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衔是15-16世纪西欧国家为鼓励民众参军，彰显军人社会地位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衔称。
这一制度在17-18世纪风靡全球，也影响了中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将军衔制和中国的国情结合，创造出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式军衔体系。
长征、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中立功的将领，依据军人的职务、军事素养和业务素养、资历贡献，都分别在1955年-1965年被授予军衔。
譬如林彪，由于指挥得力，他在平型关战役中大挫日军，让八路军打了出师以来的首次大胜仗，所以他成为了十大元帅之一；
又如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的作战，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因此他也是当之无愧的十大元帅之一。
还有大将、上将、中将……很多人都是军功卓越，才得此殊荣。
只不过，在数以千计的开国将军中，有一位将领却并不是因为军功而得以授衔，他一生只打了一次仗，以失败告终，但还是位居中将，他就是贺诚。
可是，他究竟为何能够接下这份荣膺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他的拳拳之忠，还有他的职业加成——军医，以及在战争中救死扶伤的付出。
1901年出生于四川省射洪县的贺诚，在一个农民与中医骨科世家结合的成长环境中长大。
他自幼就爱读书，脑子好用，是棵好苗子。
他的原生家庭不算贫穷，也不是很富裕，但供他读书是没有问题的。
一路顺遂的升学，受家人的影响，他考取了北京医科大学，走上了学医的路。
他的父亲名叫贺隆旦，在乡里名号响亮，不是因为权势，仅仅是因为行事作风以及性格，受到百姓们的敬爱。
贺隆旦骨子里嫉恶如仇，见不惯地主、乡绅打压贫苦的民众，总是会在他们鱼肉百姓时从中阻挠，凡事都和地主们对着干。
地主积着怨气，以贺隆旦服丧期间续弦为由，与族长勾结，将贺隆旦打了一顿。
自此，贺家与地主们结了梁子，贺隆旦希望儿子贺诚能够出人头地，不要再吃这样的“哑巴亏”和苦头了。
他倾尽家产，送贺诚上大学，想让贺诚走上仕途，回乡报一箭之仇。
但贺诚心知肚明，富人骑在穷人头上的现象，总要有人站出来才能够改变，这不是当官不当官的问题。
在父亲叫苦不迭，乡里百姓改变不了被奴役、剥削的现状时，贺诚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那就是弃文学医。
只身一人去往北京，贺诚入了学校，却没有接受到满意的教育。
他想学技能，可老师却夸夸其谈，他想跳脱理论掌握技巧，可老师满口术语。
校内天南地北的学子云集，不乏有志青年，贺诚在其中结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
他们一起抵制校长汤尔和的封建，先是要求印发讲义，被拒绝后又发起了罢课活动。
军阀混战，列强入侵，国家内忧外患，罢课在当时引起了热烈反响。
起初是一所学校发起了罢课，后来延伸到了全北平，工人也不再埋头苦干，开始反抗，星星之火果然可以燎原。
在这场战斗中，贺诚的名气越发响亮，他在不同的党派之争中，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党组织——中国共产党。
1925年时，贺诚成为了共产党员。
1926年，贺诚即将毕业时，由于此前是罢课的“出头鸟”，他被校方单独的拎了出来，表示不给他发放毕业证。
没有任何办法的贺诚将此情况报告给党组织，换来了一封推荐信，他自此也就从学生彻底转变为了军医，成了北伐军的实习医生。
国共合作在1924年-1926年取得了不错的成果，军队对吴佩孚、张作霖起到了威慑作用。
可惜好景不长，1927年蒋介石就倒打一耙，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武装政变，紧接着汪精卫也背叛革命，大革命走向了失败。
贺诚脱离了国民革命军，不知何去何从。
全国各地都是抓捕共产党的布告，党组织的行踪变得飘忽不定，贺诚一时间无法和内部取得联系。
在断联期间，贺诚滞留在武汉，当起了一名普通医生。
尔后又在9月末，秘密加入了蒋介石麾下的第二方面军，后调任为第四军军医处任职，想要从中打探到党的相关信息。
这段时间，他严守自己的身份，上级张发奎几次明里暗里地怂恿军队内部的共产党脱离原有的党组织，投向国民党的怀抱。
但是贺诚一句话都没有放进心里，等待着回归时机的到来。
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于1927年12月11日爆发，中国共产党想尝试在城市里建立苏维埃政权，可惜敌我力量悬殊，起义还是走向了幻灭。
贺诚在起义拉开帷幕的当天，带领着10名军医，在战场上抢救伤员，给予红军最大支持。
作为第四军中唯一一支支援队伍，贺诚顶住了国民党军的压力，毅然的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还提供了稀缺的医疗物资增援，可谓是功不可没。
起义结束后，贺诚重回党组织，转到上海党中央保卫部门工作，并在当地开了一所医院——达生医院。
但这所医院存在的时间不长，因为叛徒告密而宣布倒闭，贺诚与妻子为了人身安全，在党组织的委派下，前往中央苏区继续开展工作。
在苏区，贺诚照例从事医务工作，负责医治伤员。
只不过有一次，他被迫参与了指挥战斗，这是他人生中唯一一次打仗，还战败了。
当时红军应对蒋介石的围剿，朝着兴国方向行进，准备攻打赖村。
项英与贺诚双方沟通存在偏差，致使从没上过前线的贺诚，带着一个警卫团和一个炮兵团去打了一仗。
这个在手术室救人的医生哪会伤人呢，再加上指挥经验欠缺，弹药不一会就空了，红军败下阵来，项英和贺诚两人也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批评。
但是，这一段小插曲并没有影响贺诚发光发热。
他适合拿手术刀，适合医疗，那就让他开办“军医”学校，教授知识给战士，以备不时之需。
第一所军医学校成立后，有了贺诚的引导，军队里懂医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大字不识几个的新兵蛋子，入了军医学校，学成归来后，也成为了护理的一把手。
蒋介石围剿的力度不断增大，贺诚又结合红军的形势，创办了卫生材料厂。
厂内生产出了大量医用棉花、绷带、酒精和一般外科器械、西药、中药，特别是创造性地改良了剂型的中药，救了很多战士的命。
要知道，围剿中，食物、医疗器具被国民党军队严格控制，买不到只能等死，但是贺诚将绝望转化成了希望，救红军于危难之中。
1934年，贺诚随部队长征。
当时的贺诚已经是卫生部部长，而总卫生部属于“中央纵队”，代号为“瑞金”，大家就习惯性的叫贺诚为“瑞金司令”。
他在长征中加强了基层医治预防伤病的力量，精干了总卫生部机关；
每天定时定点的去检查部队战士们的卫生工作，让卫生制度执行的很好，减少了患病率。
不仅如此，他还不辞辛劳地按时给伤员洗伤换药，找饭吃找住房。
并嘱咐队里的医生和护士走的快一点，比大部队提前到达宿营地，找到干净的水源，烧好开水来等着大家。
病人怎样能恢复的更好，战士们怎样身体才能更健康，他就反复强调细节，督促大家用热水洗脚，晚上把脚垫高来睡。
从一开始的谁也不听，到后来大家的心悦诚服，贺诚用一个过程，来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没有拿着刺刀和枪杆子上战场，而是拿着手术刀在后方，默默奉献。
除了长征期间大大小小的战役，他还在解放战争中，充当着“活华佗”的角色。
1955年，有功之臣都被授予军衔，贺诚没有，他没有任何的怨言。
1958年，他被中央军委补授中将军衔。
就像聂荣臻元帅说的一样：“贺诚为红军医疗卫生事业奉献了一生，他是杰出的共产党员，值得我们学习。”为战争、为革命服务的军医贺诚，虽然只打了一次仗还失败了，但他救了不知多少战士，这个军衔，他确实担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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