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逆行斋主
10月14日，瑞典王家科学院宣布，将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来自麻省理工大学的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西蒙·约翰逊和芝加哥大学的詹姆斯·鲁滨逊三位美国学者。他们被表彰的理由是“对制度如何形成以及如何影响繁荣的研究”。
诺贝尔委员会表示，这三位经济学家“证明了社会制度对一个国家繁荣的重要性”，以及“法治不佳的社会和剥削民众的制度，不会带来增长或改善”，还“解释了为什么榨取性经济制度和独裁统治会持续存在，尽管改革将收益更多”。
把上面的话换成大白话，就是制度对国家的影响。三位诺奖获得者回答了困扰人们千年的问题：为什么有的国家富，有的国家穷？为什么有的国家的公民活得自由而有尊严，有的国家的公民却如同奴隶般不得自由？为什么有些国家轻而易举地走上成功之路，有些国家却不断遭遇挫折甚至被滞留在失败的阴影中？
按诺奖者的观点，人类社会存在有两种制度——攫取式与包容式。“包容式制度”的国家维护法治和财产权，并且在政治上广泛分配权力、建立制衡并鼓励多元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繁荣；“攫取式制度”国家是经济利益与政治权力只由少数特权精英把持，则国家必然走向衰败，因为特权阶级为了保有自身利益，会利用政治权力阻碍竞争，不但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也不利于创新，阻碍整体社会进步。
在阿西莫格鲁与鲁滨逊合著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一书中，作者以一个名为诺加雷斯布的小镇为蓝本展开论述。这个小镇地跨两个国家，被一道栅栏隔开，北边属于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南边属于墨西哥。两边的人、地理、文化背景都一样，但是经过最近两三百年的发展，情况却完全不同，一个可以享受免费教育、拥有健康保险，以及良好的治安，高速公路、电力、电话、网路及污水处理系统等现代生活的种种便利，社会繁荣，还可以投票选举从总统到镇长的各级公职人员；一个是治安混乱，毒品泛滥，许多青少年没有完成基础教育，只有形式上的选举，生活依旧贫困。
由此，作者得出结论，地理、文化、掌权者的相关知识水平等都不足以作为国家成功或失败的深层原因，制度才是决定性因素。
以小镇为切入口，两位作者整理了罗马帝国、玛雅城市国家、中世纪威尼斯、苏联、拉美、英格兰、欧洲、美国和非洲的大量历史证据，令人信服地表明，人为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对经济成功或经济不成功至关重要。
其实这样的例子遍地皆是，可以信手拈来。二次大战后德国一片废墟，在艾尔哈德毅然实行洛普克建议的解除种种管制、恢复市场自由的政策之后，短短几年就从一个战后废墟变成欧洲主要的债权国，随后日本也采用德国的自由经济开放政策，同样收到好的效果；1970年代，智利在留学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小子们”推动“利伯维尔场经济”改革下，由军政府采纳实施，很快成就“智利经济奇迹”。
其实，不单是外国，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就是渐进式经济自由化，结果使中国生产力水平大幅提高，迅速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
所以，只要施行自由经济，经济繁荣都是立竿见影，即便只是开个小门，也是绩效卓著。
当下的阿根廷，可以说上述理论的绝佳例证。
众所周知，米莱自去年12月就任阿根廷总统以来，一直致力于解决数十年来阿根廷严重的经济危机，他采用“休克疗法”，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就职不满一年，初见成效。2024年1月，阿根廷政府实现了近12年来的首次月度财政盈余，4月又实现2008年以来首次的季度盈余，而严重的通膨与财政金融指标也开始改善，贫困人口显著减少。阿根廷经济部长宣布阿根廷已摆脱重症监护，并对企业家们喊话:“至暗时刻已过，我们正在明显恢复。这一恢复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改革基础法案的通过，二是说服民众与企业家们。变革和恢复的速度更多地取决于各位，以及信任。”
总之，迄今米莱政府已在多年财政赤字、外汇耗尽和高通膨之后撑住了摇摇欲坠的国家财政，也获得IMF、高盛、摩根大通等国际机构看好经济前景，看来阿根廷已挺过灰暗艰难时刻，只要坚定地持续改革步伐，光明前景已可预见。
米莱是经济学家，是亲身尝过通货膨胀的苦果才立志当经济学家的，信奉的正是对通货膨胀最正确认识的奥地利经济学，坚信自由经济，主张小而有能的小政府。这一切，和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观点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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