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月辞职！民国首任总理唐绍仪，因3件事如何与密友袁世凯闹翻？|北洋政府|唐绍仪|民国|赵秉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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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证明唐绍仪民国元年（1912年）3月加入同盟会是否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或指使，但其成为北洋政府的首届内阁总理显然是和此次加盟同盟会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

唐绍仪(1860-1938年)，字少川，广东香山人，中国最早的官费留美生之一。哥伦比亚大学文科毕业，回国后在天津海关道任职，并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甲午年间，袁世凯从朝鲜返国，唐绍仪冒死救护，两人从此遂为莫逆之交。袁世凯返国后，即以所任“驻扎朝鲜通商交涉总理大臣”一职交付唐绍仪。

小站练兵时，袁世凯奏调徐世昌为新建陆军营务总理参谋营务处参赞，以唐绍仪副之。此后，唐绍仪一直是袁世凯的外交代表。袁世凯督直期间，以徐世昌掌军务，赵秉钧掌警务，唐绍仪掌外交，三人素称北洋“三驾马车”。袁世凯自称与唐“二十年深交，生死一意”。所以，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东山再起时，即以唐绍仪为全权谈判大臣，代表其交涉南北谈判事宜。

同盟会方面所看重的却是唐绍仪的另一方面：

唐系留美出身，受过良好的西方民主的熏陶，本人也并非是北洋派系中的死硬派。自武昌起义后，虽然唐绍仪肩膺维护君宪的使命同南方谈判，但却处处偏袒南方，坚持共和，同情革命。南北谈判期间，唐绍仪不仅与很多革命党人私交颇密，而且因倾向共和被袁世凯以越权为由，夺去了首席谈判代表的资格。

可见，他与袁之间也是不无龃龉的。所以，在袁世凯提出以唐绍仪为首届政府总理时,。京临时参议院几乎不费任何波折便通过了这个提案。

2、华比银行借款事件

民初的责任内阁和袁世凯个人集权之间的冲突首先是从袁、唐关系激化开始的。民国元年3月的华比银行借款是他们矛盾激化的第一个突破口。

民元3月23日，上任伊始的袁世凯即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身份通知各国公使，略称中华民国举借外债，均应以总统签字盖章为凭,其以个人资格私行借款者，概不承认。

袁世凯的这个命令显然是针对唐绍仪而发的。因为在3月16日公开的南京临时政府的议决事项中，就有经唐绍仪的批准向比利时银行举借100万英镑外债的事。

单就民国初年的政府借款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问题。事实上，自南京临时政府起，中华民国政府就被沉重的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清末的国家财政本已濒临破产。民国成立以后，随着各省的宣布独立和此后的全国各地兵变，裁军问题日趋激化，“财政问题更加严重，民物调蔽，元气尽矣，边隅糜烂，财政枯竭”。

自唐绍仪内阁之前，整个国家就早已只有支出而无收入。因此，其财政支出费用几乎全赖外债。唐绍仪政府自组阁开始就是一个完全靠举借外债过活的政府。为了摆脱当时四国银行团对中国盛气凌人的借债垄断，唐绍仪绕过银行团，把手伸向当时比较弱小的比利时。唐绍仪的这个举措自然是颇费了一番苦心，值得称赞。但却由此遭到了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的强烈抗议。

但是，就袁世凯方面来看，他之所以反对唐绍仪借款的真正原因并不在于借款本身。而是这笔数目庞大的借款的实际用途。唐绍仪南下组阁不久，袁世凯便得密报，南京留守黄兴新购进一批德国最新武器，将在南京下关码头交货，其总值为300万元左右。合同为数月前黄兴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总长时所订，当时曾付有50%的定金。

北洋政府成立后，南京留守政府的财政窘迫以及黄兴为裁军一事向北洋政府所施加的压力一直是袁世凯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此，南京方面这笔秘密军费的来源就成了袁世凯极为关注的问题。

后来的侦查结果表明：由唐绍仪经手的这笔100万镑的华比银行借款，其公开用途是用来解散南京方面的军队，而该款后来被全数汇交黄兴，成了添置军火的经费。

结果是，经营这笔军火洋行的买办被秘密地引到北京，并在得到一笔可观的好处费之后，该批军械改由天津交货。南京方面并没有得到这批急需的军械。由黄兴经营的南京五个师以及安徽都督柏文蔚的军队在后来的“二次革命”中，均因此失去了战斗力。

华比银行借款案发生后，袁、唐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于是，在北洋政府内部便逐步形成了以原北洋系阁员联合向内阁总理唐绍仪拆台的现象。并且以总统为中心结成了新的独立团体，北洋政府内部的政治危机也便逐步地表面化了。

3、内阁党争

华比银行借款案发生不久，袁改派财政总长熊希龄与银行团签订了“垫款章程”，黄兴反对熊氏的“卖国借款”。而拥护熊希龄的部分参议员则尽力为熊辩解，反击同盟会，使党争开始激烈起来。

在首届的北洋政府的内阁中，陆、海军两部及内务、外交、财政诸阁员均为北洋系人物，同盟会只有司法、教育、农林、工商几个次要的部门。因此，北洋系阁员的联合拆台不但使内阁总理唐绍仪立即陷入了十分尴尬的境地，而且也使一些原处于中立地位的阁员开始逐步倾向于势力强大的北洋系。

赵秉钧是唐绍仪内阁最重要的阁员之一，时掌内务部。但是，“唐阁会议，赵从来不参加，而且尽管他不出席，遇事都在会议之外，独自与袁世凯商量做出决定，还往往对唐阁会议的决议，从旁横生枝节，加以删改”。

赵秉钧是北洋系主力，也是唐绍仪内阁的倒唐势力中影响最大的力量。他曾公开地在北洋系内部散布“唐绍仪如果能站得住，我们就站不住”。显然，赵秉钧对于唐绍仪的拆台行为所代表的是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全体北洋集团的利益。

因此，在对付唐绍仪方面，同赵秉钧一样，唐内阁中的其他的北洋系成员也表现出了相当的一致，同时也得到了袁世凯的同意。

身历其事的唐在礼在其回忆中这样记述了当时唐内阁中其他的一些北洋阁员对唐绍仪的态度：

除了内政方面外，当时的外交总长是陆征祥，但实际上外交方面是蔡廷干在按照袁世凯的意旨行事。蔡经常与美、英、日各国公使进行外交活动，不仅不受唐绍仪的领导，就连他进行活动的情况，内阁也不得而知。

陆、海军方面也是如此，真正重要的公事都是经袁和坂西（日籍顾问）、王士珍、段祺瑞等商量决定之后，通过总统府军事处和陆、海军部分别付诸实施。至于筹备组织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和收买各系军队，调遣“讨伐”，则更非唐内阁所得与闻。

财政方面，也由袁和赵秉钧、梁士诒密商解决。当时是小事由赵秉钧一人独挑，大事就必和徐世昌相商。实际上徐好比是宰相，而赵秉钧、坂西、王士珍、段祺瑞、梁士诒等是各部大臣，唐内阁不过是遮场的幂幕罢了。

唐绍仪在组阁之初对于责任内阁制的维护态度是积极的。

唐曾一再向袁表示：

责任内阁凡事要对国家负责，自己任总理也要对国家负责。在这一时期的记录中，唐绍仪以其所主持下的内阁的名义，对于总统府下的公事予以驳回的并不少见。袁世凯第一次向参议院提交的施政报告就是经唐绍仪改变后才发表的。

但是，唐绍仪对于内阁制的维护并没有能够改变袁世凯在民初逐步走向专制和独裁的步伐。相反，随着袁、唐个人之间关系的不断恶化，民初责任内阁制的被破坏也就是不可避免了。

5月20日，唐曾率全体阁员向袁辞职，袁慰留作罢。此时的北洋政府内阁在事实上已“机关停滞，万事丛生”。而与此同时，袁世凯抱怨“中央艰窘”，“党见既纷，意存掣肘”，“至各部司员，半经伟人荐拔”，“各部总长，爱屋及乌，亦难固拒，弹冠相踵，滥竿日多，政务丛生，稍有现难，动言引退，别提以补缺，通过难于登天”。

终于，6月份的“王芝祥督直案”所引起的政治风潮，为长达三个半月的首届北洋政府内阁敲响了丧钟。

4、王芝祥督直案

由王芝祥督直引起的民国元年六月政潮是袁、唐矛盾的第一次公开化。

民国元年3月中旬，甫受命组阁的唐绍仪匆匆南下，接手南京临时内阁。其时，按照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决的“接收北方统治权案”的规定，统一后的北方各省都督都必须由本省人民公举。根据北洋系与同盟会的这个协议，3月19日，由直隶省咨议局议员谷钟秀、吴景濂等人提议并一致通过，举原广西都督王芝祥为直隶都督。

当时革命党人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按照晚清以来传统的观念，直隶都督在地方各督中具有首要的地位，对于北京中央尤其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北京兵变后，袁世凯不会南下就职已成既成事实。于是，革命党人希望能通过以同盟会出身的王芝祥为直督，来对袁世凯进行监督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

但是，就北洋系方面而言，王芝祥督直却是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答应的事。因为从长期以来已经形成的直隶即北洋的局面来看，直隶是袁世凯和北洋系的“老家底”，他们是绝不会允许任何来自革命党方面的派系势力“染指干犯”的。

所以，王芝祥督直案一提出，即在北方引起五路军队一致的反对，而当唐绍仪以新任内阁总理的名义批准这一任命时，他便立即成为北洋集团集体交攻的对象。直隶咨议局选举结果报送北洋总统府时，袁世凯当即就各省咨议局自举都督一节通电全国。

这个通电的直接矛头当然是针对直隶省推举王芝祥为直督一事而发的，在这个通电中，袁指出：

…现在全国已统一，各省更无所谓独立。所有地方官制，按照约法，应由中央制定公布施行。地方议会，有无选举长官之权，自应于官制内规定，由参议院议决。若各省於此项官制未公布之前，各自为政，再纷纷另举都督，大局必更素乱，实与统一之旨相悖！

从这个通电可以看出，袁世凯当时对于直隶咨议局自行选举直督一事，表现了相当明确的否定态度，但在此之前，唐绍仪却以“总统已答应，没有问题”一语回复了该局的主要人物。

倘唐绍仪所言属实的话，大概也只是因为袁世凯最初对于王芝祥督直议案采取了含糊其辞的态度，而在南北政府交接的非常时期，袁世凯本人的这种态度显然是言不由衷的。果然，当3个月之后唐绍仪坚持王芝祥的直督一职公布任命案时，袁世凯便表示了不可调和的反对态度。

5、北洋系的发难

最先发难的仍然是一些最有实力的北洋军人。5月26日，当王芝祥抵京准备莅职时，北洋大将冯国璋、王占元等10余人便于次日联名上书临时大总统，声称直隶各路军队对王芝祥的督直任命，“绝不承认”，而对于直督一缺，他们明显声明，除非“在直隶有年，感情甚孚，及军界素所仰望者，难资镇摄”。

在北洋军人们看来，这个职位是一个非北洋系莫属的位置。在6月2日，以“直隶五路军界”的名义发出的通电中，一批北洋军人不但对王芝祥的直督任命表示了极端的对立态度，而且向最初发动此议的直隶咨议局的谷钟秀等人发出了极严重的恫吓和声讨。

直隶军界的通电再一次为袁世凯起到了呐喊助威的作用。在6月2日国务会议上以大总统令的名义发给直隶署理都督张锡銮的两封通电中，袁世凯虽然对直隶军界的“拒督干政”有一番冠冕堂皇的叱责，但其核心还是在于向直隶各界准备迎接王芝祥就任直督的活动提出严厉制止和警告。

该通电同时认定，各省都督，均不可出自民选，原由各省军界推选都督，“一经解职，则仍由中央另行任命”。这里，对于直隶省自举都督一案，袁世凯予以了公开的否决。数日后，袁世凯终于以“军界反对，处理困难”为由，拒绝了王芝祥的直督委任令，另委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前往南京负责撤销黄兴的军队，原由黄兴所负责的南京留守府至此亦同时宣布撤销。

南北统一之后，南京临时参议院曾议决“接收南北统治权办法”，其中规定：

“未独立各省都督由各省咨议局推举。”

根据这个规定，唐内阁对于袁世凯改任王芝祥为南京宣抚使一职提出了强烈抗议，并拒绝副署该道命令。于是，孤注一掷的袁世凯便不顾各方的反对和《临时约法》的规定，径自以未经唐绍仪签名副署的委任状交付王芝祥。

在得到了一笔远远超过了实际需要的宣抚经费和包办一切的权力之后，同盟会员、向袁输诚的王芝祥心满意足地不顾唐总理的体面，接受了大总统的改派任命，前往南京就职去了。

按照《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的规定：

“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出命令时，须副署之。”

王芝祥改派案未经总理副署便直接发表，不但标志着袁世凯第一次敲开了《临时约法》的大门，而且这其中表现出来的对于内阁权力的十足的蔑视，同时也标志着责任内阁制在中国破产的开始。

王芝祥改派案后，唐绍仪曾坚持援引《临时约法》所赋予内阁总理的权力，非以王芝祥为直督绝不副署委任状。但袁世凯却公然再一次以军界为筹码，对参议院和内阁发出了警告：“若议院必须取消已发布的之命令，则请先取消本大总统之职。”6月15日，王艺祥赴宁就位的同一日，袁世凯以同样的方式发表了以冯国璋为直隶都督的命令一一两月前，袁已任命又一直隶巨子曹馄之弟曹锐为直隶布政使。

就这样，同盟会方面希望通过直隶都督一缺的布署，实现对袁世凯监督的希望便宣告落空了。

7、清皇室欠款清偿问题

民国元年6月15日，王芝祥改派案的第二天，唐绍仪悄悄地溜回天津，临行时给临时袁大总统留下了“请假五日，请简员代理”的假条。

另一件促使唐绍仪坚决引退的原因是发生在王芝祥督直案前不久的清皇室欠款清偿问题。

北洋政府组阁不久，财政十分紧绌，因积欠皇室经费，清内务府大臣世续屡屡向临时大总统交涉。当时国务总理唐绍仪以为，此款为不急之需，所以临时拖欠，待国库充裕后，自当补给。而大总统则以信条宜守，不应予人以口实，不顾唐绍仪的反对，饬梁士诒转告交通部，在铁路余剩项下，提银15万两，交解清室内务府。

对此，唐绍仪终因力争无效，而“至感失望”。

至王芝祥督直风潮再起，唐绍仪挂冠决心就不可动摇了。

在唐绍仪离职后，袁曾派心腹梁士诒前往天津稍作慰留，但唐却向梁表明了自己决不回头的决心：

我与项城交谊，君所深知。但观察今日国家大事，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而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同盟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徇公义哉！

尚在唐绍仪未离京之前，孙中山曾于6月3日致电唐绍仪，专电慰留，请其“顾全大局，毋遽辞职”。对此，唐绍仪仍表示“绝难从命”。

唐绍仪的去职宣告了袁世凯与北洋政府第一届内阁关系的正式破裂和终结，也向人们预示了《临时约法》的暗淡前景。

7月2日，即袁世凯下令免去唐绍仪国务总理一职的5天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及司法、农林、工商总长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等人赴总统府同时请求辞职，袁留以“我代表四万万人恳留各位总长”，劝蔡元培等人留任。但蔡元培当即告以：“元培等亦对四万万人代表而辞职！”

7月14日，袁世凯不惜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批准了蔡元培等四人的辞职。在此前后，交通总长施肇基、财政总长熊希龄亦先后于6月27日、7月14日获准辞职。

至此，原唐绍仪内阁的10位总长中，除外交总长陆征祥因代署内阁总理外，只剩下了北洋系的3位总长：即内务总长赵秉钧、陆军总长段祺瑞和海军总长刘冠雄。

轰动一时的中华民国首届责任内阁，终于在一片唏嘘声中结束了自己短暂的生命。自民国元年3月13日唐绍仪受命组阁，至7月14日蔡元培等获准集体辞职，该届政府共历时4个月零1天。

8、唐绍仪去职

唐绍仪内阁的夭亡加剧了南京革命党人重新升起的对于袁世凯的敌意。利用王芝祥督直政潮，袁世凯虽然成功地达到了驱散唐绍仪内阁的目的，但由唐绍仪内阁集体辞职而造成的北洋政府的危机却是袁世凯不得不面临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无论是按照《临时约法》的要求，还是按照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参议院应该是对于总统权力制约的最为有力的机构。但是，我们奇怪地发现，从直督政潮开始，到同盟会内阁的集体辞职，当时的北洋政府临时参议院，对于这一极具影响的政治事件却始终采取了令人惊奇的袖手旁观的态度。可以说，临时参议院“政治嗅觉的迟钝”客观上对于袁世凯政治实力的积聚起到了助长的作用。

在民初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中，由革命党人及同盟会员占主要成份的两大权力机关，即国会和内阁，并未能取得一致。

应该说，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

事实上，包括孙中山在内，相当多的同盟会人并没有对唐绍仪的这次去职予以足够的重视和取得必要的教训。

6月22日，孙中山曾在上海接受过《民立报》记者的一次专访，当被问及唐绍仪去职及北方政局的动荡一事时，他只是轻描淡写地答以：“时局虽少混沌，然亦无大变动…则目前唯小小争执，不足虑也！”

在数日后的另一次公开谈话中，孙中山把唐绍仪的此次去职和唐内阁解体的原因归结为经济问题。

孙中山的意见代表了临时参议院中相当一批同盟会议员的态度，他们只是认为：“混合内阁不能维持阁议的一致，关键要成立政党内阁。”

7、同盟会与袁世凯的翻脸

所以在6月29日袁世凯下达唐绍仪免职令的第二天，当其提名由陆征祥重新组阁时，几乎没费任何周折，临时参议院便以压倒多数票审查通过了这一任命。

陆征祥(1871一1949年)，字子欣，又字子兴，上海人，信基督教，职业外交官，是作为无党无派的“超然内阁”的代表被袁世凯选中提名为内阁总理的。

唐内阁解体之后，对于应该组成一个什么样的内阁，在当时的各党各派中曾经有过相当激烈的争论。在唐绍仪组阁之初，同盟会曾经以“混合党派内阁”相号召，竞争政权。而随着这个混合内阁的既倒，人们对这个相互掣肘，多党扯皮的内阁形式的兴趣也便相对地降低了。

其时，在国会内的各政党中，同盟会人多势众，占有一定的优势。因此，力倡“政党内阁”，希望能以同盟会的政党内阁来避免因党见而产生的阁潮纠纷。

同盟会首脑之一的宋教仁在陆征祥组阁尚未开始时便声明：

“此次国务院改组，本人一向主张纯粹的政党内阁，若他党出面组阁，本会各员自应退出，即使他人不欲退出，本人一人亦决辞职，即本会同志必不赞成，则即出党可也。”

另一位同盟会代表蔡元培同时也提议：“在新的内阁组成时，唐绍仪内阁时期之同盟会各国务员，应全行辞职，以示本党主张纯粹政党内阁之意见。”

同盟会、共和党、统一共和党是北洋政府首届国会中最有影响的三大政党。共和党的组建宗旨是顺应袁世凯组织对立党的要求，“以党杀党”，“而用以对抗全盛之中的同盟会。”

因此，“政党内阁”一出，不但遭到共和党的一致反对，而且该党声明：新内阁必然是“超然内阁”，且“其人选必须为总统信任者”。三党之中，力量较小的是统一共和党，该党自知独立组阁无望，又担心出现同盟会或者是共和党独霸天下的局面，于是，“便亦主张实行超然内阁，推对于国务总理必须总统信任者一说持异议”。

不难发现，上面的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两党虽然在新总理与总统关系的看法上不尽相同，且实力与同盟会也不可相提并论，但在反对同盟会的纯粹政党内阁，主张成立“超然内阁”这一点上却是相当的一致，并逐步形成了联合的趋势。

共和党和统一共和党，这两个当时在国会中仅次于同盟会的政党，在唐内阁解体后的组阁问题上，已经站到了袁世凯的一边，成为袁世凯对抗同盟会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后盾。在其支持下，袁世凯对于同盟会的“政党内阁”予以了坚决的否定。在此情形下，同盟会在国会内的孤立地位已经是极为明显的了。

6月20日，同盟会代表张耀曾、李肇甫、熊成章、刘彦去见袁世凯申明今后应组织政党内阁，否则本会决不参加。袁世凯公开表示了自己对于“政党内阁”不可动摇的反对态度。

从袁世凯的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对于新内阁的两个基本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