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安事变蒋介石被张、杨扣押，国民党内分为两派，一派主和，一派主攻，以宋美龄、孔祥熙、冯玉祥为首的一派主张政治解决，以何应钦、戴季陶、吴稚晖为首的一派的主张武力讨伐。王耀武时任五十一师师长，即受蒋介石青睐，也受何应钦恩惠，在这个关键时期如何站队，是进攻还是原地待命，如果处理不好，此前取得的成就将万劫不复。
正文：
1936年王耀武补充第一旅扩编为第五十一师，编制为两个旅四个团，王耀武任师长，这一年王耀武34岁，在国民党中算是比较年轻的中高级将领了。此前日军阴谋导演了“华北五省自治”，消息传来，身在汉中的王耀武痛心疾首；十年前北伐军途经山东，王耀武亲眼目睹日军在济南制造的惨案，一名三岁儿童被日军钉死在城墙上，时任连长的王耀武目眦具裂；他流着泪找团长李延年请命出战，即使拼光自己这个连也在所不惜；然而时不我与，当时的环境不允许革命军反抗，还得卑躬屈膝向日军示好，继续承认早年的屈辱条约。
王耀武参军十几年，革命十几年，如今日军仍然在中国大地上肆无忌惮蹂躏我同胞，一种深深的愧疚油然而生；他时常自问，我们革命到底为了什么，当年怀揣梦想赶到黄埔时被门口的对联打动“
贪生怕死怕死勿入斯门，升官发财请往他处
”，自己参军十年了，官也升了、财也发了，可是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己改名耀武，志在耀我国家之武，扬我民族之威，可十几年过去了国家积贫依旧，自己都做了什么？
王耀武可能还未意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已经将他慢慢同化了，“三民主义”思想早已被资产阶级利益所蚕食，唯一庆幸的或许只剩下对日军侵略者的仇恨了。王耀武把对日军的仇恨转化成动力，全身心地投入对五十一师的训练中。王耀武以点带面提高整个师的作战能力，接纳了赋闲在家的张灵甫，委以便衣队教导员之职，开始了魔鬼式的训练，王耀武期望同日军作战的那一天能尽快到来。然而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前往西安督促张学良围剿红军的蒋介石被扣押，消息传来王耀武震惊之余也在为国家的未来担忧。
此时国民党内对如何营救蒋介石发生了重大的分歧，时任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的何应钦，第一时间封锁消息，切断南京与西安的所有通讯，并打开干扰电波，使南京方面无法接收西安的广播通告，南京政府上下完全蒙在鼓里。除此之外，何应钦一改往日谦和恭顺的作风，在国民党中执会和军事委员会上大肆抨击主和派，打着维护国家安全、惩罚叛逆的幌子向军事委员会施压。
主战派在国民党内占据优势，在何应钦的主导下，以国民政府名义免去张学良本兼各职，命令西北军交由军事委员会指挥，同时成立讨逆军，何应钦为总司令。何应钦不顾蒋介石安危迫不及待地下令进攻西安，命令刘峙、顾祝同率领十几个师沿陇海路两侧向西安进攻，命令位于天水方向的部队向宝鸡、凤翔推进，命令汉中的部队择路向北进攻，三面进军会攻西安。为了配合陆军行动，何应钦还命令空军从洛阳起飞，直赴西安执行轰炸任务。
相比于主战派，以宋美龄、孔祥熙为首主和派就被动了，他们一面请求何应钦稍安勿躁，一面请冯玉祥、张治中等人出面做何应钦工作，请阎锡山出面做张、杨的工作，派于右任担任“西北宣慰使”北上拉拢分化西北军，孤立张、杨，但是这几方力量各怀鬼胎，出工不出力，营救过程甚为缓慢。
就在国民党内为营救蒋介石闹得不可开交时，位于汉中的五十一师同样收到何应钦的作战命令；王耀武并非莽夫，他从全局着眼分析西安事变可能的结果及影响，最终认为武力解决风险太大，如能以政治方式解决，即能保证校长安全，还可能促成全面抗战的新形势；相反如果张、杨二人与石俱焚，各地军阀因群龙无首，国家有再次陷入内战的危险。
救驾与否对王耀武来说各有利弊，如果按兵不动，一方面是置领袖安危于不顾，自己能有今天这个成就，蒋介石的提拔与赏识至关重要，即便事后国民党政府不处理，仅黄埔生就够王耀武喝一壶的，更别说道德上的谴责了；另一方面，会得罪何应钦，要知道，王耀武在军校时受何应钦庇护良多，两次东征和北伐都在何应钦的军中效命，就拿眼下的五十一师来说，也多亏了何应钦帮助，否则早被陈诚或胡宗南吃掉了。但如果贸然发兵救驾，可能会陷蒋介石于危险之中，毕竟目前形势还不明朗。
就在王耀武犯难之际，咸阳方面传来一条消息“
兵行险道，互为依靠
”。王耀武疑惑地看着参谋长罗明理，罗道：“
这是五十二军军长万耀煌借张学良所部师长穆忠恒传过来的
”。王耀武得知消息渠道后立即打消了疑虑，吩咐罗明理立即召集团以上干部开会，准备行动。
这则消息背后隐藏了什么秘密呢？为何能让王耀武像吃了定心丸一样？这要先从穆忠恒说起了，此人原是王耀武的旧部，“四一二事件”中，穆忠恒不幸上了“黑名单”，王耀武念及同僚一场私下将其放走，穆忠恒因此对王耀武感激不尽，发誓一定要报恩。穆忠恒老爹是东北军于学忠的启蒙老师，通过这层关系在奉军中谋了个差事，后来因处事得当、为官清正得到张学良赏识一路高升到少将师长，是东北军中第三梯队难得的人才。
五十一师因部队扩编在汉中、西安等地募兵时，意外与失联近十年的穆忠恒取得了联系，穆忠恒仍不忘王耀武当年的救命之恩，得知五十一旅就驻在汉中时，便主动提出建立信息渠道，方便共享信息；王耀武得知当年的下属如今与自己平级甚为高兴，当即让参谋长备了一份重礼送给穆忠恒，希望两部通互通有无，加强合作。
西安事变发生时王耀武为了第一时间掌握西安的情况，立即启用这条线，奈何西安已被杨虎城部严密封锁，消息根本出不来。当时中央军二十五军驻扎咸阳附近，属于蒋鼎文统辖，事变发生后张学良特意召见二十五军军长万耀煌，希望他将二十五军撤走；万耀煌是国民党内的老资格，参加过辛亥革命，深受国民党高层敬重，他反对张、杨的兵谏行为，不同意撤走二十五军。
当时西安城附近有三股势力，除了中央军二十五军外，还有张学良部一个旅和杨虎城部，其中以第三者实力最强；被困城内的国民党高官和张学良担心杨虎城因国民党的进攻采取激进措施，因此便希望中央军暂时撤走，让张学良所部于学忠带东北军入城，这样张、杨实力平衡，杨虎城也有所顾忌，蒋介石姓性命就多了一层保障，然而万耀煌却以无中央命令不能擅自撤走驻军为由拒绝了张学良。
第二日张学良命令何柱国、王以哲再次来劝，三人原本是好友，万耀煌却没给他们好脸色，劝说无用三人竟吵了起来；这时万耀煌的妻子周长邻趁众人不备跑了出去；周长邻本也在被监视之列，但她充分发挥了女人的天性，当着张学良的面撒泼，张学良无奈道：“东北军不搞株连”，有张学良这句话周长邻活动起来就方便。
周长邻秘会蒋鼎文和陈诚，蒋鼎文立即吩咐周长邻两件事，第一，请陈调元、蒋百里等人出面，邀请鲍文樾出山，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第二，设法向二十五军传递消息，撤离咸阳；周长邻按蒋鼎文所说先把消息传给蒋百里，然后又让亲信将到二十五军办事处，请万耀煌老卫士黄青山来招待所见她。第二天黄青山闻讯而来，周长邻让他设法出城，通知二十五军卢副军长，马上将二十五军撤走，同时与陕南王耀武部取得联系。
五十一师当时距离西安最近，作战能力在国军中属于前茅，有二十五军加五十一师虎视长安，再加上于学忠部牵制杨虎城部，蒋介石安全又多了一层保障。穆忠恒部进驻西安后，与王耀武参谋长取得联系，并传口信“
兵行险道，互有依靠
”。有穆忠恒的口信后，王耀武立即召集亲信开会，参会者对这八个字众说纷纭，最后王耀武让张灵甫发表意见，后者指着地图道：“
就走子午谷
”。
王耀武看着张灵甫点点头，果然不愧是委座看中的人，一语中的，王耀武立即下令各团拔营向子午谷开进；众人走后，旅长李天霞返回指挥部，问王耀武：“师座，仅凭张灵甫一句话，我们就学魏延？”王耀武笑道：“穆忠恒是识大局的人，我得到消息，事发前张学良下令解决驻咸阳的关麟征部，穆忠恒怕事情闹大，只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并未为难这些中央军。”
李天霞道：“可是这和走子午谷有什么关系？”王耀武拍了拍李天霞道：“这点你不如张灵甫看得透彻，走子午谷不仅军事上主动，政治上也显眼。”所谓军事上主动是指眼下形势兵一定要出，做出营救领袖的态势，但出兵的路线非常关键，既不能急也不能缓，太急可能会逼张、杨二人动武，那就不是救人而是害人了；太缓，事后不好向领袖交代，甚至背上违抗军令的罪名。因此走子午谷最好，首先摆出一副急于救驾的架势，给其他各方势力看看，同时也便于观察形势发展，子午谷崎岖难行，便于控制进军速度，留出时间坐观待变。李天霞似懂非懂地道：“又让张灵甫出风头了。”
其实还有一点王耀武没说，二十五军撤出是权宜之计，如果秋后算账就算有一千张嘴也说不清，因此才急于让五十一师靠过来，这便是“互有依靠”。但在王耀武看来，现在有二十五军垫背，此次救驾已经没有任何风险，即便将来张、杨二人与石俱焚，主要责任也在二十五军，而自己进退有据，谁都不得罪。
王耀武虽身为师长，但在西安事变的处理上，他还不够资格参与高层角逐，何应钦虽有令向西安进军，但在主和派和冯玉祥的干预下，也不敢做得太过分，飞机只在渭南、富平、三原等地扔了几颗炸弹，中央军的先头部队也只是进抵华县，与杨虎城部发生了小规模摩擦，便原地待命了。总体来说相对于何应钦前期的强硬，实际的军事行动用雷声大雨点小形容最为恰当。
作为本次事件的主角蒋介石，也未完全听信宋美龄的浅薄之见，事变之前他也希望南京方面能给张、杨二人一点颜色看看，但又担心殃及池鱼，所以当宋美龄和孔祥熙来西安调停时，他并未明确下令何应钦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到了事变的第七天，张、杨二人仍无释放蒋介石的打算，蒋介石对宋子文道：“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他请宋子文转告何应钦要大胆进兵，如五日之内围攻长安，生命安全自可无事。
由此可见解决西安事变，采取军事行动从南京政府角度来看是合理的，倘若没有军事行动，任何政治调解也就没有意义可言。站在王耀武的角度来讲，领袖被扣押，这是谋逆大罪，俗话说，君辱臣死，作为国民党高级将领，如果在此事上不采取军事行动，不管结局如何都是无法向国民党交代；但国民党又非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党，人治观念仍然占有主导地位，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很多时候考虑的还是站队问题，不管政治家还是军事家，这一步走错基本就没有翻身之日了，因此王耀武在解决西安问题上的表现可以算是一位成熟政治家和军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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