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由于受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红三军团的少数领导人坚持在红军尚为弱小的时候就去进攻敌人重兵把守的中心城市，于是，在打不打长沙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三军团领导人不顾客观情况，坚持打长沙，说什么：三军团一个军团也能打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会合打，还怕什么，你们一军团不敢打，就站一边看， 我们三军团单独打。当时长沙，有敌军三十一个团，而我方兵力实际只有十三个团，敌人兵力超过红军一倍多， 且筑有较坚固的防御工事，实际情况不允许红军攻打长沙，中央命令要打，三军团也坚持要打，怎样把部队从“左倾冒险主义影响下，引上正确的轨道?这是摆在毛泽东面前的一个很大困难，为了团结三军团，毛泽东以最大的忍耐进行说服和等待。
毛泽东借三军团攻不下长沙，进退两难之机，因势利导，提出攻城部队暂时撒离攻击位置，向长沙东南郊“散开”，诱敌出来，以便在运动战中歼灭。这样可暂时避免红军与敌人正面硬拼的场面，但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后，经过一系列会议和一次又一次争论， 终于把整个队伍从长沙周围撤出，并从湖南回到江西。为了团结三军团，毛泽东亲自到安源三军团驻地，专门做了一个星期的说服解释工作，使三军团领导人正确估量形势和革命力量，开始从以前的错误思想转变过来。
刚刚做通三军团的工作，中央长江局军事负责人周以粟又带命令来到部队，准备说服毛泽东，把部队开回去打长沙。周以粟刚一到达， 毛泽东热情地把他迎到住所，并与他亲切而又通宵达旦地交换意见，这位本来是坚决拥护立三路线的长江局代表竟放弃了原来的错误意见，眉开眼笑地完全接受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成为一个 积极的拥护者，心悦诚服地称赞毛泽东的高瞻远瞩。
在1931年的罗切会议上，客观形势已不允许去打大中城市，蒋介石又集结兵力进攻我中央根据地。那么在哪里打击来犯之敌又成了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进打还是就地打，抑或是后退打，也就是说是在白区打，还是在红区打，意见纷纭。有些人主张前进到敌占区去打，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反对战略退却，理由是退却丧失土地，退却危害人民。对此，毛泽东在会上，用许多道理反复说明需要退一 步，以取得主动权的道理。
毛泽东说：退却，退到我们根据地内，可以取得根据地人民的援助，可以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可以使敌人分散、疲惫，可以造成敌人的过失，而且及时退却，使自己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以逸待劳转入反攻，有极大的影响。
面对人们中间存在惧怕退却丧失大块根据地的思想状况，毛泽东阐明“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道理，引导大家认识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以一时的丧失，才能换得消灭敌人然后再收复失地。同样，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时地打烂些坛坛罐罐，就要使全体人民长期地打烂坛坛罐罐，惧怕一时的不良影响，就要以长期的不良影响作代价。毛泽东要求到会的干部不忘井冈山的经验，要造成“敌疲我打”的形势，坚决实行战略退却，并说服了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大家同意。在坚持耐心说服的基础上，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提出了“诱放深入”的口号。他用富有说服力和振奋人心的动员报告向广大指战员详细说明我军反“围剿”的有利条件，也反复说明了“诱敌深入"的必要和好处。
经过毛泽东的争取、诱导和反复的思想政治工作，罗坊会议后全军上下统一了思想。这样，就保证了我军能够集中兵力，大步进退，诱敌深入，各个击破，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使我们在反“围剿”战争中稳操胜券。
“毛委员有办法"，这是当时红军中流行的一句话。事实证明，每到关键时刻毛泽东确实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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