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在秦城农场劳动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看到了报上刊登的一则消息，他喜出望外。

国庆节前夕，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几天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了特赦决定，国家主席刘少奇据此发布了特赦令。得知消息的杜聿明和其他战争罪犯既激动又忐忑不安。

作为黄埔一期生的杜聿明是蒋介石的爱将，他曾经在抗日战争中远征缅甸、印度与日军作战。在国共双方的三大会战中，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战役。

在刚刚被俘的时候，他还两次自杀未遂。回想自己的经历，杜聿明断定这次特赦轮不到自己，和他一样，战败时觉得余生无望而试图自杀的“国民党军”将领还有宋希濂、廖耀湘等人。

解放初，中共内部不少人提议把血债累累的战犯判处死刑。但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却宣布将改造战犯，要做到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

因为中共实行统战政策，应该把战犯改造为朋友。如果杀了他们，只会对和平解放台湾产生消极影响。

杜聿明被俘后，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财力，对他精心治疗和护理，他原来患的脊椎炎、肾结核、肺结核以及胃溃疡都得到了治愈。从1956年开始，政府组织这些战犯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参观，让他们亲自感受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

1959年12月4日，杜聿明、宋希濂、廖耀湘、王耀武、杨伯涛等33人作为第一批特赦战犯释放了，其中包括已经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生活了10年的大清末代皇帝溥仪。

1960年，溥仪受邀参加了劳动节观礼，在昔日的皇宫前，他的身份已经是一名普通游客了。

1961年，溥仪与杜聿明、宋希濂、廖耀湘、杨伯涛等7人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正式参加了国家机构的工作。

特赦国民党战犯始末：分批释放 一个不杀1959年12月4日，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内正在举行首批国内战犯的特赦释放大会，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对国内战犯的首批特赦。

在第一批特赦的战犯之中，大多是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如王耀武、杜聿明、郑庭笈、陈长捷、宋希濂等，而作为伪满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也在这次特赦之中。

紧接着，对第二批50名战犯实施特赦，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在45名获准特赦的国民党战犯名单中，有范汉杰、李仙洲这些将军。

第三批特赦战犯68名，其中国民党战犯61名，伪满战犯7名。第四批特赦战犯35名，其中国民党战犯30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

从1964年12月到1966年4月，又先后释放了第五批和第六批在押战犯。第五批释放53人，其中国民党战犯45名，伪满战犯7名，伪蒙战犯1名。第六批57人，其中国民党战犯52名，伪满战犯4名，伪蒙战犯1名。至此，296名国内战犯获得特赦。

1975年3月，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周恩来总理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犯的建议和华国锋副总理所作的说明，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释放全部在押战争罪犯的决定》。华国锋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

“对这次特赦释放的全部在押战犯，每人都给予公民权。有能力的，安排适当的工作；有病的，和我们干部一样治，享受公费医疗；丧失工作能力的，养起来；愿意回台湾的，可以回台湾，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我们欢迎。”

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向特赦战犯颁发了释放通知书。特赦仪式在抚顺、西安、济南和北京同时举行。

3月23日下午，叶剑英、华国锋、吴德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第七批获得特赦释放的战犯代表，他们中有黄维、李九思、王秉钺、陈士章、沈策、文强等2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