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学教授的中年觉醒“痛”与“悟”
张文娟 | 文
印度金德尔全球法学院教授、副院长
印度金德尔全球大学印中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最近读到一本好书，是由雅理、光尘和中信出版社联合出版的亚瑟•布鲁克斯的《中年觉醒：重塑生命与生活的力量》。朋友看到我发圈推荐此书，就又送了我一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出版的《中年之路：人格的第二次转型》。我认真读了两本书后，惊喜地发现，它们是相互补充的。虽然它们都关注人为什么要转型以及如何转型，但两者的分析视角有不同侧重。亚瑟•布鲁克斯是哈佛商学院和哈佛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更多是从管理学视角来启发我们如何对生命和生活进行更好的自我管理，而詹姆斯•霍利斯是著名的荣格派心理学家，则更侧重从“重要他人”和“过去经历”角度分析我们“临时人格”的由来以及如何过渡到符合自性的成年人格。因此，我推荐大家将两本书结合看，视角会更完整，也会催生出更大的自我觉醒力量。
哈佛大学教授亚瑟•布鲁克斯
中年觉醒跟年龄有关，但也没有那么相关。所谓的中年觉醒，其实主要是成长或转型中所体验到的“意义危机”以及寻找“自性”的能力。这种意义危机，可能像《中年觉醒》中所描述的，事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流体智力开始下降，遇到发展瓶颈而开始怀疑自己；也或者是物质目标大都实现后，依然感觉不到生活或生命的意义；还可能像《中年之路》中所描述的那样，我们第一成年期的“临时人格”已经开始与“自性”发生激烈冲突，让我们遭遇身份意义上的危机。
中年觉醒或转型觉醒，都是从自我觉察开始的。读完《中年觉醒》和《中年之路》后，再回望自己的人生经历，我感觉每个成年人都应该更早读读这两本书。早读这两本书，早发现自性，早活回自己，生命也更早进入滋养的状态。结合自身经历，我将分享一下自己对《中年觉醒》的理解，以期与大家有更多交流。
我的自我觉察，起始于第一份职业——公益律师，深化于第二份职业——印度教职。当我硕士毕业时，中国刚加入世贸组织没多久，正积极融入全球化，是一个机遇很多且大家对赚钱很乐观也很投入的时代，但是民间组织和公益法律服务对很多人来说却是相对陌生的概念。在180名同学中，我可能是唯一一名选择到草根民间组织就业的。我当时也参加了公务员的选拔，但在签三方协议时放弃了，家人和同学都不是很理解。促使我做这样决定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知道自己的弱项：钻研业务还算可以，但处理复杂职场关系极为不擅长。虽然也纠结于放弃公务员机会的代价，但最终还是下决心加入了一家公益法律机构，从而可以相对单纯地践行“为了正义”的法律人理想。现在回想起来，这次职业选择的纠结，也算是一次自我觉察。这种纠结是在世俗标准的好职业和自己内心认为不适合的职业之间的碰撞。通过这次觉察，我没有追随主流模式去选择自己的职业，而是知道自己的“能”与“不能”，从而能够下决心选择一个更适合自己的，而不是选择一个更符合主流评价标准的工作。
阅读《中年之路》后才明白，虽然当时自己已研究生毕业，但仍然处于“临时人格”状态，也即我眼中的“我”，实际上是原生家庭的投射。我意识到自己缺乏复杂关系处理能力，是因为我的父母不具备这种能力，他们处理家庭关系简单而粗暴，每次都是话不投机半句多，掀桌子、摔盘摔碗、肢体冲突……都是家常便饭。所以，他们关系处理不好，就让我意识到自己缺乏复杂关系处理能力。略感欣慰的是，原生家庭有一点算是让我受益的，那就是他们对我的成长干预不多（大概是忙于生计和干架，没时间管我），这让我有机会锻炼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也使我较早具备了自我觉察意识。
《中年之路》用荣格心理学的方法告诉我们，人其实有两个“中年”，第一个“中年”是12—40岁左右，这是一个“临时人格”阶段，此时的人格不过是对原生家庭和过去成长环境的反应，这时的人格在处理“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主要忙于建构和维护人格面具。这些人格面具是一些随机应变的角色，如我们在父母面前、老板面前和配偶面前有不同的面孔。大多数人在40岁左右，开始面临心理冲突，也即有了丰富阅历后会有一种活出自己的冲动，但仍被原生成长环境所定义的“临时人格”所束缚，于是产生了“自我”与“自性”的冲突。面临这些冲突，一些有悟性的人开始自我觉察和自我觉醒，从而生成了符合“自性”的成年人格。觉醒的时间有早有晚，有的成年不久就完成了，有的等到五六十才开始。但也有一些人，终其一生都活在“临时人格”中。也就是说，这个人一直活在“重要他人”和“过去经历”设定的剧本中，一生都没有找到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是比较可悲的。
幸运的是，我的人格转型起始于我的就业选择冲突，后遵从内心，此后的十年公益律师之路和包容性的婚姻，帮我相对丝滑地完成了这种人格转型。公益律师的十年，是与一批很纯粹的人一起做一些很有意义的事儿。这期间，既是中国专业公益律师和公益组织起步发展的十年，也是中国法治改革趋向开放和国际化的十年。虽然挑战很多，但成就感很大，因为很多方面都近乎是从零开始。这让我真实感受到了自己作为微不足道的个体，在社会问题解决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从而更加乐观和自信。非常重要的是，我所在的机构很纯粹，人际关系简单，每天只为正能量的事情而努力，我个性中有价值的部分被呵护或激活，也不需要委屈去做那些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实际上，做公益律师比做商业律师面临的环境更复杂、更具挑战性，也因此对复杂关系沟通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求更高。在我没有能力去处理复杂关系时，我是被呵护的，但我也伴随着个人成长和组织发展，逐步发展出了相称的能力，能够与不同性格和优缺点的人在某一点上寻求共识与合作，以完成一件对他人、对社会有意义的事儿。所以，回望自己这十年，我有幸遇到了一位重要的人生导师——致诚公益的创始人，在他的指导和帮助下，我发展出了本以为自己不擅长的处理复杂关系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让我受益终生。另外，我的婚姻生活也大大缓解了原生家庭对我的人格投射。伴侣对我负面情绪的包容，让我在被爱和宽容的环境中接纳和修正“临时人格”中有问题的部分。毕业后的第一个十年，我是何其幸运，得到了职场和家庭的双重赋能与情绪价值支持，让我缓慢离开了原生家庭所定义的“临时人格”，逐步生成了符合“自性”发展的成年人格。
2008年10月张文娟律师到广西参加《儿童发展纲要》实施督导时与民族女童班的师生合影
虽然看上去公益律师是一种情怀职业，实际上也免不了像布鲁克斯在《中年觉醒》中所描述的那样，成功需要代价，而且成功容易上瘾。布鲁克斯分析道，那些追求成功的人士，大多都存在不健康的“奋发向上”，他们往往以牺牲与配偶、孩子和朋友的深层次关系为代价。这些人士容易“成功上瘾”，或陷入“高成就陷阱”。虽然公益人的成功，不是通过挣钱多少来衡量的，但公益人也有一种执念，总认为，自己更加努力，就可以改变更多人的命运，进而陷入个人英雄主义窠臼中。在做公益律师四五年后，我进入了事业发展的高峰期，有更多机会参与到高层次的立法政策讨论，媒体上接受采访的机会也越来越多，还被邀请外出开展培训、督导以及参加一些高规格的国际会议等。我在职业或事业上投入越来越多，不断给身体施压，也牺牲了那些本该陪孩子、家人及重要亲友的时间，但还是会感到自我提升不如期待。这样的状态又坚持了三四年，从事公益法律服务快十年了，我却越来越感到意义感不足，生命的滋养也在下降。大部分时间都投入到了熟悉事务的重复上，而我所期待的深度思考，却既缺乏时间也缺乏能力去满足。与此同时，自己越来越无法消化当事人的不幸对自己的心理影响，也让我担心和焦虑。
于是，2013年，也是在我专职从事公益律师的第十年，我摁下了暂停键，决定去美国读书一年。这一年的读书，疲于应付不同的阅读材料和考试，其实，也来不及反思和沉淀。但读书一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得到了一份印度大学的教职。在印度从教的这段人生经历，让我有了第二次深度自我觉察的机会，也帮我相对成功地跳转到布鲁克斯描述的第二条人生曲线上。不得不说，布鲁克斯对这一问题的分析非常精彩。在具体分享我的经历之前，我们先一起探讨布鲁克斯对成功上瘾者的深度分析，以及从第一人生曲线跨入第二人生曲线所需要的“能”与“不能”。
布鲁克斯认为，几乎所有人在特定生命阶段，都会面临职业技能下降的挑战，但那些成功人士往往认为自己与众不同。为了让自己取得成功人士的人设目标，他们就以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的更大牺牲来赌不可逆转的下行。所以，多项心理学的研究都表明，与淡泊名利者相比，职业生涯中致力于追求权力和成功的人，更容易不幸福，老年时的心理状况也更差。
布鲁克斯通过大量调研发现，成功上瘾者，都很难接受“职业必然下行”的论断，总认为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或付出不够多，也或者不认为存在第二条曲线。布鲁克斯在与华尔街一位原来很成功但正在职业下行的金融高管聊天时，对方说了自己面临的问题，婚姻关系破裂，亲子关系淡漠、轻度酗酒、睡眠不足等，布鲁克斯问她知道问题所在为什么不去努力解决问题，她面无表情地说：“也许我更需要的是成为人上人，而不是幸福。”之所以会成功上瘾，是因为他们会通过物化出一个“优秀的我”做合理化暗示。华尔街的金融高管在与布鲁克斯的沟通中进一步解释道，陪家人、与朋友度假等，任何人都能做到，但成就一番大事业，不是谁都能做到。
但问题是，普通人都能做到的事，她做不到，那她打造的“人上人”，是一个完整的人吗？这不就是用一两个令人羡慕的标签来“物化”出一个“优秀的我”吗？这种自我物化，就是用第三人视角看待自己，而不考虑自己的人性；或者说，爱上的不是自己，而是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她可以如此自豪地“物化”自己，那她肯定也会毫不手软地“物化”同事，还会物化配偶和物化子女，所以，亲密关系也必将是一团糟。缺乏亲密关系和丰盈内心滋养的那个“优秀的我”，在面临挫败时，就容易陷入“失眠”和“酒精依赖”的物化自救模式，不断恶性循环。
布鲁克斯认为，所有上瘾者的共同特点是，他们与不值当的东西建立了不健康的关系，包括酗酒、赌博、他人赞誉及工作。更为可怕的是，成功上瘾跟酒精上瘾一样，最终不是因为工作的成功会给自己带来奖赏，而是因为害怕别人超过自己，从而让这种“上瘾”产生毒性依赖。
但人到中年必然会走下坡路吗？布鲁克斯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他引用卡特尔关于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的研究成果，构建了中年转型的路径，也即从依赖流体智力发展自己的第一曲线跳到依赖晶体智力发展自己的第二条曲线。简单而言，第一条曲线依赖先天智力获得的资质，这有助于创新；而第二条曲线则依赖岁月磨砺与沉淀后的智慧，更善于指导。用布鲁克斯的原话：“半世繁华半世僧，人生下半场，要用智慧度人。与他人分享你认为最重视的事物。度人如度己，用智慧度人会让自己变得美好，这是岁月给你的奖赏。”
从第一条曲线跳上第二条曲线并非易事。如何跳出这种“自我物化”的恶性循环？布鲁克斯除了与西方智慧对话外，还与东方智慧中的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进行了对话，从而找到破解的理念和路径。
布鲁克斯对中华文明中的“舍得”有了更深的理解，尤其喜欢老子的智慧。让他惊奇的是，与西方智慧认为艺术是从无到有的过程不同，中华智慧认为，一件艺术品的产生，不是从无到有，而是去掉了不必要的部分，比如一块玉雕，玉石一直在那里，但成为艺术品，是因为舍弃了不必要的部分。这给他很大启发，他认为，人生也是如此，要把时间用在自己内心认为最重要的东西上，生命才能活成有价值的艺术。所以，我们要学会寻找自己的内在而不是外在目标；要学会做减法，制定反向遗愿清单，把时间花在那些令人难忘的、难能可贵的事情上。如何去寻找内在目标？哈佛医学院从1938年就开始了一项研究，招募一群哈佛学生，跟踪观察他们的一生，并根据他们晚年的幸福及健康程度，重点研究两个极端：最幸福的一群人和忧郁病的一群人。研究结论发现：“良好的人际关系是决定晚年幸福的最重要因素。”正如项目主持者乔治•维兰特所言：“幸福就是要去爱，别无他法。”
关于如何去爱和被爱，布鲁克斯认为，要重视配偶和友谊。一个人需要将婚姻关系中的浪漫之爱发展为友谊之爱，也既将配偶发展成为“密友”。同时，一个人在社交上，还要重视平衡实用型友谊和深层次友谊。人在社会中生存发展，工具型或实用型友谊是回避不了的，但是，如果把精力全部用在浅层次社交上，人也会出问题。深层次社交，是指那种无功利或功利性很低的社交，这是一种高信任的、可以开展深层次情感和精神交流的一种友谊，这种朋友是“挚友”。但很多成功上瘾人士会说，爱情、育儿和友谊非常浪费时间。布鲁克斯驳斥认为，这是排序不对，为什么你不认为工作是在浪费爱情、育儿和友谊的时间呢？从中国社会的发展，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成功上瘾人士带来了一种“卷”文化，他们以牺牲亲密关系、亲子关系和深层次设计来提升工作强度和效率，让原本完整的人变得日趋物化为一两个优秀指标化的人。在这种文化下，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亲密关系都不值一提，人的内心需求与时间排序完全扭曲错位，变成一种常态的社会文化。布鲁克斯认为，越在这种情景下，人越需要密友和一两个挚友，这样生命遇到困境和挫败而能量低时，会被及时赋能，从而能得以顺利续航，否则出精神病或自杀的中年人会越来越多。
布鲁克斯也是个印度迷，他专门去南印度拜访，请教和感受印度的“四行期”理论，理解印度人精神成长的脉络。印度的“四行期”理论可简单理解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梵行期或学生期，告别父母从师学习吠陀和各种礼仪；第二个是家住期，成家立业生子，履行世俗事务；第三个是林栖期，大约在孩子成年后，归隐山林，过沉思生活，专注于灵性和深层次智慧；第四个是遁世期，一个彻底超凡脱俗求解脱的时期。布鲁克斯认为，林栖期就是人从流体智力往晶体智力转型的重要时期。而沉思的本质，是帮我们从妙用流体智力跳转到妙用晶体智力曲线上，用爱和智慧度己度人。任何荣耀都将过去，林栖期是涵养精神的最佳时期，从关心世俗事务转向关照内心和灵魂。错过，意味着不能及时跳转到第二人生曲线，也会严重影响晚年的幸福。
再回顾我的个人经历，我发现印度教职转型，的确帮助实现了从第一人生曲线往第二人生曲线上转型。首先，我从公益法律实务转向法学教育，满足了自己内心对实务现象进行更深层次归纳总结的愿望，让自己过往的知识和经验有机会沉淀成智慧；其次，法学院老师不需要坐班，相对自由灵活，有助于我沉淀思考，同时也让我有更多时间照顾家人和孩子，从而有机会感受爱和关系的重要性。再次，进入到一个思维逻辑非常不同的异国文化环境，我被时时提示，要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什么，认知的颠覆性有利于我的创新性思考，具体感悟，大家可以参考我的《雾与悟：亲历印度》一书；最后，印度是一个有着发达内求文化与实践的国度，它们非常注重冥想、静修，空气中弥漫着精神的味道，时时提示我避免过去自我定义中的物化倾向。从实务往学术的转型，丰富的跨文化冲击，以及在精神大国的浸染，让我对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人与其他生灵的关系有了更多关注和思考。更为重要的是，我开始欣赏自己的独一无二，开始感知并了解什么样的生命状态才是被滋养的状态，开始认识到爱与关系对生命滋养的重要性。
但正如霍利斯所提到的那样，家庭和社会环境为我们提供了根基感和社群感，同时也定义了我们的自我意识，所以，我们在自我觉察时，也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对比印度的同伴，我感觉中国人的转型觉醒面临着更大挑战，因为中国的改革之路比印度更有冲击力。改革开放后，我们用了二三十年的时间完成了欧洲社会一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型。正如李培林、邴正等学者所总结的，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转型，至少包括以下六个层面的转型叠加：（1）从产品经济、计划经济体制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社会转型；（2）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3）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的转型；（4）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5）从同质的单一性社会向异质的多样性社会的转型；（6）从伦理型社会向法理型社会的转型。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这代人，对多种转型叠加的时代变迁，感受尤为深刻。对个体而言，这既是机遇，也考验着个体的承受能力。
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全球化改革，大多数人看到了这一时代转型的机遇，也拼命想抓住时代的机遇。于是，带着深深贫困记忆的中国人，在朝气蓬勃的时代洪流中努力提升自己财富、权力、名誉和享受快乐的水平。本以为，物质发展会带动精神发展，人们富了之后，也会更加享福。但现实却并非如此，欲望的潘多拉盒子打开后，人们既物化自己，也物化他人。缺少内心敬畏，社会的道德底线不断被突破。外部的物化刺激，对生命滋养非常有限，人们容易陷入永不停歇的、仓鼠爬滚轮般的成功诱惑，而这是以伤害身心健康、亲密关系和亲子关系为代价的，扭曲异化的夫妻关系和亲子关系伤害了社会运转的基本伦理价值，也培养了新一代扭曲异化的公民。
当我们走得太快的时候，需要慢下来等一等灵魂。疫情三年及伴随的经济下滑，让社会慢了下来，为我们的内观和内求提供了相对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前几天出版界的一个朋友分享说，最近管理类、创业类图书的销售开始断崖式下降，而心理学类的书却在快速增长。人生没有弯路，所有经验教训都是成长的必要内容，关键是怎么用。对社会也如此，疫情和经济下滑，看上去是坏事，但未必不是好事。人们可以在慢节奏的生活中，对物化自己也物化他人的“成就毒文化”予以反思，真正思考“自我”与世界，“自我”与“自性”的关系，从而及时发展出符合“自性”的成年人格，及时跳转到第二人生曲线上。
对于社会和个体而言，这种转型不会容易、自然地实现，需要理念和路径的支撑，也需要方法的指导。《中年觉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反观自己的框架。布鲁克斯从自身中年觉醒的心路历程出发，同时作为社会科学的学者，他将个人感悟与大量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已有智慧成果进行对话，从而可以展开有科学实证基础的论证。而且布鲁克斯有长期的实务工作经历，他在哈佛肯尼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任教，也让其非常关注路径和方法。所以，他的《中年觉醒》不是一种学术探讨，而是提供了很接地气的分析以及具体的转型路径与方法。如果我们将人的自我觉察分为三个阶段：探索阶段、觉悟阶段和行动阶段，这本书对三个阶段都提供了很多具体方法。实用价值，也是其被推荐的一个重要理由。
当然，人的自我觉醒其实又可以分为两个层次：“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自我”与“自性”的关系。《中年觉醒》主要从常规认识误区及伴随的外化行为的识别开始，或者说，更侧重关注“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可以成为转型觉察的入门书籍。但《中年觉醒》对亲子关系和原生家庭探讨不多，或者说，对“自我”和“自性”的关系，探讨不够。观察周围的很多人，我们会发现，只认识到“自我”与世界的关系，还是不够的，这种自我觉察并不能让一个人找到内心的安定。或者说，缺乏了“自我”与“自性”的内在统一性，我们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觉察，往往是临时性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道理很懂但依然痛苦的原因。因此，要想更好地实现转型觉醒，我还推荐大家读一下霍利斯写的《中年之路》。《中年之路》从荣格的人格发展理论出发，将中年觉醒解释为从“临时人格”向真正成年转型的通道，这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童年经历如何定义我们的“临时人格”，及中年觉醒在突破“临时人格”、找到真实自我的重要价值。
所有转型都有阵痛，但积极的转型也意味着重生。没有两片树叶一样，作为人，我们更是独一无二，我们要相信自己有能力活出那个绽放的独一无二的我，尽管我们为此要冲破很多束缚，这可能就是本文所说的转型的“痛”与“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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