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捷尔纳克（1890—1960），二十世纪伟大的诗人、小说家。帕斯捷尔纳克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便受到家庭艺术氛围的熏陶，青年时期曾赴德国马堡攻读哲学，后逐渐走上文学的道路。代表作有诗集《生活，我的姐妹》《第二次降生》，小说《日瓦戈医生》等。
1958年，瑞典文学院宣布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因为现代抒情诗的杰出成就以及对俄国古典散文传统的发扬”。作家欣然致电瑞典文学院，表示他“无限感激，感动，自豪，吃惊，惭愧”。但因受到苏联文坛的猛烈攻击，帕斯捷尔纳克被迫拒绝诺贝尔奖。直到1989年，其子叶甫盖尼才代表父亲领取了这一荣誉。
今天，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修订版），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一部“关于诗歌与散文自身的履历”。这部传记的作者是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德米特里·贝科夫，而该书已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曾一举摘得俄罗斯2006年畅销书奖和“大书奖”金奖，且一版再版。在它的中文版初版六年后，译者耗时十个月重新修订。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传记，走进帕斯捷尔纳克的传奇人生。
《帕斯捷尔纳克传（上下）》（修订版）
（俄）德米特里·贝科夫 著 王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九五八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传记是一座难攀的高峰。德米特里·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一经推出，立即成为俄罗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由于这本传记罕见的体裁和容量，文学、文化、历史的空间对话被最大限度地呈现出来，由特别的历史文学人物切入的“镜像篇”形成了传统与现代联结的最佳维度；在历史的认知层面，这部传记把传主的创作史与个人生活史提升至艺术所能表现的最大广度；其为人性辩护的特殊深度为传记著作所罕见之现象。《帕斯捷尔纳克传》被誉为“诗歌与散文自身的履历”。
《帕斯捷尔纳克传》二〇〇六年在俄罗斯获得畅销书奖和“大书奖”（至二〇一八年贝科夫已经三次获得此奖），好评如潮并不断再版，印数迄今已经超过六十万册。中文版二〇一六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首次出版，译者王嘎此次全面修订，几乎重新翻译了此书。全书三部五十章以及尾声“死后的生命”，具有体裁新、人物奇、叙事层面奇妙的完整结构，整部传记以“镜中人”篇章为切入口，使得这部传记成为“创作分析与诗人作为个体分析相得益彰”的“大书”，独到地把握了诗人形象与现实交相辉映的艺术历程。
帕斯捷尔纳克是写过“自传”的，即一九三一年的《安全保护证》和一九三五年的《人与事》。这两部作品与一般意义上的个人传记体裁略有出入：作者在其中讨论的不是“我和自我”的外在历程，而是我和自我对艺术本质的内在认识过程，那是对诗人里尔克、马雅可夫斯基、别雷和勃洛克以及对音乐和夏里亚宾作品的深刻性、对传统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潜移默化的养成的细致描述。它们作为自传性的随笔，具有精神性和形而上学的特点，它们疏离了现代文学中“时代与我”的历史叙事轨迹，而是以自我的生命体验为中心，把诗人认识世界的艺术路径加以描摹，应该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是一种“英雄之思”——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和布宁的《托尔斯泰生命体悟之美》均属此列，只不过体裁上为“他传”而已。一般的诗人自传与写作者意欲呈现给读者真正的自我和想要留给后世的印象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矛盾——即使是卢梭的《忏悔录》也不能幸免。非一般生平罗列，而是细致描摹艺术人格进化的动态过程，这个自传的特点也影响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他传”的写作。
帕斯捷尔纳克与妻子叶·弗拉基米罗夫娜及儿子叶尼亚
一般来说，诗人的传记往往是诗人生活、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合集。历时性的时间大多用以说明创作的历史分期。无论诗人的生活多么跌宕起伏、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创作及其相关的美学问题都是解释的中心。布宁在写《托尔斯泰的解脱》一书时，对“至爱亲朋”超低空于托尔斯泰思想的飞升“的揣测”予以严格的剔除：传记中的生活内容不是单纯记录信息，而是面临创作的解释。在托尔斯泰那里，生活是“屈从然后解脱”；在马雅可夫斯基那里，生活是“失去自我，然后又回复自我”的过程。这无疑提高了诗人传记，尤其是“他传”的写作门槛。布宁宣称：“要真实地写一个人，不仅需要了解这个人，还得同他不相上下，如果不在所有方面，起码也在很多方面。主要在天才和智慧方面。”因此，原生性的资料和考证固然重要，但是，能够与诗人匹配的阐释维度，才是好的诗人传记的重要理念。因此，写什么和怎么写的关系成为传记考量的标准。德米特里·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不仅是以往帕氏传记的集大成者，而且开创了全新的传记体裁——“镜中人”篇章的嵌入扩大了单一传记的文本容量，形成了容纳历史与文化多重对话式的板块，扭转了题材的呆板线性印象。贝科夫在俄罗斯著名的电视台担纲主持人多年，“镜中人”篇章犹如电视画面的切入一样，具有诠释性的融通感，是对文学史的一种重构。传主帕斯捷尔纳克像一根“金线”，穿起了自白银时代至当代文学的全部“珍珠”！
德米特里·贝科夫的《帕斯捷尔纳克传》以恢宏壮阔的气度将诗人的时空与叙事模式进行再建，把帕斯捷尔纳克自传抬升至超凡脱俗的意义：这里是艺术认知的海洋；这里是艺术思维的天空；这里是艺术，亦即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与安娜·阿赫玛托娃
在作家俱乐部举办的联合创作晚会上（1946年4月2日）
这里还是诗人和诗人的时代，“镜中人”篇章是当代传记写作中的创新之举，是形成自由的传记文体的决定性因素。从奥莉加·弗莱登伯格的古希腊悲剧开始，茨维塔耶娃的神秘主义、阿赫玛托娃从未失却精髓的阿克梅主义、马雅可夫斯基的未来主义、勃洛克的新世界的使命、沃兹涅先斯基的先锋性，唯一的“传主”的精神和艺术拼图完整无缺，他居于中央，众星捧月，从镜中人的拱廊中走过，从现代诗歌的历史隧道中穿行而出，传记以追溯丰富“朋友圈”的方式，梳理了他的生命体验与艺术领悟、艺术从学习到成熟的过程，辨析了文学批评史中所反映的道德伦理关系、诗歌同道的命运以及领袖作为同时代人的历史认知的意义。在传记写作史上，这也是形而上地描摹人物精神世界与外在世界契合的重要方法，而比照性的结构则是在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中，就已经以“别人的眼睛”扫描主人公生活的一种特别的结构方法；德米特里·贝科夫为了避免诸位“大神”沦为“传主附庸”，采取了镜中人的方法来托举帕斯捷尔纳克的思想与灵魂，将他们变身为帕斯捷尔纳克永远的对话人，这不能说不是传记写作的一个伟大的创新。
《帕斯捷尔纳克传》以“灵魂链接”的方式把一个诗人的人生思想和艺术思维日趋成熟的漫长过程清晰地加以揭示。诗人与诗人的关系，诗歌作品与诗歌作品的关系，同道与“人生两极”的关系，如此之多仿佛信手拈来的细节引人入胜。帕斯捷尔纳克这个“幸福之人”的专注与自制，他的艺术家人格和知识分子尊严令人着迷。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像一幅建筑效果图一样掠过读者的眼帘。当然，其他篇章与“镜中人”篇章的共生状态才是这部俄文达到近九百页的传记形成历史文化对话体读本的基础。
楚科夫斯基夫妇与帕斯捷尔纳克夫妇
在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文学奖当天（1958年10月24日）
传记开宗明义的写法和高潮后置，具有耳目一新的特点。“序幕”，这是典型的插入文本，精心选择了帕斯捷尔纳克出生和死亡这两天的报纸消息——不，没有与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相关的任何点滴，而是两天的光阴之碎屑——战争、外交、地震、皇族活动、精神学教授第六次讲课、体育新闻、先锋队之夏……在世事纷纭中，作者在第一章指出，“像自己的作品一样，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平也是和谐的奇迹，他置身其外，并为之骄傲”。而“尾声”七节分别为：葬礼、葬礼情况通报、诗作《八月》的分析阐释、伊文斯卡娅和女儿的遭遇、妻子的孤独、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纪念活动、弱化的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化语境。可以说，这是作者的愤怒篇。作者的叙事力量在这里堆积至高潮，他饱含同情地记录了帕斯捷尔纳克和他身处的时代。同时，虽然帕斯捷尔纳克死后，电影、五集电视剧得到拍摄，博物馆得到建立等等，但是德米特里·贝科夫不认为这个接受视野已然足够，他毅然决然地挑选出帕斯捷尔纳克的生前诗作予以详尽的分析，他写道：“帕斯捷尔纳克一生都在书写安魂曲和挽歌，因为在他看来，艺术是为了让一切必死的和消失的事物永存：或许，其他任何形式的不朽都不存在，起码他的小说和书信均未表明他对个人的不朽的信念。这个奥秘不宜大声宣讲——艺术对此沉默不言；艺术在尘世间的事业，是保存逝者的面容。《八月》犹如自挽，是帕斯捷尔纳克写他个人之死的少数诗作之一。这是与日瓦戈、与小说、与生活的告别。”这已经不仅仅作为传记作者在阐释，而是挺身而出的文学批评家的论战身影。
《帕斯捷尔纳克传》成为俄罗斯二十世纪历史文化的澄明之镜：文化研究者与诗人对话，诗人营救诗人，诗人捍卫诗歌传统，大人物对文学的关注与之纳入“历史之轨”的渴望，形成了文学史的另类写法。与之交相辉映的是传记写作丰富的触角，在故事化叙事与细节化叙事结合的同时，在帕斯捷尔纳克“和谐”的精神样本中，围绕他的一切冲突都显得无足轻重了，诗人全部的创作史都获得了艺术解读，就连帕斯捷尔纳克对戏剧体裁的拓展也获得了传记的青睐。
帕斯捷尔纳克与奥·伊文斯卡娅的女儿伊·叶梅里扬诺娃
（拉拉和帕沙·安季波夫的女儿卡佳的外貌取自她）
《帕斯捷尔纳克传》契合了一个特别的为人性辩护的层面。这个层面之所以罕见，是因为作者对诗人秉持的道德勇气的深刻理解。要知道，层层剥茧来去掉业已形成的诸如“领袖与诗人”“帕斯捷尔纳克与曼德尔施塔姆”“书生气与冷漠”“同行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憎恶与偏见”等等刻板观念，需要的不仅仅是写出悲剧性事实，更重要的是传记作者本身如何看待诗人在每一个人生的节点都会体现出一种姿态，即“作为常人的帕斯捷尔纳克，有责任为艺术家帕斯捷尔纳克创造适宜的生存条件，而不是勉强将就”。性格与命运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灵底色上有着理念上和实践上均令人感动的忠诚。德米特里·贝科夫举例颇多。首先，诗人有两个家，但诗人既不忸怩作态，也不躲躲藏藏，他拒绝“风气”的熏染，忠诚于自己的感情。德·贝科夫认为，诗人的接受与包容并不是苏联作协成员们谴责他的风流韵事的道德权利，正如那些“培特西公爵夫人”无权嘲笑安娜一样，他为诗人的“黄昏绝恋”辩护：“如果不是因为最后的、义无反顾的激情，也许帕斯捷尔纳克的晚期抒情诗会有所不同，或者根本不会写成。”其次，面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迫害，帕斯捷尔纳克的宣言历经三十五年之后在总统档案馆被发现，贝科夫评述道：“这份文件完全配得上它所享有的荣誉。”诗人在宣言中写道：“在我看来，授予我这个生活在俄罗斯的现代作家因而也是苏联作家的荣誉，也连带着授予了整个苏联文学。”德米特里·贝科夫认为，诗人毫不狭隘，而“各路历史学家却停留于后知后觉”。帕斯捷尔纳克放弃了诺贝尔文学奖却不能使迫害他的程序终止，因为没有人对获奖抱有美好的期待。他只好安之若素，“要有故土的日常生活、故土的白桦树、故土的不愉快，甚至——习以为常的迫害。还有希望”。最后，诗人厌恶周旋与虚耗。帕斯捷尔纳克从不喜欢使用重大主题，翻译《浮士德》是他艺术生涯中最为复杂和多义的工作。就像阿赫玛托娃所研究的普希金学，是苦痛中的“信仰”。德米特里·贝科夫用很长的篇幅探讨了帕斯捷尔纳克与托尔斯泰晚年世界观的源头。他们所厌恶的丑恶现象是共同的，因为“谁从自身发现了完整的世界，谁就会把外部世界只当作障碍”。歌德之浮士德的矛盾，托尔斯泰的“屈服然后解脱”，都可佐证艺术家的自傲和清高还有另一面：“不仅是倦于个人生活，还有对俄罗斯生活及其绝境的倦怠。”因此，他没有像茨维塔耶娃、马雅可夫斯基那样自杀，没有像曼德尔施塔姆那样流离失所，也没有像阿赫玛托娃一样“被拎出来示众”，他被诱惑所吸引，但他对政治、蛊惑、做戏、虚假、官方宗教的弃绝来得更为决绝！诗人写道：“但我对个人及一切所爱之终结考虑了太多，我早就准备好接受这结局，除此之外，我们又能做什么？对于所有值得珍重的事情和这注定失去的宝贵生命，我们唯一能做的，归结起来便是，将我们全部的爱倾注于生活的塑造和锤炼，倾注于有益的劳动和创造性的工作。”这些人性层面的辩护确保了诗人传记品格的绝不流俗。
帕斯捷尔纳克生前最后一张照片
1960年2月
《帕斯捷尔纳克传》问世以来好评如潮。文学家尤里·哈尔芬认为：“德米特里·贝科夫的成功不能仅用他所选择的叙事方法来解释。当然，书中流露的才气和作者的渊博知识是主要的。读这本传记，很难找到合适的词汇加以赞美：文采四溢，分析有深度，知识面极宽。他的把帕斯捷尔纳克与同时代诗人比照的‘镜中人’篇章，对研究者和任何文学老师来说都是一门语文学的完整学科。在心理分析甚至政治氛围的分析方面，作者都堪称独具一格和具有相当的专业性。”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帕斯捷尔纳克研究”已经成为“显学”；由于这本传记的出版，有关帕斯捷尔纳克的学术研究再度成为文化热点，它提供了一种新的帕斯捷尔纳克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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