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然禀赋不同，各地的风土人情也有差异，所以，多样性便构成了社会的固有特征。如孟子所言，“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认识到社会的多样性，是善治的重要开端。
不过，人类历史上，有些政治人物或思想家，或是出于对不平等的极度憎恶，或是出于对政治乌托邦的迷恋，总有一种抹平差异、对社会“整齐划一”的冲动。这类举动鲜不酿成苦果。
对于柏拉图追求“城邦划一”的想法，亚里士多德批评道，“某种程度的划一，无论在家庭或在城邦，都是必要的；但完全的划一却是不必要的。一个城邦，执意趋向划一而达到某种程度时，将不再成为一个城邦；或者虽然没有达到归于消亡的程度，还奄奄一息地弥留为一个城邦，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劣等而失去本来意义的城邦。”（《政治学》，第55页）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高举平等旗帜的革命者曾试图抹平旧制度，与传统作彻底的决裂。对此，埃德蒙·柏克评论道，“那些试图消除差异的人，永远都无法实现平等。在由形形色色不同阶层的公民组成的所有社会中，有些阶层必然居于最上层。因此，那些平等主义者，只是改变和扭曲了事物天然的秩序。”（《法国大革命反思录》，第83页）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尤为推崇“多样性”的价值。他在剖析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计划时，曾犀利地指出，“参差多样，对幸福来讲是命脉，在乌托邦中几乎丝毫见不到。这点是一切计划性社会制度的缺陷，空想的制度如此，现实的也一样。”（《西方哲学史》下卷，第40页）。原话的前半句，“Diversity is essential to happiness”，作家王小波有一个更雅致、流传更广的译法，“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沉默的大多数》，第22页）
颇值一提的是，明朝政治家吕坤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他在孟子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对那种不顾事物的多样性、动辄“一刀切”的做法予以严厉批评，“不齐，天之道也，数之自然也。故万物生于不齐，而死于齐。而世之任情厌事者，乃欲一切齐之，是益以甚其不齐者也。夫不齐其不齐，则简而易治；齐其不齐，则乱而多端。”（《呻吟语》，第279-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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