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达龙·阿杰姆奥卢、西蒙·约翰逊和詹姆斯·鲁滨逊，以表彰他们在关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
《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是两位的代表作。《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的主要贡献是提供一种理解民主的创立和巩固的统一框架。特别是，这一框架强调为什么政治制度变革与在非民主政体背景下的政策让步有根本性的不同。
第十一章 结论及民主的未来
在本书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思考为什么一些社会是民主而另外一些社会却不是民主的框架。我们强调了这一问题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1)为什么一些社会首先实行了民主，以及(2)为什么民主在一些社会能够持续、巩固，而在另外一些社会却不能。在这一章，我们回顾在前面所了解的内容，讨论一些我们认为我们的框架可以有意义地扩展的领域，并讨论我们的模型对民主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11.1再论政治发展道路
我们现在回顾在第一章所概述的四个国家的政治发展历程。我们的框架如何有助于解释这些不同道路?
11.1.1英国
为什么英国走了一条渐进的民主化的道路?并且，为什么民主在英国如此容易巩固呢?在某一层次上，来自我们分析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在实行民主前的英国，各种参数使得革命威胁存在，权贵无法在不实行民主化的情况下消解这些压力。这些参数主要包括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经济的结构、集体行动问题以及革命的成本和收益。权贵也发现，用镇压组织民主化是没有好处的。然而，这一答案是不完整的。我们还必须理解英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是如何拥有了这些参数的。我们现在讨论在这些参数中哪些对理解英国的情形更为重要以及它们如何演变。
在17世纪，在一系列政治冲突中，那些希望建立限制王室法定权力的政治制度的人们取得了胜利。政治制度的这些变化大大促进了经济制度的改善。通过减少国家掠夺的风险，产权变得更加稳定。新体系下的法定政治权力掌握在有商业和资本主义利益的人们手中；这一点导致了大规模的诱发性变化———例如，资本和金融市场的变化，这些变化对经济扩张十分常重要。
这些制度变革发生在英国似乎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在现代早期，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英国的政治制度对王室权力有更多的限制(Ert-man,1997)。这似乎是王朝更迭和外来入侵的复杂历史过程的结果。第二经济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大强化了不同团体特别是资本主义农场主(所谓士绅)和商人的利益。同样显著的是在英国封建制度瓦解得很早(Brenner,1976)。这些变化增加了这些利益集团的事实政治权力，决定性地影响了内战和光荣革命的结果(Tawney,1941;Brenner,1993;Acemoglu Johnson,Robinson,2005)。例如，在殖民地贸易中致富的商人在议会双方的冲突中都能扮演重要的角色。
17世纪发生在英国的冲突的结果是一组将产权赋予更多人群的经济制度(Thompson,1975)。结果是马尔萨斯周期的终结和现代经济增长的开始。然而，其后开始的结构变化(例如，城市化和工厂体系的兴起)对事实政治权力的分配有进一步的影响。特别是，它们使得穷人和在政治上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更容易运用其事实政治权力(Tilly,1995,Tarrow,1998记述了这一时期集体行动的变化性质)。穷人事实政治权力的增强使现行体制难以为继，必须进行对穷人有利的政治制度的变革，消解革命的威胁。这又进一步使法定政治权力的未来分配向穷人倾斜，保证未来的经济制度和政策与穷人一致。这正是民主化所做的事情。政治紧张也因不平等的加剧而强化，大多数学者相信在19世纪上半叶发生过这种现象。
从1832年起，英国的权贵做出了一系列的旨在将以前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纳入政治过程的战略性让步，因为其他的选择只能是社会动荡、混乱，甚至是革命。这些让步是渐进的，因为在1832年，社会和平可以通过收买中产阶级来实现。而且，让步的影响被政治制度的具体细节，特别是上议院的持续的非代表性质所冲淡了。虽然在1832年的改革中受到了挑战，但上议院为富人对抗来自民主化的下议院的激进改革潜力提供了重要的堡垒。后来，随着工人阶级通过宪章运动，进而通过工会的重组，进一步的让步不可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结果最终允许了完全民主的建立。
为什么英国的权贵会建立民主?许多其他国家也面临着相同的压力，但是这些国家的权贵却选择了对被剥夺公民权的人进行镇压而不是让步。镇压的问题是，它是有成本的：会破坏资产和财富。在19世纪欧洲的城市化环境(英国在实施第二次改革法案时城市化率为70%)中，被剥夺公民权的民众有相对完善的组织，因而更难以镇压。而且，工业化和19世纪40年代后建立在英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贸易政策造就了一个以物质资本并越来越多地以人力资本为基础的经济。这些资产容易被镇压和冲突所毁灭，这使得镇压作为一种选择的成本更高了。由于资本更难以再分配，所以，英国的权贵发现民主的前景威胁更小了，更容易被说服接受民主。
镇压不只是在其成本相对低的时候具有吸引力，而且也在有更大的可能利益时具有吸引力。我们的讨论说明使持续的经济增长得以出现的经济的、政治的制度变革也使民主不再令英国权贵过多地关注。
然而，民主的确带来了与权贵偏好相背离的经济制度的变革。在19世纪，经济制度———特别是劳动市场制度——对穷人是不利的。例如，工会是非法的，直到1850年，试图组织工会的人要被流放到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如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当经济制度被改变以满足新获得公民权的人们的要求时，特别是在1867年后，这种做法以及其他许多做法改变了。这些变化的影响虽然对19世纪英国经济的运行非常重要，但是，在一个拥有土地的精英占统治地位的经济中，与农村劳动市场的自由化的潜力和土地改革的威胁相比，这些影响对贵族的损害要小得多。实际上，与19世纪的俄国和奥匈帝国或20世纪的危地马拉和萨尔瓦多的权贵所面临的经济制度变革相比，英国的变化更容易令权贵接受。
试图阻止民主化的再分配许诺又如何呢?英国的权贵似乎从未认真地考虑将大众收入再分配作为民主的一种替代，虽然他们当然预料到民主会导致再分配。也许如斯蒂芬斯所理解的那样，再分配的许诺是不可信的。例如，具有重要意义的，引起议院最多注意的宪章主义者的请愿是1848年在欧洲革命中提出来的。在这种革命威胁之下，权贵不得不听从；然而，只要他们保持着权力，那么他们便只有在威胁出现时才会听从——宪章运动产生了只是暂时性的威胁。
最后，为什么民主在英国如此容易地得到了巩固?我们的框架表明，这也是由我们在民主化的语境下讨论的许多因素决定的。民主之所以得以巩固，是因为镇压的成本太大了。而且，在任何时候，民主都没有激进到对传统权贵造成充分大的威胁的程度。民主最终带来了英国社会的重大变化，但这需要等待半个世纪，直到教育改革的影响充分发挥。权贵从未面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民主化过程中的常见威胁，如激进的资产再分配。我们的方法意味着，在这些情况下，权贵应该不会激烈地反对民主，事实也是如此。
11.1.2阿根廷
许多导致英国民主的力量，在阿根廷也发挥了作用。阿根廷的民主，如同英国的民主一样，是由经济的和金融的危机所导致的一系列反叛所引起的。也和英国一样，阿根廷的民主化过程发生在迅速加剧的不平等和经济增长的背景之下。然而，与英国相比，阿根廷的民主化是带着不同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出现的。阿根廷经济主要依赖于农产品出口，世界贸易的繁荣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富有的权贵的资产———土地——的价值(O'Rouke,Taylor,andWilliamson,1996)。并且，由于经济结构更为单一，更容易不稳定，更容易动荡，创造诱发政治变革的机会。拥有土地的权贵虽然被迫承认了民主，但他们并不喜欢民主，并在大萧条开始时的危机期间破坏了民主。
此外，政治的和经济的制度没有促进民主。与1688年以后的英国不同，阿根廷的政治制度对政治权力，特别是总统的政治权力的使用没有很多的约束，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伊里戈延总统和40年代的庇隆总统的行动都是这一佐证。在经济制度方面，阿根廷在某种程度上分享了其他西班牙殖民地的遗产，也是建立在对土著人的剥削基础上的。虽然这一遗产与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等国相比更微不足道，但基本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在土地使用方面———增加了政治冲突的风险。
在20世纪的30和40年代，一种高度极化的状态出现了，在这种状态下，左右了民主政治的城市工人阶级试图实现有利于他们的再分配。这样一种状态，是农村权贵所不能容忍的，而且越来越不能被军人所容忍，于是他们采取了极端的反庇隆主义立场。在这种经济结构下，反民主的政变成本是可以忍受的，并小于非民主体制的潜在收益，特别是在考虑民主中的激进的再分配和民粹主义政策的威胁之下。虽然各方面都努力改变制度使之对自己有利——例如，在1912年和20世纪50年代的后期，军人支持实行了比例代表制，希望能以此导致庇隆党的分裂但是所有这些措施都未能使民主变得更容易为权贵所接受。
在阿根廷民主现在是巩固的吗?我们的分析给出了值得乐观的理由。全球化的持续增长，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金融一体化带来的资本流动，意味着与历史上的情况相比，民主对权贵利益的威胁变小了。也许更重要的是，阿根廷是一个教育程度相对高的社会，人力资本价值的提高创造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可以充当富人和穷人之间冲突的缓冲器。结果，在20世纪90年代，尽管不平等程度有显著的上升，但阿根廷的民主仍是稳定的，这意味着基本的政治均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在阿根廷，军政府在1976年以后推行的经济政策的长期影响之一是左派和有组织劳工的经济基础被严重削弱了，这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庇隆党的经济社会政策发生重大转变的一个原因。似乎矛盾的是，这一转变也许有利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因为在这些政策转变之下，民主也许最终在阿根廷得到了巩固。
11.1.3新加坡
为什么新加坡还没有实现民主化?我们的分析给出了一个相当简单的答案。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平等的社会。没有传统的拥有土地的权贵，经济依赖外部资本和企业。大多数人似乎都满足现状至少是没有不满足到愿意通过严肃的、有成本的集体行动，发起重大的政治制度变革的程度。相对于他们所拥有的一切，这样做并没有多少好处。
然而，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人民行动党当前的精英来说，他们除了权力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民行动党主要由成功的中产阶级人士组成，并且相对开放，大力吸纳优秀人才和潜在的竞争对手。虽然它无疑是与新加坡存在的富人权贵相联系的，但他们都不可能遇到对其资产和财富的剥夺。虽然政治精英可能会损失所拥有职位的大量租金，但这也不足以为长期进行镇压，以维持他们的特权地位提供理由。因此，我们的分析也意味着新加坡终将成为一个巩固的民主。在某一点上，将有来自人口的某一阶层的压力，要求更具有代表性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点上，权贵和人民行动党将会发现用镇压阻止民主是没有好处的。
11.1.4南非
为什么民主在南非如此姗姗来迟?是什么激发了它最后的创立?南非的历史情况和新加坡大相径庭。南非的白人权贵在民主中将会遭受重大损失，在历史上，民主确实导致对土地改革、财富再分配以及对经济制度进行不利于富有的白人权贵的大规模重构的强烈要求。
南非是作为一个殖民地建立的，在许多方面与北美或澳大利亚相似。但与美国不一样的是，南非的原住民并没有因为输入的疾病大量死亡，这导致了这样一种状态：土著非洲人成为富有的白人权贵可以廉价地雇佣并用强制办法控制的劳动力(Lundahl,1992)。在这种情况下，白人不仅不对非洲人让步，而且他们甚至创造了一种哲学(即种族隔离)为社会资源的不平等分配提供依据。由于这一种族隔离哲学，也是由于它所针对的是容易识别的种族团体，镇压在南非的成本是相对低的，而且可以实行。
但种族隔离体制终究是不可持续的。随着经济发展，占人口多数的非洲人对白人经济的维持变得更加重要。他们越来越敌视自己的困境，并在政治上动员起来。作为回应，白人政权则使用高压政策，时刻准备着为了维持霸权而进行禁止、监禁、折磨和谋杀。然而，就连这种政策也不能永久奏效。因为镇压导致的动荡和外来的制裁，种族隔离经济的盈利率逐渐下降。随着世界变化，在冷战结束后，不仅种族隔离在国际上变得越来越不得人心，而且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也使得富有的白人权贵对民主的恐惧减少。由于土地的重要性下降，流动的资本的重要性上升，激进的黑人多数的威胁消散了。此外，在20世纪70年代，白人政权做出的一些让步特别是非洲人工会的合法化——消除了种族隔离为白人创造的许多经济租金。这意味着如果失去政治权力，白人的损失也不会很大。的确，如罗森道夫(Rosen-dorff,2001)所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的不平等程度一直下降。最后，白人与非洲人国民大会一起，协商确立了一种在民主的未来中给予白人充分信任的政治制度结构，使得白人愿意停止斗争并允许民主化。
但是，关于未来，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津巴布韦，通过宪政改革促进民主巩固努力一直不很成功。耐人寻味的是，在评价南非民主的未来时，汤姆逊(Thompson,1995,p.275)指出，“南非民主存在一个很大的结构性威胁：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熟练劳动力——这是南非教育的糟糕状态的后果。”我们在第九章的分析表明，这也许的确是个问题。
11.2扩展和未来研究领域
像任何社会科学理论一样，我们的理论是高度简化的。为了突出我们认为重要的机制，我们抽象掉了许多细节以及其他可能也是重要的机制。这意味着对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基本问题还有其他的研究方法，也意味着我们排除了一些应被关于民主建立和巩固的完整理论包括在内的因素。
首先，我们的框架将社会冲突作为导致不同制度的主要推动力量。政治制度的变革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全体一致同意，而是因为支持变革的一方变得力量更强，并能够(至少暂时)实现这种变革。在第三章中，我们简要地讨论了一些关于民主化的不同方法：例如，贝茨(Bates,1991)、罗格夫斯基(Rogowski,1998)、赫布斯特(Herbst,2000)和蒂利(Tilly,2004)认为民主是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出现的；布宜诺·德·迈斯基塔(BuenodeMesquita,2003)、利兹则利和皮尔斯克(LizzeriandPersico,2004)认为民主是政治精英自愿创立的，因为民主会形成不同的均衡公共政策，使所有人受益。虽然我们相信主要的民主化和民主巩固模式不可能只用这些方法来解释，但这些最终都是可以起补充作用的方法，经验工作必须决定不同机制的相对重要性。正如在第三章所讨论的那样，实践经验证明，关于民主建立和巩固的决定因素的经验工作进步不大，只是识别了相关性，很少注意对因果关系的识别或突出变异的真正外生源泉。到目前为止，还罕有区分导致民主化的不同机制的认真尝试(Acemoglu,Johnson,Robinson,andYared,2004)。
除了考察和检验不同假说外，在理论研究中也还有一些需要高度重视的领域。为了节省篇幅，本书省略了我们开始计划要讨论的五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军人的作用。在我们的基础模型中，仅有的行动者是不同的团体，我们考虑这些团体可以直接参与冲突。在现实中，另一种力量，即军队，在革命、镇压和政变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隐含地假定了军队不是一个独立的行动者，而是依附于权贵(在镇压或政变的情况下),或者和民众结盟(在革命时)。然而，在政治学中有一个普遍看法，军队介入经常不是代表某个社会团体，而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军队显然比其他社会经济团体的力量都要大。因此，一个重点研究领域是提出一种关于军队政治的理论，更好地把握军队何时与某一个特定团体结盟，何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团体行动。虽然对军队有很多详实的案例研究(Hun-tington,1964;Finer,1976;Nordlinger,1977;Rouquie,1987;Stephen,1988;Fitch,1998;Loveman,1999),但关于军队的目标和行为还罕有一般性的结论。只有狄齐和维蒂尼(TicchiandVindigni,2003b)试图用本书使用的方法和博弈论对军队进行考察。
关于军队的研究与比较政治学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有关。在第五章，我们提出了一个关于非民主政治的“基本”模型；我们的分析抽象掉了不同的非民主体制之间的差异。然而，大多数的政治学文献恰恰着眼于提供对非民主体制的不同分类(例如，LinzandStephen,1996)。并且，许多研究认为，非民主体制的类型有助于决定民主的建立和巩固的潜力。这一点是否正确，最终是一个经验问题，但它当然是一种很大的可能性(Geddes,1999a,b)。在本书中，我们选择强调我们相信是民主和非民主体制之间的关键区分：政治平等的程度。然而，引入关于非民主制度结构的更丰富的模型无疑会产生许多新的见解。
我们在分析中略去的第二个方面是民主制度之间的区别，显然，这一点对理解民主的动力学是十分重要的。大量的理论和经验文献都强调不同类型民主之间的区别：例如，总统制和议会制之间的区别，比例代表制和多数选举制之间的区别(例如，Cox,1997;Lijphart,1999;PerssonandTabellini,2000,2003;Persson,Rolland,andTabellini,2000)。虽然在第四章附录中我们提供了参数x的一些不同的微观基础，但最引人注目的方法是把它和政治制度的更细致的结构联系起来。在本书中，我们给出了许多例子说明民主制度的细节如何影响民主的可行性和持久性。然而，正式文献还只是刚刚开始建立关于选举制类型或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如何影响政治家或公民的动力的模型。对民主制度均衡形式的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如何影响民主的可行性是未来几年的一个激动人心的研究领域。我们的分析表明，具体的制度结构，因其对偏好加总方式的影响，在决定政治冲突如何发生，以及民主能否建立和巩固方面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个需要更多理论研究的领域是对不同政治身份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大量文献都在讨论发生在社会经济方面或是阶级之间的冲突，但人们也清楚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虽然我们试图说明我们关于民主建立和巩固条件的主要结果不取决于政治身份的性质，但一个内容更丰富的模型会产生许多新的经验预测。所以，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不只是政治身份的影响，还包括其形成及其形成如何受制度结构的影响。例如，一些研究非洲的历史学家已经指出：目前一些在非洲政治冲突中引人注目的重要的种族身份实际上是殖民地时期创造的激励的结果[例如，关于尼日利亚伊博族的研究(Horowitz,1985);关于津巴布韦肖纳人的研究(Ranger,1991)]。
第四个重要的未来研究领域是集体行动和革命。在第五章，我们讨论了集体行动的问题，并且指出：现有经验证据表明革命者通过对参与革命的人提供私人收益解决这一问题。这一点启发了我们提出并始终使用的模型。不论怎样，形成一种对集体行动的深刻理解，不论在理论上还是经验上，都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未来研究领域。我们也用一种十分粗糙的方式建立了关于“后革命社会”的模型。我们的结论是革命(除去在第六章的简单讨论)是偏离均衡路径的。然而，对革命中所发生事件以及制度在其后如
何演化的更好理解，是重要的研究课题，也许会产生关于民主建立和巩固的新的预测。和关于军人政治的情况一样，关于革命有丰富的案例研究，可以作为建立模型和更明确可检验假说的出发点。
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是，未来文献必须提供关于经济运行和经济制度形式的更丰富的模型。一个特定的令人激动的未来研究领域是对内生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相互作用的研究。虽然在第九章我们将收入分配内生化，讨论了经济制度的重要作用。但是我们没有建立一个关于经济制度的决定和历时性变化的明确模型。并且，我们只讨论了收入由固定的资产存量决定的情况。但实际上，资本随着时间积累，技术也在不断进步。将这些增长和积累的动力学纳入我们的框架是一个重要步骤(AcemogluandRobinson,2000a,2002;JackandLagunoff,2003)。这些扩展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会存在政治制度的路径依赖，许多学者都相信这种路径依赖是存在的。
11.3民主的未来
本书的目的是建立一个简单的框架，分析民主和非民主政治，以及在这两种体制之间的转换。我们的分析主要以理解一个复杂社会现象的相对抽象的图景为目标。虽然任何简单的框架关于未来的预测都不可靠，但利用我们建立的模型对民主的未来进行思考还是有用的。
世界各地的民主是否会巩固，以及它们将如何转变，改变自己目前的形态?在这方面，有几个问题是重要的。首先，相对于土地和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原因有两点：(1)与50年前相比，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公民，受教育水平都提高了；(2)在整个20世纪，技术似乎更多地依赖工人的技能和人力资本(或者说是技能倾斜的),因此，在劳动市场上，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日益增加(Acemoglu,2002)。虽然人力资本的更高收益在某些情况下提高了不平等程度(例如，在过去30年的美国经济中就是如此),但一般来说，在许多非民主和民主不巩固的欠发达国家，它有助于缩小权贵和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创造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和中产阶级的出现，我们预期，不论是在政治冲突发生在贫富之间，还是发生在其他方面的社会，会有更少的分配冲突和更稳定的民主。近来出现了许多关于“阶级战的终结”的说法(例如，Fukuyama,1992)。我们不是预言政治冲突在不久的将来就会消失，而是说由于人力资本变得更加重要，冲突将会更加缓和。
其次，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时代。出于我们在前面所讨论的原因，我们相信更密切的国际经济、金融联系能够促进和巩固民主。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中，权贵和多数民众的冲突依然存在，但全球化会使双方最具有破坏力的武器失去效力。民众不希望采取最民粹主义的、最为再分配性的政策，这会让权贵在民主中更有保障。民众更反感政变和动荡。
第三，冷战的终结，意味着许多非民主政权曾经获得的经济政治支持已经结束，使得向民主的过渡更加容易，反民主的政变更加困难(虽然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也许抵消了冷战结束所带来的潜在利益)。
上述三个因素意味着民主的未来是光明的。与过去相比，现在民主更容易战胜非民主，不论是在尚未实行民主还是在民主尚未巩固的地方。
然而，考虑这些发展，我们是否预期民主在这一新的时代会改变其性质?我们的论点一直是民主是亲多数的，甚至是亲穷人的。这主要是一个相对的命题，是在将民主和一个典型的非民主体制做比较。我们也注意到，即使与非民主相比，民主一般是更加亲多数的，但在民主中，权贵也可以有权力。我们有两个理由预期权贵在未来的民主中权力会更大。
首先，在民主中，权贵额外权力的最重要来源是他们对党派体系，进而对政治议程的控制，以及他们对一些特定的政策形成有效游说的能力。那么,在这些方面，权贵在未来会做得更加有效吗?答案也许是肯定的。这有两点原因。随着民主的未来日益光明，权贵(特别是在现在一些不巩固的民主中)将不得不与民主和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尽最大努力去影响民主政治。因此，权贵在民主中扩大其权力的收益也许更高了。
也许更重要的是，随着民主的成熟，有组织的团体，这可能包括权贵或其组成部分，可能有更大的机会扩大权力。利益集团在民主社会中会变得更强大的观点首先是由曼柯·奥尔森在其1982年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各国的兴衰》中提出的。奥尔森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的不同成员之间形成了合作和信任，而且，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些游说团体更有效地俘获了政府和政治体系的各主要分支。在民主政治下，可以逐渐变得强大并主导大部分政治的利益集团之一是权贵。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可以预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民主亲多数的程度会下降。经验证据与这一思想是一致的———在整个20世纪中，新出现的民主比成熟的民主有更强的再分配性质，并且在过去的40年中，在一些巩固的民主中，保守党的力量变得更强大了。
这与社会学家罗伯特·米歇尔斯在其1911年的经典著作《政党》中提出的寡头统治铁律有关。米歇尔斯认为，所有组织，特别是政党，往往会被管理它们的人俘获；那些人然后会逐渐被权贵吸收。他指出，这意味着，民主几乎没有机会彻底改变社会，因为它至多不过是用一种权贵取代另一种而已，不可能导致彻底的多数主义的社会变迁。如果这一定律成立，那么,一种自然的权贵俘获过程会减少民主的激进威胁。
第二，人力资本日益增长的(包括技能倾斜的技术变化)重要性和更大程度的全球化还有另外一面。通过减少分配冲突，这些经济发展削弱了许多对支持多数及对多数人有利的政策起着重要作用的组织。这些力量被削弱的组织包括传统社会民主党和工会。这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世界，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最为明显。在这些国家，工会都很软弱，而左翼政党一般都变得反对收入再分配了。
如果这些变化在世界各地变得更加普遍，我们可以预期，在未来，权贵和保守党的权力会更大，民主的再分配性质会更弱，特别是在没有出现对多数的新的代表形式——不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工作场所的时候。因而，民主会变得更加巩固；然而，对那些希望民主能像20世纪上半叶英国民主那样改变社会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种失望的民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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