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生于1892年，吴玉章生于1878年。他们的少年、青年时代，正是清朝的末期。他俩的年龄虽然相差14岁，但都身受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目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的侵略和蹂躏 ，对祖国前途忧心如焚，都想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吴玉章亲自参加了戊戌变法运动，刘伯承也受到了这次运动的洗礼。吴玉章从变法维新运动的失败中，觉得这条路不行。必须寻找革命的道路。1903年，他留学日本，毅然剪去发辫，投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他抱着“仗剑纵横摧虏骑”的决心，参加了1911年的广州起义和领导荣县、内江的独立。刘伯承则在国内寻求新学，立志从军。他抱着“仗剑拯民于水火”的决心，参加了反对清朝政府的学生军。他们身在两地，殊途同归，都投入了推翻清朝反动统治的辛亥革命运动。

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他们欢欣鼓舞。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他们极为痛心，但都不灰心。他们仍在继续战斗，力挽危局。在窃国大盗袁世凯向国民党人大举进攻、中国天空笼罩着乌云的时候，他们积极投入了孙中山先生发动的“二次革命”。吴玉章同志在上海，建议孙先生令粤、赣、皖、湘四省都督联合通电，以先发制人;后又前往南京，策动江苏都督程德全独立;接着，又组织力量，筹备器材，企图炸毁停泊在吴淞口威胁革命中心上海的肇和军舰。刘伯承则在四川，参加了老同盟会员、四川讨袁军总司令熊克武的军队，参加和指挥了“讨袁战役”中隆昌、合川及沪州等地的战斗。他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初现了他的军事才能。由于他们积极策划和参加反袁斗争，影响很大，被袁世凯和袁氏四川都督胡文澜恨之入骨，都遭到严令通缉。

在这种情况下，吴玉章不得不于1913年底流亡法国，刘伯承在作战中脚部负伤，也不得不潜回开县老家，躲藏在山中养伤。他们都在总结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继续寻找新的革命道路。

1914年年初，吴玉章同志抵达巴黎，进了法科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他曾专程去伦敦，要求英国社会党议员在国会反对借款给袁世凯，获得成功。同时，他与蔡元培等和法国人欧乐教授等组织华法教育会，以联系中西文化和对华工进行教育;还办留法俭学会，为中国革命培养干部，以待革命时机到来，回国参加斗争。

刘伯承则于1914年春到上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所组建的“中华革命党”，并初步树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他参加和组织了上海各界反对“二十一条”亡国条约的运动，继而受命回四川发动“川东起义”，组织川东护国军。他在川东发动了多次起义，建立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负责军事指挥。他组织了多次战斗，配合蔡锷所部，打垮了四川衰世凯的军队。可是刘伯承却为此失掉了右眼。川东护国军由于栋梁柱刘伯承身负重伤、军心涣散，在袁军疯狂反扑下，终于瓦解。伯承在袁军重赏捉拿的危难情况下，潜赴重庆就医。

刘伯承伤势痊愈后，又在重庆组织游击活动。在熊克武请他担任四川护国军五师九旅参谋长以后，为打击四川伯军阀立了许多战功。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掌权，仍然实行反动的军阀统治。四川也与其他地方一样，开始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形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伯承苦于置身军阀混战之中。

吴玉章在袁世凯死后回国。他先在北京办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后又参加孙中山先生发动的护法运动。作为四川省的代表，参加了广州军政府的工作。由于他坚决反对桂系军阀排挤和背叛孙先生，被撤销了代表的职务。后来，他参加和领导了四川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自治运动”。由于他拒绝军阀刘湘和杨森的利诱，遭到通缉。他只得离渝赴蓉，担任了成都高师校长。他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启示下，

逐步形成了“走俄国人的路”的思想，并在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与杨闾公等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希图在中国实现像苏联那样的社会主义革命。

刘伯承在军阀混战的局势中，一直进行着反对北洋军阀的艰苦战斗。1923年，他因腿部负伤到成都就医。这时，有人请他到军阀部队中担任要职，赚取高薪，他都加以拒绝，并转到犍为乡下闭居疗养。后来，他与吴老谈起这段经历时说:“那时我实际上是在闭门思‘过’”。这时，他已经开始认识到，北洋军阀和地方军阀只有新旧和大小之分，并无本质的不同，尽管他们都说得冠冕堂皇。他急切地寻找真正革命的力量。正当他为此苦闷的时候，在成都认识了吴玉章，并通过吴认识了杨阴公，刘、吴早已互相慕名，相识就一见如故。从此，他们过往甚密，“很快便成了知心朋友和革命战友，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研究问题”。

1924年，中国青年共产党组织了一个纪念“五一”和追悼列宁的群众大会，遭到军阀杨森的镇压，并扬言捉拿吴玉章。玉章遂即奔犍为，约同伯承一起，绕道贵州、湖南去上海，然后一起到北京。

他们在北京，见到了中共北京市委负责人赵世炎。赵世炎原是吴玉章的学生，师生异地相见，格外亲切。他们在交谈中，玉章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便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宣布取消中国青年共产党。他的这一符合党性原则的决定，得到党中央的赞扬。1926年5月，刘伯承山经吴玉章、杨闾公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