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猪”对手:
俗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遍观历代名将,比之戚继光这位在冷兵器时代横扫倭寇,创造了“百余战,未尝遭一劫”而保持全胜、甚至到后来一些大中型战役中开创了“零伤亡”的惊人战绩,恐怕无能出其右者。
之所以取得这样惊世骇俗的战绩,并非对手倭寇战力不强。
在日本有个成语,叫做“猪突猛进”,他们军事领域中也有“猪突战术”。在战斗中,身高矮小的倭寇弯腰弓背、气势惊人,如奔突的野猪,极为凶悍。
嘉靖年间正值日本的战国时代,小小日本岛国有几十个“大名”互相厮杀,有归属的武士就是他们的战争和杀人工具。一些失去归属和土地而到处流浪、居无定所的穷困武士,就成为游荡无赖之徒,称之为“浪人”。
倭寇就是出身于日本浪人,跟中国武术家们所秉承的理念不同,他们毫无道德观念,这些浪人们从小接受严格的杀人技能和体能训练,其职业就是专门从事“杀人、劫财、盗抢”。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现藏一幅明代著名画家仇英的画作《抗倭图卷》中,倭寇头发剃成半月型,上身松散的单衣,下身赤裸仅穿兜裆布,光脚,手持倭刀、长枪和弓矢。
而与几近光屁股的倭寇形成强烈视觉反差对比的是,明朝军队将兵全部铠甲鲜明、阵容严整。事实上,明军的光鲜亮丽只是表面,到了明朝中叶,因不堪忍受田产被占和军饷被吞扣,军户大量脱籍,军事卫所早已形同虚设。
明朝初年,辽东、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地海防前线驻军高达三十万。到了嘉靖年间,海防五十多个卫所都只剩下不足30%的兵员,有的“一卫不满千余,一所不满百余”。
与卫所的荒芜相比,将领和士兵惊人的军事素质低下则更加致命。那些世袭将领有的连马都不会骑,更不懂军事指挥,甚至连旗帜都弄不清。士兵则是缺乏训练,体能低下,毫无战斗力可言。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区区五十三个倭寇,居然能够横行浙、皖、苏三省,在大明帝国的眼皮底下攻城掠地,甚至一度打到了大明帝国的留都南京。
三个月时间内,被杀死砍伤的明军士兵竟多达三千多人。虽然这几十个作死的倭寇最终在四千多明军围剿下被消灭,但对于大明帝国来说,绝对算得上军事史上一个耻辱。
这个例子充分说明,当时倭寇之凶猛与明军战斗力之羸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倭寇之中,也不全是日本人。根据《明史·日本传》的记载,“大抵真倭十之三,从倭者十之七”,即真正的日本人只占少数,大部分是大明的反叛者和葡萄牙和西班牙海盗。这说明倭寇的构成复杂,不仅仅是单纯的日本人,其中崇尚“猪突猛进”的“猪对手”日本人战力最强。
也正是明军防卫羸弱可欺这个情况,造成了大明帝国海防大开,沿海倭寇泛滥,据不完全统计和后来抗倭战绩推测,在倭寇最猖獗时期,数量大约有五万到六万之众,他们不仅仅是烧杀抢掠,还登陆之后敢于建立根据地,给大明帝国沿海地区造成了极大破坏。
经常在战场上看到一幕幕让人不可思议的情景:光着屁股的倭寇挥舞着倭刀,在追着一群群盔甲鲜明但一触即溃、面如土色的明军在砍杀。
也就在嘉靖三十四年,那五十三头倭寇横行三省的同年八月,戚继光调任浙江担任参将一职,专门防守宁波、绍兴和台州地区的倭寇。
而随着戚继光的到来,形势开始大为改观。
二,但愿海波平:
在历史的长河中,很难找出像戚继光这样在战争中,真正百战而无一败绩,创造出敌我伤亡对比如此悬殊巨大、甚至在大中型战役中“零伤亡”的杰出军事家。
而对倭寇保持的全胜记录,使得戚继光在华夏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笔,亦堪称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
他有再造大明帝国军事力量之功,但却屡次被参劾并受到申斥而难酬壮志。即使有有大功于帝国,但其罢官后不能见谅于忙于清算张居正的万历皇帝,原因在于他和张居正的关系过于密切。
戚继光一生的最后几年坠入了寂寞与凄凉,他的妻子已经遗弃了他,以前曾统率十万大军、以慷慨著称、不事私储的戚继光在被斥退之后,竟至一贫如洗,甚至医药不备,在贫病交迫中死去。
英雄末路,使当时和后世的同情者们无不扼腕叹息。
虽然如此,和戚继光同时代的武人,没有人能够建立如此辉煌的功业,为此他平生得到了一个武官所能得到的一切荣誉。就官位而论,他在任蓟州总兵时已经登峰造极,因为本朝的成例不允许一个武人握有一省以上的兵权,再有升迁,就不过只是增加官俸和官衔了。
戚继光任蓟辽总兵长达十五年,等于他十个前任的总和。虽然他曾任福建总兵和后任广东总兵,但与拱卫帝都的蓟州总兵相比,其重要地位无异于天壤之别。
他在蓟州重振武备,积极训练精兵,创造性地演变战术,修筑长城,并颠覆性地改变防卫体系,出任蓟州总兵不到三年,蒙古俺答将放弃了骚扰,提出与大明帝国和解。
俺答除了立誓不再入犯,还约束所有部落,以作为接受津贴和互市通商的条件,不敢在戚继光统辖的地区再行骚扰。
戚继光出任蓟辽总兵以后,大明帝国北部边境出现了少有的太平局面。戚继光改造军力,威震幽燕,戚继光镇守的蓟门固若金汤,蒙古无法攻入,于是转而进犯辽东。
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戚继光援师辽东,协助辽东守将李成梁击败蒙古图们汗四万军队的进攻,后来才被加封为太子太保,又晋升少保。彻底改变了人们以为他适于抗倭不宜“敌虏”(蒙古)的看法。
但戚继光波澜壮阔的功业主要还是来自抗倭,观其平生,仿佛就是专为抗倭而生的。
在戚继光再造军力之前的帝国沿海卫所武备废弛,源自于自洪武朝开始重文轻武的意识趋向。过了一百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期阶段,他们的地位上升到了历史最高点,相应的是武官的地位下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军事组织不断衰退。
由于此因,尽管戚家出身将门,但家境十分清苦艰辛。父亲戚景通五十六岁时才生戚继光,对他要求相当严格,不仅悉心教导读书识字、传授武艺,还常常灌输一些保国安民、为人处世的道理。
明朝军官的任命多数以“世荫”的形式子承父业,戚景通病危,就让戚继光迅速赴京办理袭职手续,没等戚继光回来,戚景通病死。
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年仅十七岁的戚继光承袭了登州卫指挥佥事的世职,开始了长达四十五年的戎马生涯。
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十九岁的戚继光负责管理登州卫所的屯田事务。经过清理整顿,颇收成效。一定程度上,对山东海防线的稳固起到了作用。
但他志不在此,当时山东沿海一带遭受到倭寇的烧杀抢掠,戚继光有心杀贼,在一本兵书的空白处题了一首名为《韬钤深处》的诗,诗中最后两句说:“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
从诗句中不难看出,他立志要为国为民奋斗一生的远大抱负。适时倭寇横行泛滥,也给戚继光波澜壮阔的人生,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
嘉靖中叶以后,东南沿海一带的倭患愈演愈烈,尤其是浙江、福建两省,由于官兵征剿不力,倭寇出没无常,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出现数万明军被倭寇“以矛走之”的情况。沿海百姓对此感到十分恐慌,朝廷亦颇为担忧。
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七月,戚继光被调往东南,任浙江都司佥事,管理当地屯政。他多次为总督胡宗宪谋划御倭,深得其赏识,在胡宗宪的一再推举之下,次年八月戚继光升任参将,负责防守倭寇出没频繁的钱塘江以东地区,即宁波、绍兴、台州一带。
二十九岁的戚继光得到了实现“海波平”理想的机会,也迎来了他的抗倭第一战。
三,胜而知耻:
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八月,有八百倭寇向戚继光辖区驻地龙山卫所杀将而来。当时戚继光麾下有四千多明军,虽说有人数上的绝对优势,但戚继光仍然不敢大意,在仔细查看地形后,准备设下埋伏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骄横的倭寇根本不在乎什么埋伏不埋伏,挥舞着倭刀肆无忌惮地冲进了戚继光的埋伏圈。
按照军事常理,四千对八百,又诱敌成功,是毫无悬念的一场胜利,但还没等站在高处观战的戚继光笑出声来,忽然发现他的埋伏圈被倭寇冲开一道口子。
戚继光急忙下令追击,可随之出现的情景让戚继光目瞪口呆,没等明军追出去多远,突然双方互换了位置,倭寇调头杀了回来,明军反倒成了被追的一方。
不过,自认为熟悉明军的倭寇这次有点失算,因为他们遇到的是戚继光。
来不及生气的戚继光沉下心来仔细观察,看到倭寇兵分三路,呈“川”字阵型追杀明军。其中三队带头的倭寇首领尤为凶悍地冲在最前面,把明军队形冲击得七零八落。
戚继光抬弓上马冲下高地连发三箭,倭寇三个队型的首领应声倒地。没了首领的倭寇立刻陷入混乱调头就跑,可跑出去又在新首领的带领下杀了回来。戚继光再次施展自己精湛的弓法射杀之,经历了几次反复,倭寇最终兵败退却。
此战虽然击退了倭寇,尽到了职责还立了功,但意图全歼八百倭寇的戚继光却深感窝囊。此战两个月之后,倭寇又卷土重来。在浙江巡抚阮鹗的亲自督领下,参将戚继光与总兵俞大猷、台州知府谭纶首次协同作战。虽然连败倭寇,但由于轻敌冒进,在伤亡人数上还是吃了大亏。
两次战斗,旧军队缺乏严格的训练,士兵素质差,战斗力不强,军纪松弛的现象暴露无遗。虽然以前有所耳闻,但明军和倭寇战斗力对比之悬殊还是超出了戚继光的想象。
深受刺激戚继光首次提出了创立兵营,然后选兵、练兵的计划。
这个建议因不符合当时帝国军中的规定,没有得到同意。第二年的二月份,戚继光再次向上司递交了《练兵议》,分析了明军难以与倭匹敌的原因,要求“得浙士三千,亲行训练。比及三年,足堪御敌,可省客兵岁费数倍矣”(《明史·戚继光传》),这回终于得到了总督胡宗宪的同意,巡抚阮锷看后,则对此大加赞赏。
这年冬季,阮锷从另部拨了三千绍兴士兵归戚继光训练,很快就得到了成效,在浙西与倭寇作战三战三捷,与倭寇作战的伤亡比例大为改观,算得上战果辉煌。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四月,戚继光奉命率军由舟山渡海防守台州,多次取得小规模的胜利。后在胡宗宪的指挥下,攻破倭寇经营多年的老巢岑港,戚继光经过训练的三千绍兴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每次作战“技能独擅,勇敢先登”,“御台、温数千之贼,擒剿无遗;功屡建于浙东,名亦闻于海外”(《明史·戚继光传》),充分展现了戚继光的军事天才。
但这支军队还是不能让戚继光满意,这帮绍兴兵经常耍小聪明,战前与将领谈条件,谈不拢就消极怠工,有的甚至干一些杀良冒功的勾当。使戚继光终于领悟到,除了训练,还有一个至关重要之处,就是选人。
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秋,戚继光第三次提出练兵建议,指出:“无兵而议战,亦犹无臂而格干将。乃今乌合者不张,征调者不戢,吾不知其可也。”(《明史·戚继光传》)
在总督胡宗宪的特许之下,通过戚继光独特的征兵模式,一支百战百胜、让倭寇闻风丧胆的“戚家军”横空出世。
四,一场改变历史的民间械斗:
名垂青史的“戚家军”横空出世,与胡宗宪不顾大明帝国军规而特许支持是分不开的。
按照帝国的国策,部队和将领之间不是固定的,将领会调任不同的防区,而部队则有固定的卫所,不会跟着将领走的。将领只是指挥打仗,训练也是有专门机构,并不由将领负责。
戚继光到了浙江,带什么样的兵,是由上面决定的。而此时英风锐气的戚继光敢于提出自己选兵、自己练兵,建立具有个人色彩的部队,无疑容易在重文轻武的大环境下,会成为文人口中朝廷的威胁。
但当时倭寇凶悍泛滥,最了解江浙抗倭形势的总督胡宗宪,深知事态的严重性,也居然冒明法之大不韪,同意了戚继光组建新军的计划,并且还与巡抚协调加征了新税作为招募和训练的费用。
客观评价,胡宗宪虽为历史上臭名昭著的“严党”,但在大明帝国的抗倭大业上,亦可称知人善任、居功至伟。而拿到特权的戚继光踌躇满志:不信“堂堂全浙,岂无材勇”,开始着手组建自己理想的兵源。
嘉靖三十七年(公元1558年),亲历过多次战场洗礼的戚继光,在一次出差途中竟然被一场民间的大型群殴场面惊呆了。
那是一场义乌人与邻县永康人之间,为争夺矿产资源的一场械斗。据戚继光目测,这些男人、女人还有老少妇孺们手持各种农具、菜刀和木棍的民众足有上万人之多。据戚继光描述,其中义乌人“其气敌忾,习剽而自轻,其俗力本无他,宜可鼓舞。”(《明史·戚继光传》)
也就是说,义乌人有着同仇敌忾的勇气,剽悍而灵活,关键时刻还敢于不怕牺牲、奋勇争先。这场让当地官府头疼不已的群殴,却让戚继光兴奋不已。于是,他决定在义乌招兵,“得此一旅可当三军”。
虽然如此,为了保证兵源质量,戚继光还制订了一套异常严格且独特的征兵标准,即“四要、四不要”。
所谓四要就是:一要标准的农民;二要粗壮结实;三要目光有神;四要见到官府有敬畏之心的人。
所谓四不要就是:一是城市人,包括在市井里居住过的人不要;二是在官府里任过职的人不要;三是长得白的和四十岁以上的不要;四是胆子小和胆子特别大的不要。
除此之外,戚继光重新制定了严格的军规,其残酷性也实在让人不寒而栗,比如说士兵不经请示离队小便就会被割去耳朵等等。据传说戚继光的第二个儿子由于违反军规被毫不犹豫地处死。另外,戚家军效仿南宋岳家军“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打掳”的不扰民纪律,赢得了百姓各方面的支持和拥护,以有家人参加戚家军为荣。
严格的纪律是胜利的保证,也许没有人情味,但终于造就了一支铁血而坚强的部队。后来他调任蓟辽总兵,有一次在大雨中向全军训话,唯独他从南方带来的三千士兵能在大雨中屹立不动,如同没有下雨一样。
严格而有目的地去征兵、严明的纪律培训之后,就是戚继光专门为对付倭寇而量身打造的创造性战术训练。
不同于以前最受重视的个人武艺,戚继光在训练这支新军时从班级小部队训练开始,除了要求士兵娴熟的技术之外,充分强调小部队中手持各种武器士兵的协调配合。部队架构设置四队为一哨,设哨长一人;四哨为一官,设哨官统领;四官为一总,以把总率领。戚继光自将中军,统率全营。
其中一队相当于一个步兵班,设队长一人、伙夫一人、战士十人。其中四名长枪手作为攻击主力,其前面又有四人,右边士兵大型无角长方形盾牌,左边士兵手持小型圆形藤牌,之后有两名士兵手持“狼筅”,即长一尺三寸左右连枝带叶的大毛竹。长枪手后面,还有两名士兵携带山字形铁制“镗钯”,长七、八尺,顶端凹下处放置火箭,点燃后可以直冲敌阵。
这种左右对称的配置阵法叫做“鸳鸯阵”。右边持方形盾牌的士兵负责稳定本队阵脚。左边持小型圆形盾牌的士兵负责投出标枪,打乱敌人的防御位置,后面两个士兵用狼筅前推后拉将敌人扫倒,然后长枪手上前将敌人刺死戳伤。
最后面手持镗钯的士兵负责防止敌人迂回,保护本队后方和警戒侧翼,必要时还可以支持前面的伙伴,构成第二线的攻击力量。
这种战术当然也并非一成不变,不断变化才是戚家军的战术核心。
比如队长在敌情变化和地形许可的情况下,会命令全队一分为二,成为两个横队与敌人拼杀。也可以把两个镗钯手照旧配置在后面,前面八个士兵排成横列,长枪手则分布于盾牌手和狼筅手之间。
如是,一场民间械斗改变了历史,以义乌兵为主、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这支戚家军,在宁海之战中初试锋芒后,开始在战场上纵横捭阖、创造奇迹了。
五,见证奇迹时刻: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四月,倭寇大举进犯浙江沿海各地,倭船不下数百艘,人数达两万之多。五月初,大批倭寇由象山海口侵入奉化、宁海之间,企图牵制明军主力,乘虚直攻台州。
戚继光识破倭寇的真实意图,先在台州部署了必要的兵力,亲率三千戚家军日夜兼程赶往宁海。
刚刚到达宁海,便与一千多倭寇前锋正面相遇。自以为熟悉明军战斗力的这伙倭寇挥舞倭刀,向戚家军“猪突猛进”时,发现对手忽然自行“溃散”,开始三五成群地分别聚集。于是,越发兴奋的这伙倭寇精锐,更加疯狂地加快了冲击步伐。
但随着对方队列中一声号令,原来散乱聚集的明军突然开始翻腾变化,仿佛变成了一簇簇杂而有序的某种阵型,这个阵型便是以后让倭寇闻风丧胆的“鸳鸯阵”。
倭寇们惊恐地发现,尽管他们使尽了吃奶的力气,不仅始终不能突破,还死伤惨重。他们也不断地变化突击方向,除了不断增加的伤亡,他们根本无法靠近明军。
等倭寇士气低落时,明军阵型波动,变防御为攻击,向不断后退的倭寇们横扫而来,这伙倭寇仓皇失措地开始撤退,导致全线崩溃,争相疯狂地上船逃命。
宁海之战不到半个时辰,消灭三百多倭寇,而戚家军除一人轻伤外,其余皆毫发无损。这伙准备席卷宁海的倭寇前锋,悲哀地成为戚家军的第一块磨刀石。
袭击宁海本就是倭寇的虚晃一枪,他们的攻击重点还是在偷袭台州,不过,他们根本想不到戚家军歼灭那伙倭寇先锋只用了不到半个时辰。戚家军不顾疲劳转头奔赴台州,赶在敌前在离城两里的花街与倭寇相遇,随即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巷战。
宁海野战中,鸳鸯阵大放光彩,在巷战中威力如何呢?
鸳鸯阵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但使矛与盾、长与短紧密结合,充分发挥了各种兵器的效能,而且阵形变化灵活,还可以根据情况和作战需要变纵队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左、中、右三小阵。
当变成两小阵时称“两仪阵”,左右盾牌手分别随左右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护卫其进攻;当变成三小阵时称“三才阵”。此时,狼筅手、长枪手和短兵手居中,盾牌手在左右两侧护卫。
这种变化了的阵法又称“变鸳鸯阵”,此阵运用灵活机动,正好抑制住了倭寇优势的发挥。
在花街巷战中,鸳鸯阵的十人战斗小组演化出两到四组的战斗序列。两仪阵和三才阵交替变化,在巷战中更加紧凑、更加敏捷。倭寇们既不能攻,又不能守,只要被狼筅挂住,顷刻之间就会被长枪刺穿,除了逃跑,似乎没有其他应付的办法。
戚家军花街巷战,在半个多时辰内,歼灭倭寇一千多人,大败倭寇,追出四十余里,俘斩敌人数百,其余倭寇淹死在江中者不计其数,而戚家军只有三人阵亡。不仅彻底击溃了偷袭台州的倭寇主力,还救出被掳百姓五千多人。
以台州为主战场的台州大战是个战场比较分散的大战役,戚家军稍作休息,即刻又奔赴其他战场。
据历史学家统计,台州大战中,戚家军以三千精兵对分散在不同地方的两万多倭寇,一个月之内,戚家军转战上千里,陆战七捷,水战五捷,歼灭倭寇五千五百多人,自己总共阵亡只有二十人。
历史见证了奇迹。戚家军抗击倭寇首次大捷之后,自此威名远播,成了倭寇的噩梦。盘恒在浙江的倭寇军心散乱,向南逃避。与此同时,“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破贼于宁波、温州”(《明史·戚继光传》),斩倭寇一千多人。
这样,浙江的倭寇基本上肃清了。然而,戚家军辉煌的胜利之路才刚刚开始……
六,单方面碾压性蹂躏:
戚家军在台州一战中声名大振,同年九月,胡宗宪称戚继光“督战功最”,意思就是功劳最大,被其推举升任都指挥使。
台州百姓将戚继光称之为可以倚靠的长城,浙东地区的百姓自发性出钱出粮,给戚家军提供补给。还有两浙人民也纷纷给戚继光修建生祠,纪念其不朽功绩。
不久,戚继光骄人的战绩使之有了第二次在义乌征兵的特权,戚家军的人数增加到了六千多人。成了大明帝国一支真正意义上战无不胜的抗倭劲旅。
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十月,福建和广东的倭寇流入江西,因那里兵力虚弱,胡宗宪命令戚继光率兵驰援。戚继光在上坊巢(江西贵溪东南的小镇)将其击破,倭寇奔走建宁。十一月,戚继光率军回到浙江,为期一个月。这是戚继光在江西的抗倭之旅。
有“戚老虎”坐镇浙江,倭寇们再也不敢在浙江沿海造次,浙江的倭患终告结束。江浙一带的倭寇纷纷流窜至福建,联合那里的倭寇,倒使福建的倭患越来越猖獗。
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从浙江流窜至福建的倭寇,与福建倭寇联合,先后攻陷了福建寿宁、政和、宁德等地;广东南澳的倭寇联合福清、长乐的倭寇攻陷玄钟所,并进犯龙岩、松溪、大田、古田、莆田等地。
七月,戚继光率六千精兵渡海征倭,饱受倭寇的蹂躏和官兵的劫掠的福建百姓,见戚家军“号令金石,秋毫无犯”,开始纷纷“箪食壶浆,争相馈饷”(《明史·戚继光传》)。
当时,福建倭寇主力集中在横屿岛(宁德城外的海岛)、牛田(福清城东)和林墩(莆田境内),其中牛田为倭寇最大的巢穴。
戚家军入闽不到两个月,转战千里,水陆并用,荡平横屿、牛田、林墩三个最大的倭寇巢穴,所向无敌。
横屿岛渡海之战消灭倭寇一千多人,斩首三百四十八颗,俘虏二十九人,自身牺牲一十三名,救出被掳百姓八百余。
牛田之战战果匪夷所思,击溃上万倭寇,斩首六百八十八颗,匪夷所思地创造了无一人伤亡的奇迹。
林墩之战烧死和淹死倭寇三千名人左右,斩首九百六十颗,俘虏二十六人,己方牺牲九十人。
戚家军的辉煌战绩使之名声大噪,各地开始纷纷效仿戚继光的征兵、练兵之法,义乌兵一时“洛阳纸贵”。于是,“东南诸省俱征义乌兵,而自直隶以至闽、广、川、贵及腹里,一时大将、偏裨,下至部曲多练”(《明史·戚继光传》)。
十一月,戚家军携大胜之威班师回浙江,途中在福清葛塘之顺带收拾了路遇的一小股倒霉的倭寇,斩首两百余。
戚家军回到浙江后,倭寇们弹冠相庆:“戚老虎去,吾无惧哉!”
一个月后,重新聚集联合的倭寇们用计骗开了城门,攻陷了兴化城(福建莆田)。倭寇在兴化等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四野一空,八闽俱震”(《明史·戚继光传》)。直到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二月,得知广东总兵刘显率兵前来时撤出兴化,占据了平海卫。
明廷见福建形势又开始恶化,当地都指挥又被倭寇设伏杀死,遂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又任命谭纶为右佥都御史、福建巡抚,协调各部行动。同时,急令已升为从三品都督佥事的戚继光率兵入闽援助。于是,在第三次义乌征兵后,戚家军于四月重返福建。
谭纶召集俞大猷、戚继光和刘显研究制订举行平海卫会战的作战计划。
决定先在各海路、陆路设置哨卡栅栏等设施阻断倭寇退路,以戚家军为主力负责中央突击,俞大猷和刘显作两翼包抄,对倭寇作以大范围歼灭。
四月二十日,在火炮、火铳猛烈轰击下以及左右两翼配合下,戚继光身先士卒,戚家军成功突破平海卫,斩首两千余级,救还被掳男女三千余人。随后又在倭患出没的各地登陆,追歼倭寇,在一个月内奏捷十二次,斩敌三千余,戚家军仅伤亡十六人。
倭寇成了戚家军的沙袋,毫无还手之力,戚家军对倭寇均如同单方面碾压性蹂躏。
平海卫大捷,朝廷誉戚继光为“用兵如神……岂直当今之虎臣,实为振古之名将”,升授都督同知,并荫一子为正千户(《明史·戚继光传》),并诏命戚继光接替俞大猷任福建总兵官,镇守福建全省以及浙江的金华、温州二府,都督水、陆总军务。
七,所向无敌:
当平海卫大捷后,戚继光班师途中路过林墩,百姓捧茶果于马前唱道:“生我兮父母,长我兮疆土。生我不辰兮,疆土多故;奠我再生兮,维戚元辅”(《明史·戚继光传》)。
此时的戚家军越战越强,声震东南。
嘉靖四十二年(公元1563年)十一月,倭寇又聚集了两万多人大举进犯,害怕兵薄力微,此次集中兵力围攻仙游城。
戚继光闻讯只率五千精兵前往仙游城,单独面对近四倍于己的倭寇。在仔细研究了敌我态势后,戚继光制定了攻击方案。
在十二月的一个大雾天,戚继光采用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部,然后以运动战方式各个击破的战法大破倭寇,击溃倭寇一万多人,杀死倭寇一千余人,斩首四百九十八颗,使被围五十多天的仙游城得以解困,而己方仅伤亡二十四人。
此役成为了戚家军以少胜多的经典战例。
被击溃的倭寇仓皇逃窜,戚家军乘胜追击,为毕其功于一役,分四路转战追剿,死咬住大批残寇不放。
嘉靖四十三年(公元1564年)春,戚家军一部在王仓坪追上了倭寇。倭寇困兽犹斗,见戚家军比自己人少,反而反扑过来。戚家军摆开了百炼成钢的鸳鸯阵迎敌。厮杀两个多时辰后,以少胜多,击溃倭寇一万多人,斩首百余级,解救被倭寇劫持的老百姓三千多人,己方竟无一人伤亡,创造了又一个堪称辉煌的大捷。
倭寇余部数千人逃走占据漳浦蔡陂岭,戚继光分五哨将士分别攀岩而上,与倭寇短兵相接,占有绝对利地形的倭寇早已胆战心惊,不久即溃,之后劫掠渔船逃到海上,而后因无食无水又侵扰福宁,戚继光亲率将士出击,摧枯拉朽般将其击败,之后又乘胜追至永宁,最后歼灭了大部倭寇。
蔡陂岭之战为典型的山地攻坚战,也是福建平倭最后一次大的战斗,此战共溃敌七千多人,杀敌一千多,斩首一百六十八颗,己方仅牺牲三十一人。
倭寇自此彻底胆寒,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大股倭寇敢来抢掠劫扰,福建沿海的倭患自此得以彻底平息。
自此以后,携胜利之威的戚家军便坐镇福建。不久,戚继光又接到了广东总兵俞大猷请求戚家军出兵广东的来信。
原来,广东的倭患原先并不严重,浙江、福建闻戚家军而丧胆的倭寇残余,又纷纷流窜到广东。最严重的是潮州一带,倭寇聚众两万多人,与海盗吴平互为犄角之势,肆行杀掠,贻害百姓。这些狡猾倭寇败出了经验,俞大猷多次给予的沉重打击也未能彻底解决。
嘉靖四十四年(公元1565年)春,戚继光率三千精兵与俞大猷部会和,二位总兵经过商讨,决定以戚家军先行打击海盗吴平,剪去倭寇一翼。戚家军先是水陆并进,大败吴平于梅岭。吴平丢弃辎重仓皇败退,后集合大船一百多艘,逃窜至福建和广东之间交界处的南澳岛。
趁此空隙,戚家军配合俞大猷部将陆地之上的残余倭寇一扫而光。
同年九月,以戚家军为先锋,兵分三路渡海向南澳岛的吴平匪巢发起了最后的进攻。在戚家军的猛烈攻击之下,吴平部渐渐不支。这时,俞大猷部随后赶到,南澳岛的海匪全线崩溃,只剩吴平只率七百人逃脱。
在戚继光和俞大猷的合力围剿下,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四月剿灭残贼,吴平也投海自杀。
到此,经过十几年的艰苦战斗,大明帝国东南沿海的所有倭患终于彻底平息了。
看着所向无敌、越打越厉害的戚家军战报,遥想当年四千明军拿几十个倭寇不下的时候,已升为蓟辽总督的谭纶不禁发出感慨:“自东南用兵以来,军威未有若此之震,军功未有若此之奇者。”
后记:
明廷之患,南倭北虏。东南倭患彻底平息,北面的边防安全就得以凸显。
戚继光的不世之功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得到了新继位的隆庆皇帝以及阁臣徐阶、高拱,特别是张居正的赞赏与支持。在众多阁臣的举荐下,隆庆元年(公元1567年)十月,戚继光被调回京“协理戎政”。
到京后不久,戚继光上了《请兵破虏四事疏》,系统陈述了自己对北方边防问题的看法,要求隆庆皇帝:“授臣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去平定北虏。(《明史·戚继光传》)。
不久,鉴于戚继光名满天下的练兵声誉,在已经升任蓟辽总督的谭纶的建议下,朝廷集中了步兵三万,又从浙江征兵三千,归戚继光专门训练。
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五月,皇帝听从谭纶推荐,诏令戚继光总理蓟州、昌平、保定、辽东四镇练兵事务,地位与四镇总督相同,“总兵官以下悉受节制”,不久正式升任总兵官。
他在蓟州镇守一十五年,先重振武备,积极训练精兵,创造性地演变战术,修筑长城,并颠覆性地改变防卫体系,对北境军务有再造之功。而后多次击败蒙古铁骑的入侵,彻底改变了一些文官以为他适于抗倭不宜“敌虏”(蒙古)的看法。
威名之下,烽烟四起的北境出现了少有的太平局面。
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谭纶、张居正相继病逝,戚继光失去了在朝中主要的支持者。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很快开始了对他的清算,作为张居正倚信的大将戚继光也受到了波及,戚继光开始不断受到一些文官的弹劾。
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年)二月改戚继光为镇守广东总兵官。戚继光离镇之日,全镇父老“诣阙请留,当国不允,遂罢市遮道拥泣,攀辕追送出境者不绝”。(《明史·戚继光传》)。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皇帝同意了戚继光辞职的请求,同年十月,戚继光回到了蓬莱故居。罢官之后,没有薪俸的戚继光陷入困苦的境地,妻子王氏也离开了他,以至于自己生病无人照看,家中连请医生抓药的钱都没有。
而朝廷对他的态度更令人寒心,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九月,河南道御史傅光宅鉴于戚继光战功卓著,才能超群,年纪尚不算大,上疏朝廷,建议再次起用戚继光。结果不但遭到朝廷中某些当权派的严厉拒绝,还将其罚俸两个月。
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贫困的折磨下,戚继光于万历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公元1588年1月17日)病逝,享年六十一岁。
戚继光死去不久,崛起于东北的女真族迅速发展壮大,成为大明帝国最大的威胁。
此时,才又有人想起那个所向披靡、令敌闻风丧胆的戚继光。只可惜英雄已去,只留下了那个像神一样的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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