我们毕竟就两国侨民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建设性的接触,我们要回了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来说,会谈也是值得的,有价值的。”

9月20日,双方开始进入实质性会谈,所讨论的是台湾问题和周总理与杜勒斯直接会谈的问题，此次会谈中，双方一致无法达成一致，美国最终采取“拖更”会谈方针的方式使时间在一轮又一轮的会谈中流逝。到了12月12日，会谈已进行了73次,在这次会谈中约翰逊彬彬有礼地宣布,他将撤出会谈,其工作将由副手埃德马丁参赞接替。

显然,美国把参加谈判的大使换成了参赞,是想使会谈降级王炳南当即表示,这种变化是我不能同意的。中美进行的是大使级会谈,而马丁先生只是一个参贺,不能代表大使。

他当场反驳道：“约翰逊先生,你这样做是很不严肃的。”

王炳南记得总理说过,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也可以中止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

正是因为对美国采取了这样一种高姿态,以王炳南为首的中方代表团才能时刻在谈判斗争中保持了主动就这样,在第七十三次会谈后,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断了一年，王炳南终于结束了他的会谈任务踏上归国旅程。

五、谈判九年终回国，死后不入八宝山

王炳南清晰地记得.1946年4月28日,也就是中共中央代表团由重庆移至南京谈判的前夕,在曾家岩五十号举行的向文化界人土话别的茶会上,年仅48岁的周恩来感慨万端地说: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商谈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

如今“已经谈老了”这句话也成了他生命的写照。解放前,在周恩来身边,他长期与国民党谈判。建国后,他的外交生涯中有九年是在谈判桌上度过的,一而再,再而三地谈,直到1964年,他才奉调回国,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副部长之职。

这一次工作和职务的变迁,结束了他的谈判生涯,使他肩上担着更重的担子,所以王炳南常说:“谈判老了周恩来同志,也老了我。”

1979年,他飞越太平洋,首次访问美国。当他见到20多年前轰动世界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遭逢的三位对手:约翰逊、比姆、卡伯特时,双方都抑制不住激动和兴奋。在卡伯特专门为他举行的盛大宴会上,他们遥忆当年,畅谈中美交往的现在和未来,感慨万端.30年风风雨雨,中美关系也经历了风云变幻,跨入了建交、发展关系的新阶段。

正是这种变化,促使王炳南回国后写下了中美大使级会谈这段复杂、曲折、不凡的过程。在这本名叫《中美会谈九年回顾》的书中,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