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许多人都知道唐宋奠定基础，明清走向鼎盛，而中间疆域最为辽阔的元代似乎毫不起眼。

而元代科举之所以被历史所遗忘，不仅是因为元代政权统治时间最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受元代统治者的重视。

元代科举的废与兴

1206年，蒙古族在成吉思汗的带领下结束了部落混战的局面，这支剽悍的草原民族如星火燎原一般，迅速扩张，向西打到了东欧伏尔加河一带，向南灭掉了西夏，铁血兵马直逼金国与南宋。

蒙古族起源于北部高原，因全球气候进入寒冷期，为了争夺生存的空间，该族大规模东征西伐，所以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攻城掠地、抢劫财富和人口，对于统治区域内的管理没有足够的重视，一切按照蒙古族的习惯治理。

1234年，蒙古与南宋联手，消灭了盘踞淮河以北地区上百年之久的大金，而北方的科举制度随后被废止。

当时，辅臣耶律楚材曾经建议用儒术选拔人才，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窝阔台汗采纳了他的建议，不仅“敕修孔子庙”，还下诏开放考试，分为经义、词赋三科，作三日程，中选者，复其赋役，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

但对于窝阔台来说，中国北部只是蒙古统治区域内的一小部分，而且科举选拨出来的人才仅适用于汉地，不具备普遍性，因此他并没有大力推动科举复兴，没过多久，受蒙古保守势力的阻挠，科举制度便再次被废止。

1274年，蒙古势力不断南下，大宋摇摇欲坠，在内忧外患之中完成了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之后没过几年，元朝逐渐统一海内，南方科举制度从此停废了40年之久。

事实上，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大量留用了南宋归附的官员，还下诏“诸路岁贡儒、吏各一人”，在大都建立国子学，非常积极地推动汉化，他本人甚至亲自向儒生学习经史子集。

这种背景下，许多儒生不断呼吁，要求重启科举考试制度，但蒙古政权在四处征伐的过程中已经储备了不少人才，而且蒙古守旧派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阶级特权坚决反对，因而忽必烈及后世几代统治者一直难以恢复科举考试。

为了选拔人才，元朝廷借鉴两汉时的做法，从胥吏中任用官员，但元代的胥吏并非正统考试出身，而是各级官员靠请托贿赂等渠道吸收的庸禄子弟，这些人不通经史义礼，不懂经世治国之道，一旦得官，往往会成为寡廉鲜耻的贪官。

于是元仁宗即位后，面对的是朝政混乱，吏治腐败的局面，他因此提出了“求贤取士，何法为上”的问题，在经过长期的争论和各方拉锯之后，1314年，元仁宗最终决定恢复科举考试，同时对宋、金科举制度作出重大变革。

然而，科举制度在元朝的推行并不顺利，元代统治时间不足百年，自1315年首次开放科举考试到1366年最末一次取士，共51年，其间尚有6年（1336-1342年）中断。

元朝实际施行科举取士不过45年的时间，按照三年一科的规矩，开科总共才16次，取士1000多人，是自科举制度建立以来，取士最少的朝代，而且之中还存在徇私舞弊、种族歧视等众多问题，注定难以长久。

元代科举遇冷背后

科举考试之所以在元代中落与当时多民族、地域广阔的国情是分不开的，元朝地跨亚欧大陆，统治着东至日本海西至第聂伯河的广大东亚、中亚、中东、东欧地区是中国历史上幅员最为辽阔的朝代。

有人曾计算过，元朝最强盛的时候疆域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是如今中国地理面积的3倍之余，史称“东尽辽左西极流沙，北逾阴山南越海表，汉唐极盛之时不及也”。

元朝境内的民族不断扩充，12世纪后期，中亚一带的突厥、康里、波斯、畏吾儿等民族最早成为成吉思汗的属民，其后俄罗斯、阿兰、钦察、等民族接连归顺蒙古。

13世纪，淮河以北落入蒙古国之手，不久中东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小亚细亚人等先后臣服，直至1279年，南宋8岁幼帝投海殉国，汉族之地才终于完全沦陷。

在漫长的时间里，元朝打下了一个又一个文化各异的民族，其中大部分民族是以游牧文明为主，因而当时的政府显然不会以最后征服的汉族之科举制度，来治理广袤的疆域。

而且，无论哪个民族都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想法，在元朝统治者看来，统治多民族国家的基础就是保证蒙古族人的利益，因此需要以一种既不引起被统治民族的反抗，又能维护好阶级统治的方式治理国家。

蒙古人找到的办法就是在树立自己的权威统治的同时吸收当地的统治方式，也可以说是“以夷治夷”，毕竟在元代蒙古族看来，汉族才是“夷族”。因此，科举考试在重启之后一直是只针对于汉族。

元朝统治者对吐蕃，采用僧俗合一的政治制度，对畏吾儿，采用以前就存在的都护制度，对大理，则采用土官制度，以至于蒙古人不可能用汉地科举选出来的文职人员统治所有被征服民族，因而科举制在元代备受冷遇。

元代科举中落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蒙古族崇尚实用主义，轻视科举文人缺乏实际工作能力，整日吟诗作画、隔岸观柳的颓废作风。

成吉思曾经说过：“人生最大之目的，在于逐敌、胜敌，乘其马，纳其妻女，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这样一个冷酷无情的战争机器自然对于深奥晦涩的经义嗤之以鼻，更加信奉简约实用的政策。

1276年，元军攻入临安之时，满街歌舞升平，到处都洋溢着奢靡颓丧的气息，而一城之文人正聚在剧院茶馆高谈阔论，使得满身鲜血的蒙古将领对脆弱的儒生更加看不上眼，因而后来的蒙族人对汉人一直带有歧视的态度。

因而尽管元仁宗开放了科举考试，但他对科考出身的文人并不重视，反而更加重用从基层选拔上来的胥吏，科举考试因此沦为元朝选官的一种点缀和修饰，在元代政治生活中不占重要地位。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蒙古人一直坚持游牧民族的实用主义制度，显然无法管理好文明程度更高汉族人民，元代科举制度的溃败正是这一历史规律的缩影。

元代科举的特点

元仁宗与先祖一样崇尚实用，他在开科取士之前，曾经评价前代的科举制度道：“若稽三代以来，取士各有科目，要其本末，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

为此，元代科举对唐宋以来的科举制度进行了大力改革，省去了省题诗和论，改律赋为古赋，改小义为四书经疑、经问，主干部分赋、经义和策论仍旧保留，成为三场的考试内容。

同时元代考试之经义皆以程、朱为主，兼古注疏，体现了元代科举重视实用人才的倾向，根据《元典章》记载，1313年，中书省在向皇帝说明本朝恢复科举的主旨时说：

“俺如今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等都不用，止存留诏章表，专立德行明经科。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氏、朱晦庵批注为主，是格物致知修已治人之学。这般取人呵，国家后头得人才去也。”此奏得到了仁宗认可。

与此同时，元代科举取士仅限于文职，至于武举，则彻底废除，一方面是为了防范其他民族利用手中的军事权力发动反蒙叛乱，将军队牢牢把握在本族人民的手中。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蒙古人骁勇善战，他们的万户、千户、百户组织，平时为行政单位，战时则变为军事单位，牧民出身的士兵在长期的上马备战、下马耕牧的生活中早已训练成勇敢的战士。

元朝科举实行的时间短、规模小、录取人数少，元代官僚总数为26690人，通过科举入仕的人不足5%，汉族所占的人数更是少之又少，原因是元代科举制度中存在着严重的民族歧视问题。

忽必烈曾明文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在其推动下，元朝一直坚持实行森严的民族等级制度，使得汉人只能在夹缝中求生。

元朝实行四等人制，蒙古人自然是一等公民，中亚西域的民众称为色目人，是二等公民，淮河以北的契丹、女真等族人被称为汉人，是三等公民，而最后被征服的南宋汉族人又被称为南人，是为末等公民。

元仁宗开科考试之前，这种等级制度已推行了半个多世纪，而在科举考试中也充分体现了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其一，考场分为两种，一种是蒙古、色目人的考场，一种是汉人、南人的考场，蒙古、色目人只考经义、对策两场，而汉人、南人还需要加试赋与杂文各一篇。

不仅如此，前两级公民面对的题目比较简单，汉人与南人面临的难度则像万人争过独木桥一般。如果蒙古、色目人愿意参加汉人、南人的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校”，而汉人、南人根本无权参加高等级公民的科目考试。

虽然有人将其类比于现在高考中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但是两者初衷是完全相悖的，现代国家政策是为了促进少数民族的教育公平，元代则是为了维持统治打压文明程度较高的民族。

元代殿试分左、右两榜公布成绩，高等级公民名列右榜，低等级则位列左榜，以右榜为尊，也就是说，两者同样考中状元，以高等级公民为尊，元代大儒程端礼曾愤慨地说道：“唯蒙古生得为状元，尊国人也。”

即便汉人和南人冲过独木桥顺利入仕，他们的仕途起点与高等级的两族也不相同，中选后的蒙古、色目人一般就任六品官，汉人、南人则逆降一级，由此足见当时统治阶级对汉族人民的轻视。

总而言之，元代轻视科举，大搞民族歧视，虽然在短时间内维持了蒙古统治阶级的江山，但“马上治国”终究难以长久，文化素质低下的吏员最终导致元朝不到百年便崩溃于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