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那年，刘洁决定复读。前一年高考失利后，她鼓励自己“我还很年轻，不要紧”。“高四”开学不到一个月，刘洁察觉到一些不对劲。以前她吃饭时都戴着耳机听英语，但那段时间都不怎么主动学习，“看别人学习我才会学习”；她反复地想起自己高三暗恋的一个男生，为了找人倾诉，刘洁几乎天天在寝室里打心理咨询的热线电话。
这有些不正常。后来看到报纸上讲精神疾病的文章，刘洁担心自己也得了病，回家求助父母。父母当时没有马上做出行动，刘洁着急得把家里的玻璃敲碎了。“我要快点去复读去高考，这个病我要快点治好。”刘洁说。
她没能做到。直到2024年，刘洁已经在治病这件事上花了25年。25年里，她多次入院，也多次因疾病而丢掉工作。直到最后一次复发确诊为双相情感障碍，知道自己应该长期服药后，刘洁的病才很少再复发。可仅仅依靠住院、吃药，她并没有就此真正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与刘洁相似的人并不少。在全球人口突破80亿的2022年，有一个群体的覆盖面悄悄超过了10亿人，那就是精神疾病患者。在第二届世界卫生健康论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说：“过去十几年来，很多慢性病在全球发病率是下降的，但是精神疾病发病率一直在增加。精神疾病有400多种，常见的如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比较严重的像精神分裂症。精神疾病造成的疾病负担，在全球排在第一。”
而很多人发病时，他们的人生才刚刚开了个青春的头。为了让他们和所有人一样，拥有完整的生活，一群人正在付出努力。
仅仅依靠住院、吃药，很难真正融入“正常人”的生活
隐 形
“精神病人”常常出现在新闻里，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已经很难看到他们——病情发作时，他们往往被送进封闭式管理的精神病医院。一个社工十多年前曾入院参观，一行人需要先经过一扇铁门（只有医护人员才有钥匙），进门得快速，门边还会有两三个医护人员守着。这些特殊的措施是为了防止病人逃走。
没有人喜欢住院，对于一些精神障碍患者来说尤其如此。有人病情发作时被约束带绑住手脚，躺在床上被护士喂饭。有人因为强烈的药物副作用，只能“吃了睡，睡了吃”。渴了，病人脑子里知道自己想喝水，但眼睛睁不开，只能把一个矿泉水瓶放到床边，闭眼伸手把瓶子摸过来。一个病人因为用头去撞墙、撞水龙头，前后两次被送进医院，后来他知道了，住院就是“好难受好难受”，再也不想进去了。
康复会所里大家一起叠的千纸鹤
熬到出院，这往往是故事的结局。但对于精神障碍康复者（下文简称为“康复者”）而言，出院反而只是治愈的开始。在通过了医院的铁门之后，他们还要通过一道社会的窄门，自力更生，为自己的姓名找到位置，否则，他们的名字可能会逐渐从社会上消失。
工作，作为参与社会最直接的方式，对康复者来说是一件难事，它有一层隐形的筛网。成为一名流水线工人，有时会需要先完成心理测评才能进行到下一步。即使是在专门的残疾人招聘会上，很多岗位也更愿意招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的应聘者，而不欢迎精神残疾人。
就算走上岗位，他们也比一般人面对更多的挑战。多数出院后的精神障碍患者还需要长期服药，药物的副作用持续地带来影响。嗜睡是常见的副作用之一，吃过药，康复者易新如常常在上班的公交车上睡着。他曾经的一份工作是把公司的电池推销给酒店，在酒店见客户前，他经常要在酒店大堂里睡一觉。好几次，他会睡到保安把他拍醒：“这里你不能睡觉。”
康复者刘洁则变得健忘。因为健忘，她记错过下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就关了电脑和打印机，把办公室的门锁好，然后马上又反应过来，自己还没有下班。
更多的副作用，只能被笼统地归为“不舒服”。最近几个月以来，每隔两三天，康复者江坤就会突然感觉不舒服，有时候是胸闷，有时候好像耳边有人说话，有时候隔一两分钟他就要跑一趟厕所，但又没有尿。有一天下午，他连续发了五六条微信给母亲，都是同一句话：“我不舒服了。”
精神障碍的康复周期是漫长的
干扰他们的不只是副作用，疾病也可能重新造访。《今日精神病学》的数据显示，在常规治疗的前提下，初患精神疾病的人2年内的复发率可达40%~50%，5年内的复发率更高，可超过80%。这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难得的工作岗位。很多精神疾病康复者都做过好几份工作，每份工作的时间都不长，最短的甚至只有几个月。
康复者李秋云曾在一家烟草公司的直营店里做营业员，这是她过去“最好的一份工作”。做了三年，在一次发病的状态下，她觉得自己不能胜任这个工作，“无缘无故”写了一封辞职申请。经过治疗后，李秋云又想重新回到店里，对方就不再接收了。
易新如的病也曾在工作岗位上复发。第一次发病后，他去上了三年大学，毕业进入销售公司。那时他还不了解疾病有复发的可能，尝试停了半年药。工作两个多月，易新如刚刚迎来第一份业绩，疾病就复发了。他感觉自己好像在爬一座山，努力了半天爬到半山腰的位置，病一来，他又掉回了山脚下。
为了能在社会上生存下去，他们学会了一种策略，叫作隐瞒。隐瞒导致的心虚，在工作的很多瞬间弥散。易新如因为生病不能喝酒，公司聚餐的时候，老板不理解：“你做销售的，怎么不能喝酒？”但他不敢讲原因。江坤的妈妈会在他每次去上班前叮嘱说，这个病尽量不要让公司知道，她把江坤的药盒装在口香糖的盒子里，让他背着别人吃。
残疾人的福利，对于他们而言有时是一种暴露的风险。坐地铁，李秋云可以凭残疾证走绿色通道，但有时她会正好和同事一起下班，她只能让别人先走，“我有点事情，不用等我”。
外界的不接纳会内化进他们的心里，阻碍他们的社会化进程。第一次复发出院后，每次看到电视上放与精神病人有关的新闻，或者听到别人谈论起这些事，易新如内心就会条件反射式地恐慌。
刘洁心里有更多的自我攻击。因为生病，刘洁没能如愿上完大学，她常常担忧自己能力不足，别的同事会做PPT，她却对此一窍不通。“我就去生病去了，住院去了，我没有学习，我的毕业证都没拿到，我能力没有提升够，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这段话像连珠炮似的，从寡言的刘洁嘴里脱口而出。
摘下有色眼镜后看到的自己
长期脱离社会后，一些在普通人看来很平常的事，对于康复者而言变得陌生。有人上学时就发病，第一次进入职场，不知道进领导办公室要先敲门，遇见领导和同事，也不知道要跟他们打招呼。有人在工作时打瞌睡，被领导指点了一次，第二天就主动提交了辞职申请——他觉得自己工作没做好，给单位添了很大麻烦。
疾病带来的延长效应，社会上存在的壁垒，以及内化到心里的自卑与恐慌，种种困难，让这群人在离开精神病院后，更容易在社会里隐形。
在国外，一些人会成为无处可去的流浪汉，而在家庭观念更重的中国，他们的终点常常是家庭，一些人的人生也就停滞在家庭。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院长、党委副书记贺吉清说：“打个比方，这个人20岁得精神病，他还有60年的时间。60年，分配10年在医院里治病，那还有50年，这么漫长的时间一定要通过康复给他改善。”
漫长的时间如果只是待在家中，人的社会功能会逐步退化。康复者杜鸣已经在家里待了十多年，因为紧张、害怕出门，他只会偶尔和母亲李芬一同出门散步，并且绝不去人多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成为一个隐形人。
家庭不是一个完美的承接场所。大多数康复者的日子很雷同，每天睡到中午，有时午饭也赶不上吃，醒着的时候就面对手机、电脑，即使和家人也很少交流。李芬怕儿子在家待着退化了，起初还会把自己的工作文件拿回家，让杜鸣帮忙做个Excel表格，或者打印一下合同。但这没持续多久，因为“没有压力”，后来他也不做了。
矛盾很容易从中滋生。江坤每天在家看手机、打游戏，母亲梁英免不了会念叨。有一次，江坤对着房间门打了一巴掌，把那扇空心的木门门板打坏了。还有一次，他冲着梁英的胳膊打了一下，在那里留下一个红红的手掌印。“我养你有什么用，最后打妈妈打成这样。”梁英后来抱怨说。江坤也反击：“你也拿铁棍子打我。”他说的“铁棍子”，是梁英叫他起床时拿的扫把棍。
李芬也打过杜鸣，打到后来杜鸣报了警，警察上门来教育李芬，可她依旧消不了气。她感觉自己整天心中都充满了愤恨，为什么人生是这样？在工作中她可以处理好自己的一切事务，但回到家对着自己的儿子却无能为力。
杜鸣在练习弹钢琴
家庭成了另一种牢笼，只是多了一些被困住的人。退休后，李芬报名去了老年大学学乐器，可她无法专心自己的课程。上着课，她还在想杜鸣在家里干什么，有时候课上到途中，杜鸣打来电话，讲自己又生气骂人、摔东西了，李芬赶回家时又是一腔怒火。渐渐地，李芬开始失眠，体重从120斤降到90斤。我见到她那天，她穿着深色的连衣裙，人像是在衣服里晃荡。
家庭是这个人群最后的落脚点，而这个空间也有可能失去——谈到有不少家属会把孩子留在医院，再也不接回来，李芬马上接上一句：“我完全能理解。”这个说话做事都雷厉风行，在工作岗位上对下属不留情面的女人，面对自己的孩子，已经一次次地陷入绝望。“我也就觉得干脆躺平了，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反正我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本能地担心：“我有时候都不敢想，将来我哪天一蹬腿（去世了），他怎么办呢？”
接 纳
周胜是一个精神分裂症康复者，出院之后也没有长期工作。他喜欢坐上公交车，没有明确的目的地，在街上到处看一看。
后来他有了一个目的地，这里也逐渐成为很多人的目的地。在长沙市雨花区曙光南路769号，长沙市第九医院门诊8楼，每天大约会有40个康复期精神障碍患者来到这里。其中一个康复者家住得远，他每天早上赶两个小时的车，几乎都能踩着8点的开门时间，风雨无阻地到达。
这个目的地是长沙心翼精神康复会所（下文简称为“心翼”或“心翼会所”）。来到这里的患者不再是“患者”，而成为“会员”。相应地，会所的工作人员被称为“职员”。
长沙心翼会所
2006年12月，在精神病专科医院长沙市第九医院的一场会议上，已经在医院工作十三年的护士长罗月红，第一次了解到“会所”模式。中国第一家会所——香港卓越之友会所的主管，和香港玛丽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一起，在会议上介绍了这种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模式。“会所”（或者“职业康复会所”）是一种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的机构，在会所内部，康复期的精神障碍患者可通过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和各项康复活动，在模拟的真实工作场景中锻炼自己的职业能力，进而逐步实现独立就业、重返社会。
罗月红至今记得会上放的宣传片带来的震撼。大概三五分钟的宣传片里，呈现出的“会所”与精神科病房完全不同。在病房里，忙碌的是医护人员，大多数病人每天只是坐在那里，等吃饭、服药，要么就来来回回地走。但在宣传片里，会员们像在办公室上班一样，操作电脑、复印机，忙着自己的工作。
在病房工作的十三年里，罗月红有过很多感到无能为力的时刻。出院前，一些病人会围着她问：“我出院了，要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工作？”“十里八村的都知道有我这么个人，我怎么办？”她还会不断和过去的病人重逢，不少人出院时已经能很好地与人沟通，但过一两年甚至几个月，他们被家人送回来，又变成了胡言乱语的状态。
这是精神科病房特有的“旋转门”。贺吉清院长解释，病人出院以后，如果没有后续的服药、康复的跟进，就会导致出院和复发的不断循环，“给家庭造成经济负担，病人也痛苦，对医疗资源也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身在病房内，罗月红帮不了他们。而这个宣传片让罗月红看到了“做得更多”的可能。所以，当领导宣布准备筹办会所，在院内选拔会所主管时，罗月红也报了名。直到2007年2月前后，罗月红得到通知，自己被选中了。
主管罗月红（左）和会员
从零开始筹备会所并不容易，因为对于康复者而言，只是走出家门就已经很难。罗月红拿到了一份名单，里面都是从九医院出院的精神障碍患者。她挨个去联系名单里18至60岁的人，“（跟他们）说有这么一个地方，今后你可以来”。等到会所成立那天，名单上的200多人，只来了9个。
心翼要成为康复者心中默认的目的地，首先从环境开始。在“火炉”长沙，这里有空调，有书画室、健身房，有自己制作的午饭。后来心翼和一家面包店合作，每天下午还有免费的面包。它甚至还提供床，会员容易因为药物犯困，想睡觉就可以睡觉。
江坤是2024年5月才被母亲梁英领着来到心翼的。最初梁英找到这里时，江坤不愿意来，梁英告诉他，这里有健身房、阅览室，他还是跟着母亲来看了一次。现在，江坤几乎每天都会到心翼来，他做过早会的主持人，还花一下午时间学会了操作打印机。
心翼给他的感觉很放松。同样是学技能，在心翼的学习没有压力，“要是带着一定强制性的，那种（机构）我可能不会去”。而在心翼，江坤学的东西都是自己感兴趣的。
江坤（右）在操作打印机
“放松”的背后，是一种接纳的氛围。会员可以在心翼和职员一同工作，而职员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是“邀请”——不是“安排”，也没有“强制”。他们经常说：“某某某，你帮我做一下什么事可以不？”有了新的活动，主管罗月红都会把通知发到群里。“南风窗记者采访”也被写到了早会的白板上，会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加。
大多数在心翼康复的会员，暂时还没有承受更多压力的能力。罗月红说，这也是为什么心翼的准则之一是“自愿”，“如果（我们）说你必须每天都来，他可能第二天就不来了”。心翼提供的并非赶鸭子上架式的训练，而是看到每个人自己前进的步伐，“我们尊重他（这个）个体，可以给他一些时间和自由”。
接纳，是心翼提供的最重要的东西，这是帮助精神障碍患者社会化的第一个步骤。它与罗月红过去在病房里的经验一脉相承。
她在病房里看过患者的痛苦。一些处于躁狂症状中的病人会讲个不停，有的人甚至连续讲上两三天，不睡觉也不吃饭。有人想去扫个地，刚刚拿起扫把，马上又想去做另一件事。“（他们）思维是很奔逸的，他（讲话）讲得那么快，都没办法跟上他的脑子。”
这些行为看起来杂乱无章，但作为医护人员的罗月红知道，他们正被疾病控制着。很多患者讲了几天，声音嘶哑了，嘴唇也因为没有喝水而干枯甚至出血。长时间下来，脸庞也明显地消瘦。即使如此，患者仍然无法控制自己停下来。罗月红看到他们对生命的消耗，“其实是很心疼的”。
所以在病房里，护士首先要想尽办法让患者能吃上饭、喝上水。不止如此，洗澡、剪头发、每周帮他们剪指甲，晚上睡觉给患者盖被子，都需要护士来完成。因为大多数时候亲人都不能入院陪护，护士就成了24小时陪伴患者的“亲人”。患者不会总是愿意配合。有的人吃一口饭，注意力又转移了。有的人不清醒，会不由分说地骂人。还有一次，罗月红要给患者打针，握住了对方的手，患者把她的手紧紧地抓住，在她的小拇指上留下了5毫米左右的白色疤痕。“他就像那种（在）黑暗中茫然无助的（状态），你有一个手递给他，（他）会紧紧地抓住你的手。”罗月红说。
接纳的态度建立起患者对罗月红的信任。有了信任，患者才愿意被照顾。很多患者有被害妄想，可能会觉得饭里有毒，但“至少他不认为你是下毒害他的人”。而会所里，这种接纳更大限度地展现出来。作为主管，罗月红在会所里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她的办公位置就在进门的右手边，和所有职员一样，每个会员都能看到。
会员在会所外练习舞龙
在这里发生的是人与人的链接。易新如曾因为自己的病去学过心理咨询，他想把自己学到的东西用起来，于是会去观察其他会员，还建了很多表格，画一些曲线图，形成会员们的康复档案，评估会员的状况有什么变化。他把这些记录带到心翼的小组里和会员们讨论，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病友”之间的探讨。
后来美国会所的专家到心翼来进行国际认证。易新如把自己做的这些尝试告诉了一个美国专家，那个人马上说，这样做是不对的，当会员知道有一个人在背后默默关注自己，他会感到不自在。而且最重要的是，“会所里面没有病人”。
一个曾经的会员大概恰好印证了这句话。五六年的时间里，他每天都会到心翼来，但从不开口讲话。那时大家会一起在心翼做饭、吃饭，他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就是把洗好的碗擦干，放进消毒柜里。如果受到邀请，他也愿意参与其他活动。有时他会点个头，但从不说话。直到有一天早晨，他来到心翼，对罗月红说了一句：“罗主管，你吃早饭了吗？”
罗月红知道，这是会员的内在动力，是他愿意和大家交流。在这五六年中，心翼会所只是给了他一个空间，让他以自己的方式参与进来。“实际上你回过头来想，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表达方式，有些人是不怎么喜欢跟人说话对不对？”这样一个接纳的空间，是会员过去很难得到的。
会员们可以在会所的食堂里用餐
2024年4月，杜鸣终于来到了心翼会所。几年前，母亲李芬带他去湘雅附二看病的时候，医生就曾向她推荐过心翼。李芬退休后，也好几次提出让杜鸣去心翼会所看看，他“坚决不去”。
直到2024年，李芬带杜鸣到长沙市第九医院复诊。她挂了一个专门开药的门诊，挂号费只需要4块钱，在不需要换药的情况下，医生只用按照过往的病历开药即可。过去，大部分医生都是眼睛盯着电脑屏幕，简单问两句吃药的情况如何，然后敲键盘、开药，全过程不会超过10分钟。这次不一样。接诊的医生看上去不到40岁，很热情，问了两句情况后，他让李芬出去，好单独和杜鸣聊天，一聊就聊了半个小时。
等到杜鸣出来，李芬能明显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很轻松，不像以前总是“很严肃，好像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杜鸣告诉李芬，医生说“你就把我当哥哥看”，还跟他讲要怎么处理幻听。后两个月需要开药的时候，李芬都挂了这个医生的号，两个人每次都能聊很久。有时候经过医生办公室门口，他还会亲切地冲杜鸣说“加油啊”。第三次开药，医生夸他“进步很大”，建议他可以去楼上的心翼会所看看。
趁着儿子高兴，李芬终于成功把杜鸣带到了心翼。罗月红带着他们参观了一圈，杜鸣脸上有了点笑容，她有些惊讶，“以前他脸上没笑容的，好像这个世界上没什么让他高兴的事情”。当天，杜鸣就成为了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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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隐形人”，重新学会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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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隐形人”，重新学会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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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鸣在会所里弹《你笑起来真好看》
李芬意识到，儿子最需要的就是有人和他聊天。“他跟我们（家人）说已经说麻木了，真的是麻木了，而没有人再跟他说话了。”
“生病十多年了，来到心翼才四个月。”这成了李芬在采访里经常说的一句话。像是给生锈许久的机器上了润滑油，与疾病僵持十多年的生活开始有了变动。
四个月里发生了太多让她感到意外的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出门。过去十多年，没有李芬的陪伴、接送，杜鸣从不独自出门。李芬说他是个“巨婴”，“你离了我你就不要活了”。刚成为会员时，杜鸣想去心翼，但还需要李芬陪着。第二周，杜鸣希望每天都能去，可李芬有时要去老年大学上课，做不到天天接送，杜鸣说：“我一个人也可以去吧？”
独立出门其实没什么困难。那天以后，他就开始一个人往返心翼。心翼只有周一到周五开放，杜鸣还跟李芬讲，为什么周末不开门？他周末也想去。
会所给予了康复者一个出门的理由。心翼设置的开放时间和大多数工作单位一样：早上八点上班，下午五点半下班。有时心翼组织外出郊游，集合出发的时间也定在早上八点。这都是为了鼓励会员们改变自己原有的生活作息。有的会员因为服药导致作息紊乱，职员会帮助他，要么改变服药时间，要么找医生调整药物，把起床时间从10点，挪到9点，再到8点。有人最开始也会打退堂鼓，“我起不来”，但心翼的活动时间不会轻易改变，职员会告诉他，“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得到”。
会所准则讨论会上，会员和职员们围绕会所的固定开放时间进行讨论
“如果说第二天反正也没有人邀他出去玩，家务事也不做，也没得地方去，不需要他去完成一个什么事的话，你想睡就睡，就是这种没有规律的。”罗月红说，“当他知道原来还有一个地方在等他，需要他做一点事情的时候，就能够激发他的生命力，这就是促使他起床的原因。”
这里成为一群隐形的人心中新的目的地。
抱 持
接纳，把精神障碍康复者留在心翼，但他们只是站在了门口，仍然没有通过社会的窄门。
好在事情并没有在这里结束。在心翼，会员能够参与的事情很多，小到打扫卫生、擦一块瓷砖，大到写一份活动策划、联系活动场地等。有时候，也许职员并非真的需要某个会员帮忙，他们自己做甚至效率更高，但罗月红经常告诉职员：“（我）不需要你们锻炼（自己）的工作能力，是你们要去锻炼会员的工作能力。”他们把这种协作的方式称为并肩工作。
很多职员起初并不适应。职员黄慧已经在心翼工作11年了。刚来心翼时，她和一个会员一起在前台负责接待，要把来访人员的信息录入电脑表格。会员做事很慢，黄慧看他半天没弄完，心里着急，“哎呀，算了算了”，她说着就把所有工作接过去全做完了。做完之后，黄慧还很高兴地去找另一个职员邀功。但对方给她泼了盆冷水：“如果单纯是职员一个人做的，是没有任何含义（意义）的。”
后来她也好几次被提醒。2015年，黄慧被派去香港卓越之友培训。卓越之友会所的人请他们吃饭，找餐厅的时候，黄慧习惯性地想去指路。一个职员就轻声提醒她，不用太操心，这些事情可以让会员自己慢慢熟悉，他们可以找得到路线。
职员黄慧（右三）和会员们坐在一起聊天
在心翼，黄慧被大家叫作“慧妈”。她确实像一个操心的妈妈，因为我在，她会提前安排一个人多给我在食堂打一份饭，观察我吃得多还是少。这样一个习惯了操办大小事的人，在这些细节里受到了震动。“我在我们会所做得太不好了”，回到心翼，她把并肩工作的理念，写进了自己的行动计划里。
重要的并非完成工作本身，而是让会员得到成长的机会。黄慧曾经带一个男会员做仓库盘点的工作。仓库里，白板笔、水彩笔、铅笔之类的放在一起，他需要把各种笔分类清点好。起初，会员常常在工作中走神，或者放下工作去看书，二十几支一盒的笔，他可能花上一整天还没有清点完。但黄慧不再着急，她只是中途去看看会员的工作成果，哪怕他只分了两支笔出来，她也会鼓励：“这很不错啊，红的跟红的已经放在一起了哦。”
在心翼待了四五个月，那个会员渐渐能够独自负责仓库盘点了。心翼开早会的时候，仓库管理员那一栏写上了他的名字。他还能带着另外两个会员一起，花两三天时间，把整个仓库的物品归位、贴上对应的标签。很多会员像这样在职员的等待里，走出了自己的第一步。
为了让机会更触手可及，心翼里的很多工作设置得很基础。比如教育就业部的行政办公小组里，工作分成了电脑录入、文印工作、摄影、日报采访、编辑等11份，每个工作只有一个小环节。健康生活部的工作更是从洗衣服、折衣服、洗菜一类的最基础的生活技能做起。很多人来到心翼参观会觉得不可思议：“折个衣服，还学吗？”
心翼会所的早会，会员在登记今天的工作负责人
实际上，这些事情对会员们不简单，疾病的一种特征就是主动性的减退。最初有些会员就连套垃圾袋，也是把袋子往垃圾桶里一扔了事。电脑相关的工作则更难，职员得从最基础的开始教，电脑怎么开机，鼠标怎么转，什么时候点两下，什么时候点一下。
会员们得以在心翼模拟“工作日”。每天早上八点上班，会员在前台签到，在门口的刷脸机上打卡。九点开早会时，主持人把白板上的工作分配给大家。会员可以完成自己的一两份小工作，直到下午五点半下班回家。周一到周五，会员们是练习工作的“上班族”。
白板上的工作并不适合所有人。针对会员的兴趣爱好，一些新的岗位被“开发”出来。最近，一个好久没来心翼的人又回来了，他过去是曙光电视机厂的员工，平时就喜欢做些维修的手工活。回来几天，他已经帮心翼修了好几把椅子。职员们商讨了一下，专门给他做了一个维修点的牌子，还划出一小块地方，让这里成为他自己的工作空间。
有的工作从活动中产生。黄慧有个一对一负责的会员王辉，他原本不怎么来心翼，心翼要开展出游、生日会之类的活动，黄慧打电话邀请，他会说出很多拒绝的理由：我有事，我哥哥那里有事……或者只是“好吧，到时候再说”。偶尔线下见了面，黄慧想跟他聊聊家常，他会很设防：“你为什么要知道？”
但黄慧曾经去王辉家里家访，看到他家里摆着一个书架，不大，所有的书按照历史、哲学的类别分类摆放，就连书的高矮大小也做了区分。更早的时候，黄慧还读过他写的文章，“很有深度”。所以她知道，王辉喜欢读书。
心翼会所的早会
书成了两人建立联系的切入口。2024年1月，黄慧准备在心翼开展长期的读书会。她在电话里把这个想法告诉王辉，他马上就有了想法：“我们建个读书会的群，把喜欢读书的人都拉进来。”为了在群里和其他人互动，他还自制了几个表情，在一些Q版的表情包里，添上“静姐加油”“谢谢舒云”的字样。
后来，黄慧让王辉担任读书会会长，他要做的事就多了。两人会讨论每个月的阅读书目，有的会员没有书，王辉每天都会把相应的阅读内容发到群里，其中还有他做的重点标记。读书会要开展围炉煮茶活动，他也会负责筹备工作。读书会开完，王辉还要承担起会长的责任，给大家分配善后工作：“你们不能光读书啊，你们不能不搞卫生的！”
平等地给予每一个会员机会，有时也会面临外部的压力。7月23日，心翼要接待高规格的参观团，罗月红和会员张泽泉一起给领导做参观介绍。在正式接待前，相关部门的领导先来演练了一次，当时张泽泉有点紧张，讲话速度也慢了。领导看完就跟罗月红讲：“时间也比较紧，要不就你一个人来介绍吧。”
类似的情形经常发生。罗月红告诉我，每次要接待更高一级的领导，上层都会有所担心。但不论是哪个领导要来，她每一次都坚持带一个会员作为自己的搭档。面对领导的建议，她仍然这样回答：“我很需要张泽泉做我的搭档，这个人不能少。我们两个人再好好来对台词，看怎样更优化一点。”
接待工作最终圆满完成。“人们都会希望看到最好的那一面，只看结果，但我们要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间，怎么让我们的会员变成那个（最好的）样子。”罗月红说。
罗月红与会员们进行参观介绍工作的演练
刘洁已经走出心翼，在九医院的文印岗位承担了一份工作。这是一个“过渡就业”岗位，是心翼和外部企事业单位合作谈下来的，岗位归属于心翼，而会员能获得报酬，在岗位上工作六到九个月，然后再轮换新的会员上岗。
正式上岗前，心翼的职员花了大概一天时间，教刘洁怎么用打印机。之后每天上班，刘洁都要把5个操作视频看一遍，还把里面的内容写成文档每天看，花了一个半月，最后就可以不看视频熟练操作了。
过渡就业是会员重返社会的第二步。接触真实的职场前，有人会退缩，过去曾有会员原本已经定好了要去上岗，第二天却没去，或者是上了一段时间的班，中途突然不去了。他们可能是有畏惧、担心，也可能只是身体不适，但却不知道要提前和职员进行沟通。
在这种时候，心翼也能做到承接。“让他们知道，如果遇到困难、问题，他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方法去解决。”这也是会员融入社会的一部分，学会与他人沟通、求助，而不是“我就不管了，我反正也不跟你见面了，我就这样子消失了”。
通过工作，会员慢慢从疾病中走出来。过去，李秋云出院回家后，有时会没来由地掉眼泪。在家没事干，她的想法都是围绕着老公转，有时候老公接起电话，她听见对面是女声，就问谁打来的？老公也不耐烦了，把电话一递，“你来接”。
心翼会所里写着每日分工的小黑板
“思路太窄了，有时候一些事情想不明白就老去想。”到心翼来，李秋云最初也不怎么跟人说话，只是帮忙择菜、洗菜，但有事做，她就不会总是钻进想不明白的死胡同里。
李芬也发现，在心翼的生活明显减少了杜鸣的幻听。他在心翼一会儿要写字，一会儿要吃饭，有时候还忙点工作。有一天杜鸣回家告诉李芬，他一下午忙死了，搞了四件事情。“他在忙忙碌碌，哪有工夫去幻听呢？”
从心翼还在筹备时，易新如就来到了这里，他慢慢感受到“工作日”的用意所在：“它是从精神疾病产生的本质去下手，通过‘工作日’不断地营造当下的工作，让康复者能够回到现实中来。”他的理解，后来在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叶锦成的书中得到了印证。在这本《中国取向复元模式实践》中，叶锦成教授提到精神障碍康复者“复元”所需要的七大元素，写在最前面的就是“与现实的联结”“用普通的日常生活和活动去支持”。
在这个现实中，会员是有价值的，这里有他们的容身之所。在这个不大的空间里，他们从医院离开之后，开始颤颤巍巍地把脚迈进社会，尝试带着疾病去生活。
共同体
心翼会所的场地、资金支持，来自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市九医院）。“我们现在就业和半就业的会员已经600多人次了。”长沙市第三社会福利院院长、党委副书记贺吉清说。在经历了这样细致的抱持之后，有不少会员不再依赖心翼提供的过渡就业岗位，而是尝试着重新找回人生的主动权。
患病曾经让周胜感觉自己什么都做不好。他原本努力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在1986年，他记得只有大约20%的人能上大学——因为高考成绩在570分以上，入学后他还拿了三等奖学金。可是生了病，周胜学不进去专业课，在大二时退学了。回到家里，“好像天都要塌下来一样”，他很绝望，用头去撞墙、撞水龙头。
直到走进心翼，那种“没有前途”的感觉才慢慢消散。周胜做了一段时间编辑日报、电脑录入，后来又去过渡就业的岗位上，不仅做文印工作，还负责带新会员。他去心翼的其他孵化基地讲过课，主管还给了他报酬。他从迅雷上下载了电影，学会了用投影仪，给大家放电影。在这些细碎的时刻，周胜有了自信，感觉自己“还是能做点事情”。
通过另一个会员的介绍，周胜决定尝试兼职送外卖。他常常晚上12点之后出发，一直送到早上六七点，骑着电动车，在长沙这个不夜城中间穿梭。那两个月，他跑了一万多公里，把长沙城跑得“够够的了”，“挺好玩的”。
会员张泽泉（左）和职员一起编辑日报
即使外出独立就业，会员们也可以随时回到心翼。心翼像一个包容的家庭，给那些无处可去的困扰提供出口。
李秋云曾在地铁站做安检员。但她需要的保安证没能办下来。办证的人只是告诉她，她确实没有犯罪记录，后面的话他没再说。李秋云想，那只能是因为这个病了。其实她知道安检员招聘里写明了不能要有精神疾病病史的人。有一次，她把这件事告诉一个朋友，对方不能理解，“那你就是不应该隐瞒”。李秋云听了很生气：“那是的，但我还不是有生存的权利，我没有吃饭的权利吗？”
现在，她在一家单位负责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有一次领导发消息约她谈话，她吓得不得了，生怕是知道了她的身份。那天，她担心自己因为焦虑睡不着觉，还是多问了一句为什么要谈话。结果领导回复说，没什么事，只是例行谈话而已。
因为这件事，李秋云回到心翼咨询了职员关于残疾证的事。后来她又得知，自己这样的情况，有政策可以办提前十年退休。其实李秋云不想退休，只是她知道自己不好找工作，要是实在不行，提前退休也是一种选择。
在心翼，她交到了不少朋友，很多话题只能在他们之间聊。比如吃什么药，有什么药物副作用，以前她也跟老公抱怨过，老公不理解，也没什么反应。
会员们一起学习非洲鼓
我眼中的李秋云，已经和大多数人没什么不同。自从最后一次发病来到心翼，她已经有5年没有复发过，在所有会员里，她算是恢复得很好的那一类。因为这种差别，李秋云的姐姐总说：“少跟这些人接触。”但李秋云还是经常瞒着姐姐回来，“因为我是在低谷期的时候从这里走出去的”，有时候她会反驳姐姐：“我要不跟他们在一起，我怎么知道可以提前10年退休呢？”
在心翼这个共同体内部，会员之间的交流也会像回旋镖一样，给个人固有的认知带来改变。
这常常发生在心翼的会议上。两三个月前，大家在会上谈到在九医院的食堂吃饭的问题。有人感觉，食堂阿姨给人打菜，总是会抖掉一部分，打得太少；也有人提出，他们去吃饭的时候，食堂的人经常让他们坐在边缘的一块固定的位置，“感觉就不怎么尊重我们，为什么别人来就可以每个桌子都坐，我们来就只能坐那几个桌子？”
讨论并没有在抱怨中间打转。因为会员们经常比医院其他人更早去食堂，一个会员觉得，食堂工作人员还需要打扫其他地方的卫生，所以才让先来的人集中坐。之后有人也顺势提出，有时候大家端盘子确实应该注意，不要让油滴到地上。
后来，一个会员提议，下次请食堂的工作人员到心翼来一次，让他们看看会所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也许就能改变他们的看法。这个提议确实被实施了，罗月红从会员那里打听到，那些原本对食堂有意见的人，也慢慢地改变了。“他（们）会去看到别人是怎么看待这个事的，而不是（只看到）自己一直心目中认为的（那样）。”
“精神病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就是不愿意跟社会交往，把自己关到房间里面孤立起来，（和）谁都不说话，脱离社会。”贺吉清院长说。而在心翼这个共同体的影响下，他们逐渐打破封闭自我的壳，原本那些自卑、怀疑和恐惧的惯性，一点点得到改变。
心翼会所开放式的办公区域
心翼也是这样影响易新如的。2007年他第一次到心翼来，看到大厅里的那句话：“我们相信：纵使有会员在严重精神病中苦苦挣扎，他们都有迸发出有益贡献的潜能。”他感到一种力量。在此之前，没有人这样对他讲过，他也不曾从书上读到。在困难的康复道路上，这句话成了一种信念，支撑着他继续探索。
在心翼，会员们也互相支持。有一个热情的女会员让李秋云印象深刻。李秋云和她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她开了两个卡拉OK包厢，喊大家去唱歌。那天陆陆续续地来了一二十个人，李秋云记得，她还买了一大袋子吃的，“百把块钱应该有”。反而是那个女会员自己，没唱多久就走了。
这样的会员还不少。有时候他们开了个包厢，就会在群里问，有没有人来唱歌。参加的人有的自己带水，有的也带点吃的，“挺团结的，没有社会上那种勾心斗角”。
李秋云自己也把这种善意传递下去。刚来心翼时，她不怎么跟人说话，都是其他人给她打招呼，现在每次看到其他的会员，她都会亲热地招呼一声“某某来啦”，有的人不愿回话，她也不介意。一次心翼年会，李秋云叫了一个不常到心翼的人来参加，结果对方没有抽到奖品，于是李秋云把自己抽中的一床被子送给了他。
罗月红也曾被这种善意打动。有一次打扫卫生，她在水龙头旁边冲水，一个会员想要帮忙。罗月红说没关系，她自己搞，她不想让大家都把鞋子冲湿了。那个会员没说什么，但跑到楼下超市去买了一瓶酸奶，拿过来给罗月红喝。
“我觉得是一种很真挚的感情”，即使是一个这么小的举动，罗月红也很珍惜，“很多会员刚开始的时候，他是情感淡漠的，是因为慢慢在集体中间相处了，就不只是其他人去关心他们，他们也懂得关心我们”。
对于精神障碍康复者而言，出院才是治愈的开始。图为心翼会所的会员在投影灯下拍摄
作为一个共同体，他们有了出现在众人眼中的可能。每次有媒体到心翼采访，罗月红都很高兴。她希望心翼会所能成为一个平台，让更多人走进来，看到精神障碍康复者的另一面，那是他们不曾了解过的一面。为此，心翼曾在会所里办过招聘会，邀请了七八家企业来招聘、座谈，也请过喜来登酒店来心翼办读书会。有时候，坐在出租车上，罗月红都会跟司机讲心翼会所的故事，讲自己每天和“精神病人”打交道，“跟他们在一起都挺好的”。
有一次，心翼组织大家一起去橘子洲。在毛泽东像旁边，大家一起朗诵《沁园春·雪》。李秋云记得，好多外地游客也加入进来，和他们一起背诗，还唱了歌。长久以来，她一直吃力地追赶，试图融入“正常人”，而在那天，陌生人的声音反过来加入了他们。
至少在这一刻，会员们大方地发出声音，不再需要把自己藏起来，他们可以一起通过那道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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