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黄帝距离我们的年代太过久远，有关他个人的活动不好落实，证明他是否真实存在也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任务。
他可能是一位远古氏族的首领，或者是一个沿用的称号，亦或是多人层叠的集合体，真相到底如何，可能将永远是一个未知数。
黄帝的影响深远，早已超越史学范畴。如今，黄帝已从神仙偶像与历史人物的界定中超脱，升华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形象。
关于黄帝早期的史料寥寥无几，春秋之后史料逐渐增加，汉代之后黄帝的形象渐渐丰满，到了近代关于他的论文以及文献多如牛毛。
不管是疑古派还是崇古派，各执一词，谁也无法能够拿出足以令对方信服的证据。
当然，这是史料不足造成的后果。不过，缺乏文献 ，不等于没有历史 。
事实上，人类没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远比具有文献记载的历史要漫长得多。不能因为缺乏文献记载就放弃对上古历史的考察。
王国维曾经说过：“传说之中， 亦往往有史实为之素地。 二者不易区别，此世界各国之所同也。”
传说是一种融合了历史真相元素的混合体，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分析手段，这些历史真相的“种粒”无法被分离和识别。
由于没有文献记载，任何伟人，一旦了解他的同代人均已去世，在三四十年间，就会变成神话式的人物，更不用说三百年、三千年以后了！
尽管传说混杂着神话，又是在后世才形成文字记录，但它蕴藏着历史真相的颗粒，仍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因而不能概以虚妄视之。
基于此种原因，我们首先从史料中，探寻一下黄帝的踪迹。
司马迁在给黄帝立传时就曾感慨：
“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其实，太史公很明白关于黄帝的史料实在太少了，诸子百家虽然有记载黄帝的文字，但多为附会或者掺杂怪力乱神，难取信于人。
关于黄帝的事迹孔子、孟子都不怎么讲，士大夫或者有学问的人都很难说明白。
为此他进行了大量实地考察
“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
他以自己在那个时代能够操作的“多重证据法”去验证自己的论点，仅此一点，就比那些坐而论道的人强太多了，这也能体现出他治学的严谨。
当然，即便如此，也不能否认每个人都有局限性，这既是时代的产物，又受个人经验阅历的束缚，所以存在纰漏也是在所难免。
太史公最后以《五帝德》《帝系姓》为叙事框架，再加上他搜集的资料，择优而录，写就了《五帝本纪》。
可是问题来了，他为什么要言别人“难言”的黄帝呢？
弄不好会因为这个首篇而影响整本书的可信度？画虎不成反类犬！吃力不讨好！
直接从尧开始写不是更好吗？
笔者查询了很多相关资料，得出以下几种原因。
第一种原因，是因为战国秦汉时期关于黄帝的记载很多，在《汉书 ·艺文志 》中著录大量与黄帝有关的文献，据田旭东统计，其中 “以‘黄帝 ’名、‘黄帝臣’名、‘黄帝相 ’名、‘黄帝之史’名为书名或作者的典籍，共有三十一家，589篇(卷)”，涉及诸子略、兵书略 、数术略、方技略。 所以司马迁很难绕过黄帝从尧写起。
第二种原因是政治需要，
“从高祖创业到武帝集大成 ，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经历了建立政权 、巩固政权和建设政权三大发展阶段 。在军事上 ，北定匈奴 ，南安诸越 ，构筑成庞大的封建帝国；在意识形态方面 ，则罢黜百家 ，确定了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 。面对如此恢弘的形势 ，迫切需要总结历史的经验与教训 ，以利于巩固刘氏家天下的专制统治局面，以利于发展汉族为主体的大一统宏图 。与汉武帝同处一个时代的司马迁 ，将黄帝加以世俗化 、个体化 、楷模化和祖宗化的塑造 ，为专制集权的封建制度树立起膜拜的象征，为华夏各族擎起集合的旗帜 ，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
第三、对于封禅的执念，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就因为没有参与封禅的事情，心中愤懑，致命而死。
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滞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命也夫！
而封禅又不得不溯源到黄帝。
第四、为汉武帝改弦更张做张本。
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
所以为公为私，都要从黄帝写起。
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
开篇短短14字，就引来后人无数的争议与探讨。
首先少典是谁？
结合上下文，司马迁给出的答案是：少典是一个国家，大概率是一个部落。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取少典之子，曰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
而公孙这个姓却显得比较突兀，如果说司马迁直接摘录《五帝德》里关于黄帝的记录：
孔子曰：“可也，吾略闻其说。黄帝者，少昊之子，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齐睿庄，敦敏诚信。
但是文中没有关于黄帝姓公孙的记录，司马迁也没有依据《国语·晋语》黄帝姓姬的说法，而是让黄帝姓公孙。
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
通过努力，终于找到，将公孙作为氏者 ，始自《世本》，《世本》载：
公孙氏，黄帝氏公孙 ，子孙因氏焉。
那就说明“公孙”并不是司马迁编造的。可是，他却把氏改为姓，这就是“姓氏合一”导致的错误。
在古代，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源于母系社会，代表了一个族群或部落的共同血缘关系，通常由女性继承；而氏，则是在父系社会逐渐形成的，代表了家族内部的分支或封地，通常由男性继承。所以就有“女称姓，男称氏”一说。另外还有“姓，别婚姻；氏，别贵贱。”的说法。
而‘公孙’这个姓，从现有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考古资料来看，“公孙”这个姓氏在西周以前并不存在 ，是春秋以后才出现的，属于贵族姓氏。南宋郑樵《通志》载：
“公孙氏，春秋时诸侯之孙，亦以为氏者，曰公孙氏，皆贵族之称。或跟黄帝姓公孙，因以为氏。”
另外，黄帝的名“轩辕”也存在多种说法，
笔者仅列几种：
一种说法，轩辕是地名，皇甫谧云：
“黄帝生于寿丘，长于姬水，因以为姓。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名，又以为号。”
二种说法，是跟造车有关系，轩，车厢的扶手；辕，车前驾牲口的直木。《汉书·地理志》载：
“昔在黄帝，作舟车以济不通。”
三种说法，是跟衣服有关系，据《汉书·律历志》记载：
“黄帝始垂衣裳，有轩辕之服，故天下号轩辕氏。”
而黄帝这个名字，也被阐发出十几种甚至几十种的解释，从生殖崇拜，到太阳神。从黄土地到阴阳五行，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答案。
至于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可以看作是对其天赋的夸张表现。
接下来再看一下考古。
（1）裴李岗文化（公元前5500-前4900年）延续约600年，距今约7500-6900年。遗址在河南新郑县城西北裴李岗村。绝对年代早于仰韶文化1000多年。
（2）仰韶文化（公元前4900-前2900年）延续约2000年，距今约6900-4900年。仰韶文化遗址共发现5013处，分布范围，东起豫东，西至甘肃、青海，北到河套内蒙古长城一线，南抵江汉，中心地区在豫西、晋南、陕东一带。属于母系氏族社会。
（3）红山文化（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主体为前 3500 年）延续约 1000 年，以辽河支流为中心。初期处于母系氏族全盛时期，晚期逐渐向父系氏族过渡。
（4）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前2500年）延续约1800年。分布范围，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北达渤海南岸，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大汶口早期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末期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中、晚期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
（5）良渚文化（公元前 3300-前2000年）延续约1300年，分布的中心地区在太湖流域。
（6）龙山文化（公元前 2350-前1950年）延续约1400年，距今约 4350-3950 年，分布于黄河中下游的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
（7）齐家文化（公元前 2000-前1900年），广泛分布于甘肃、青海、宁夏、内蒙古等地，延续约100年 ，距今约4000-3900年。
可见：从裴李岗文化到齐家文化的几个时期，时间跨度长达3600 年以上，距今约7500-3900年，跨越母系-父系社会，发展阶段亦发生了巨大变化，显然不会属于同一个时代。
这恰恰体现了华夏文明的连续性和深远影响。尽管现有的文字记录，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当前的考古发现，都尚未提供确凿无疑的证据来直接证明黄帝的存在，但这同样无法成为否定其存在性的理由。
“考古学家根据物质遗存复原了若干文化，以至试论这些文化的传播和迁移。不过迄今为止，任何把这种文化同文献记载的文化与种族结合的尝试，都不过是难于凭信的假说。 ”
遗址如同时间的碎片，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朦胧记忆。它们以实体化的形态，使我们得以感知时间的跳动，借助想象去描绘祖先们的奋斗与期盼。
如前文所述，黄帝的形象已超越了其原始的范畴，被华夏儿女赋予了先人中所有美好事物的象征意义，并承载了价值认同的深刻现实意义。
参考
- ^托马斯·卡莱尔：《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周祖达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２９ 页。
- ^田旭东 ：《从 (汉志>著录及 出土文献看战 国秦 汉间的黄帝之学》，文化遗产研究与保 护技术教 育部重 点实验 室、西北 大学文化遗 产与考古学研 究 中心编著 ：《西部考 古》 第 3辑 ，西安：三秦 出版社，2008年 ，第 175页。
- ^李凭《黄帝历史形象的塑造》，《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
- ^《史记·太史公自序》
- ^《史记·太史公自序》
- ^《孔子家语·五帝德》
- ^宋衷 ，秦嘉谟．世本八种[M】．北京 ：中华书局 。2010．
- ^《社会科学论坛》 2015年第7期30-50,共21页。《“甲金文验古学”之七 黄帝崇拜的来龙去脉》陈明远
- ^[美］艾 伯 华，《中 国 通 史》第 32 页，王 志 超、武 婵 译，[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2 年版；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Ltd. Pg.32，1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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