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共和国首次大授衔仪式上，798位为新中国成立立下汗马功劳的将军被授予开国少将。时光荏苒，一晃眼，67年过去了。
67年前可以改变许多人和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在革命年代抛头颅、洒热血的将军们先后离开了人世。就在一个多月前，又一位开国少将去世，邹衍将军因病于4月1日晚在沈阳逝世，享年107岁，鲜花敬英烈。
邹衍将军的与世长辞，意味着在798位开国少将中，只有103岁的杨永松将军仍在世。对于一位年过百岁的老人来说，他已经忘记了许多事情，忘记了许多人，但那段刻骨铭心的革命岁月，始终印刻在他的脑海中，令他终生难忘。
杨永松
1919年7月，杨永松出生于广东梅州大埔县百侯镇侯南村的一个贫苦百姓家庭。这一年，中国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华民族开始觉醒。生在这一年，似乎预示着杨永松未来将担负解救劳苦大众的伟大使命。
杨永松家里十分困难，父母都以务农为生，但杨家人生活的侯南村，学风浓郁，崇尚读书，因为在明清年间出过多位进士，有着“进士村” 美誉。
尽管如此，杨永松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在他5岁那年，父亲就积劳成疾，离开了人世。家里失去了顶梁柱，一家人的生活更加困顿，年幼的杨永松吃尽了苦头，在私塾里读了四年，就无奈辍学，回家帮助母亲操持生计。
杨永松能走上革命道路，受二哥杨鹤松的影响极大。父亲去世后，杨鹤松为了生计到新加坡打工，在打工期间接触到共产主义，并加入共产党，成为杨家投身革命的第一人。
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为了声援南昌起义，杨鹤松回到家乡，组织开展革命运动。年仅8岁、还在私塾学习的杨永松在二哥影响下，参加了村里的童子团，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8年3月，一件改变杨永松的大事发生了。二哥杨鹤松揭竿而起，组织领导了震惊广州的“百侯暴动”，虽然不久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镇压，但作为后勤的一份子，年幼的杨永松得到锻炼，更坚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
暴动失败后，年仅9岁的杨永松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抓捕，只好背井离乡，逃出百侯，到大东乡的大户人家放牛。在此期间，和二哥失去联系的杨永松，并未放弃参加革命的想法。他曾亲眼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是如何血腥镇压、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的，那团怒火越烧越旺，令他睡卧难安，只想着早日投入到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去。
1930年过年，杨永松终于见到了自己的二哥。来不及叙旧，杨永松就向二哥提出，他想去闽西投奔革命。杨鹤松看弟弟如此坚决，于是安排他跟随中共平和县委书记陈采芹一起，出发闽西。来到闽西后，杨永松加入共青团，并很快被组织委以重任。
1930年，杨永松当选闽西儿童团团总部组织部部长，接受张爱萍将军的直接领导。这一年，杨永松还不过是个11岁的孩子。
1934年，中央红军进入第五次反“围剿”关键阶段，担任红一军团3师3团文书的杨永松，奉命向福建永安地区进发。但由于山高路远，还要躲避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杨永松染上了怪病，每天下午都会发高烧，行动艰难。
在团长的安排下，杨永松离开大部队，准备到瑞金的红军总医院治病。可当他赶到瑞金时，发现红军总医院已经撤离，只有十几个伤病员还留在原地。
这么多伤病员，如果被敌人发现后果不堪设想。这时，杨永松又想起他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活着干，死了算”，他强打起精神，对战士们说：“你们能走的，就跟我去找大部队，不能走的，就留在老乡家养病！”结果这十几个战士，没有一人留在老乡家，都跟着杨永松走了。
五天之后，杨永松终于赶上了红一军团的大部队，直到这时他才知道，红军被迫进行转移，走上了长征之路。此时杨永松才15岁大，大病未愈，师长不忍看他年纪轻轻丢了性命，于是告诉他，让他回家。
杨永松一听，怎么也不愿回去，可他一个小战士，说话哪有什么分量，急得直跺脚，差点哭出声来。就在这时，师政治部主任谭政出来说话了：“他哪还有家？兄弟们都参加革命了，现在让他回去就等于送死！”
就这样，在谭政将军的斡旋下，15岁的“红小鬼”杨永松跟随红军大部队，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杨永松所在的三团，走在红一团部的前面，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进军黔滇，来到川康之地的茫茫雪山前。几个月的艰苦战斗，红三团损兵折将，只剩下800多名官兵，已不足出发前的三分之一。
红三团爬雪山时，杨永松负责照顾两名重伤员，而他自己，也因为连续多日的急行军，左腿浮肿，行动也十分艰难。再这么走下去，恐怕还没翻过雪山，命就丢在了这里。但他意志坚定，不断给自己鼓劲：就算死，也要死在部队里！
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杨永松准备叫起两名重伤员赶路时，却发现他们真的死在了部队里，全身冻僵，已经停止了呼吸。
杨永松悲痛万分，此时的他真真切切地意识到，干革命就是有牺牲，而且牺牲随时都可能发生。
过草地时，杨永松去除一双没有打补丁的袜子，套上一直舍不得穿的新草鞋，心中暗想：这次过草地九死一生，恐怕再没机会穿了，就让我穿着它们上路吧。
万幸的是，杨永松凭借顽强的信念坚持了下来，走出了草地。当他走到陕甘宁边区的吴旗镇，和红军队伍会师时，他脸上的疲倦一扫而空，他知道，在于阎王爷的斗争中，他赢了。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杨永松作为八路军115师685团政训处技术书记，跟随部队东渡黄河，赶往平型关，准备迎头痛击入侵山西的日军。
9月23日，685团从冉庄经过，走到一处山脚时，与一小股日军迎面相撞，顿时发生了交火。
这股日军人数不多，但装备精良，军事素养也极高，一番战斗下来，685团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反而被敌人的重火力压制得抬不起头来。
危难之际，杨永松站了出来，他对战士们说：“我来，爆破这事我有经验！”说完，他就一手撑着地面，一手拿着爆破筒，匍匐着向日军火力点前进。战士们看他冲了出去，急忙集中火力给他打掩护。
杨永松躲开密集的子弹，终于接近了敌人的火力点。他用尽全身力气，一跃而起，准确地将爆破筒塞入敌人火力点内。只听“轰隆”一声，火力点被炸开了花，敌人的机枪哑火了。巨响过后，战士们一拥而上，将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杨永松的壮举，帮助八路军打赢了抗击日军的第一仗，更是抗战全面爆发以来，中国军队打赢的第一场大胜仗，永留青史。
此后，杨永松继续征战，晋西北、太行山区、山东都留下了他的足迹。他作战勇敢、不畏牺牲，职务也越来越高，抗战后期，他已是绥德抗大总校部秘书科科长，是党和军队里杰出的政工干部。
1945年4月23日，抗战胜利前夕，杨永松以候补代表身份参加了中共“七大”。当时，参加七大的人并不多，候补代表的人更少，只有36人。建国之后，这些人大多担任了一把手，其中就包括杨永松的战友，在朝鲜战场一战扬名的志愿军38军军长梁兴初。
时至今日，103岁老将军杨永松仍清楚地记得参加“七大”的场景，记得自己坐在28排17号，记得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主席台上的发言。那本已经泛黄的七大代表证，仍被老将军用手绢包裹着，整整齐齐。
解放战争时期，杨永松奔赴东北，担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副秘书长一职。在此期间，杨永松用平生所学，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机械化和正规化进程做出杰出贡献。
1949年10月1日，杨永松带领战车师参加开国大典，当坦克部队整整齐齐、浩浩荡荡地开过天安门广场时，他的豪迈之情油然而生，从1930年加入红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奋斗19载，历经苦难，人民军队终于迎来了完全胜利！
1955年大授衔，杨永松和其他797名历经战火洗礼的将军们一起，被授予少将军衔。从周总理手中接过勋章的那一刻，他激动得无法自拔，却更加怀念那些在战火中牺牲的战友。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那些牺牲的战友们，没能看到全国解放的那一刻，他们的鲜血撒在革命征途上，才换来如今的幸福和和平！”
建国后，杨永松将军继续奋斗在一线岗位，先后担任华北军区装甲兵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工程兵政委等职。1981年，老将军以副兵团级离休。
到今年，杨永松将军已是103岁高龄，当年一起和他参加授衔仪式的开国少将们，也已先后逝世，只有他一人健在。
将军虽然年事已高，但仍精神矍铄、思维敏捷，一如既往地关心着国防建设。他告诉记者：“我是一个孤儿，是党给了我一切，我这辈子都会听党话、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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