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是东方文学的巨人，他的创作对印度文学的发展影响很大。1913年泰戈尔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诗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

1924年四月，泰戈尔应中国学者梁启超、蔡元培等的邀请，率领代表团访问了北京。在北京期间，徐志摩和林徽因一直都陪同泰戈尔考察。徐志摩向泰戈尔介绍了山西的乡村建设之后，泰戈尔很感兴趣，并改变了原计划，准备抽身到太原看看。

山西的主政者阎锡山是个老粗，同时也是个文化人，清末就留学日本，对于泰戈尔他早有耳闻。听说泰戈尔想来太原，阎锡山很快便开始自组织相关单位迎接。

5月21日下午，泰戈尔偕英、美学者和随员四人，由山西外国文言学校卫西琴陪同，坐火车前往太原。

山西督军公署交际课英文秘书潘太初和省城30多个群众团体的代表，都在正太路火车站等候迎接。下午四时许，火车终于到了。满面苍髯的泰戈尔精神奕奕地走出车厢后，整个车站便欢声雷动。到站欢迎的山西省教育会等团体，有的放鞭炮，有的奏音乐，场景十分热烈，整个正太车站挤得水泄不通。

泰戈尔和欢迎者不断地握手，热情地打招呼。

离开车站后，乘马车来到了督军公署花园外国文言学校休息。5月22日，泰戈尔在卫西琴、潘太初陪同前往山西督军公署访晤阎锡山。

在陪同人员的引导下，泰戈尔观赏了督军公署的雕刻、孙中山真迹、斗拱等建筑，漫步过迷宫般的回廊、暗道、楼阁。他打着手势，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我觉得住在这迷宫里的阎锡山更是个谜，让人回味无穷。”当泰戈尔一行进到督署内北厅门口时，阎锡山已经等候在那里了。没等泰戈尔说话，阎锡山便拿一口山西话说：“今天早上喜鹊呱呱叫，我想甚就来甚，就把你泰戈尔先生迎来了。”

宾主落座后居然交谈起了哲学问题。

泰戈尔问阎锡山：“您说中国是‘中道文化’，我们此行经上海、天津、北京，为什么概见不到一点‘中道文化’的痕迹呢？”

阎锡山回答说：“不只上海、天津、北京找不到，就是太原也找不到，你们想要找，去乡村可以找到一点。”

为了证实这个，泰戈尔答应留下一位英国朋友住在太原半年，研究这个问题。据阎锡山说，这个英国人在晋祠住了半年，离开太原时曾对阎锡山说：“在民间的交往上，伦理上与婚丧喜庆上，确实还能看出‘中道文化’来。”

阎锡山盛情邀请泰戈尔共进晚餐。

阎锡山请人吃饭从来不上大鱼大肉，就是“五盔四盘”招待，“五盔四盘”即五个热碗四个冷盘：五热为丸子、豆腐、猪肉烧粉条、豆芽、烧山药；四冷为熟牛肉、蒸藕根、芥根丝、腐干。这次泰戈尔吃的也是“五盔四盘”，外加一个玉米汤。主食有馍、糕和晋北的大米饭。

泰戈尔因为从来没见过，所以吃得很香。

出于对客人的尊重，平时滴酒不沾的阎锡山破例陪泰戈尔喝了点汾酒，在酒席上还说：“我们山西人的理想是：首都迁到武乡；太原成中央；国宴玉米汤；国语五台腔；国歌山西梆……”借着酒兴，阎锡山又把自己政绩夸了一遍：“民国六年，锡山兼绾民政，讨论施政之方，以为村者，人民聚集之所也，为政不达诸村，则政仍粉饰；自治不本于村，则治无根蒂。提倡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等所谓‘六政’，其中将村政建设作为施政重点。”

阎锡山说得正高兴，泰戈尔插话说，这次来山西，想找一块地方进行自己的乡村建设实验。阎锡山当场答应下来，同意把晋祠一带地方划给泰戈尔做实验基地。泰戈尔很高兴，立刻就委托徐志摩具体负责这件事。

5月23日下午3时，泰戈尔应省教育会等团体的邀请，在文瀛湖公园大自省堂（现山西饭店花亭、水池，即原自省堂旧址）召开欢迎大会，参加会议的有各界人士和大、中学生数千人，以至于自省堂门被挤坏、窗户玻璃被挤碎。

泰戈尔在会上怀着诚挚的心情中肯地说：“这次我由印度来到中国，又绕道前来山西，得与诸位在此谈话，我的心中实在欢喜。中国与印度，在世界上都是东方的古国，而中印的文化关系亦发生甚早，所以我到中国来，好像是到了第二故乡。”现场观众反响强烈。

这次与泰戈尔谈论哲学的经历，成为阎锡山终生难忘的事，并说了一辈子，不断说他在泰戈尔面前讲过哲学。

1949年8月27日阎锡山在台湾主持孔子2500年诞辰纪念典礼的讲话中，又提到他和泰戈尔面谈一事。原话是：“二十余年前印度诗人泰戈尔到太原，他问我：东方文化是什么？我说是‘中’。他问我什么是‘中’？我说，有‘种子’的鸡蛋的那‘种子’即是‘中’。此‘种子’为不可思议、不能说明的，宇宙间只有个种子，造化也就是把握的这种‘种子’。假定地球上抽去万物的‘种子’，地球就成了枯朽；人事中失了‘中’，人类就陷于悲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