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百日维新之袁世凯是政变前告的密，还是政变后告的密？|伊藤博文|光绪|百日维新|荣禄

1989年9月21日黎明，光绪帝到慈禧太后住处请安后，慈禧太后由间道进入西直门。到达西直门后，突然仓皇返回，然后直奔光绪帝居住的寝宫。

根据曾担任光绪帝起居注官十九年的恽毓鼎所著的《崇陵传信录》记载道：“太后直抵上寝宫，尽括奏章携之去，召上怒诘日：‘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日：‘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日：‘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

随后，慈福太后颁布懿旨，宣称光绪帝病重，不能料理国政，自己将临朝“训政”，并将光绪帝软禁在中南海的赢台。凡是光绪帝下达的变法诏令，一概废除。此外，慈禧太后还下懿旨说：“谕军机大臣等：工部主事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屡经被人参奏，着革职，并其弟康广仁，均着步军统领衙门拿交刑部，按律治罪。”

从慈禧太后指责光绪帝“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以及光绪帝面对指责的表现来看，慈禧太后确实听到了关于“围园劫后”的一些风声。再从慈禧太后并未下令捉拿谭嗣同，仅仅捉拿了康有为和康广仁并给二人定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来看，慈禧太后还不知道谭嗣同与袁世凯的密谋，因此，我们可以断定此时袁世凯并未告密。

有人认为袁世凯是在受到光绪帝接见后返回天津的当天，向荣禄告的密，荣禄又连夜派人乘坐火车将此事汇报给了慈禧太后，才导致慈禧太后在第二天早晨突然发动政变。其实，早在1879年5月国内首条军用电报线便在天津建成。1884年，清政府又设置了内城电报局专事收发官电。外城电报局收发商民电报，并把自行创建的第一条电报干线延伸经京郊通州引入京城。

到了1898年，电报已在全国各地普及，荣禄汇报维新派“围园劫后”一事只需要向京城发一电报即可，为何要乘坐火车进京汇报呢?况且对于袁世凯而言，他与守旧派的庆亲王奕劻等人关系非同寻常，如果他真想告密，何必要等到返回天津后才告密呢?因此，此说毫无根据。

不过，袁世凯却在自己的《戊戌日记》中“坦陈”自己是在政变之前告的密：“抵津。日已落，即诣院谒荣相，略述内情，并称皇上圣孝，实无他意，但有群小结党煽惑，谋危宗社，罪实在下，必须保全皇上以安天下。”袁世凯说自己一回到天津，便立刻去拜见荣禄。并将维新派“围园劫后”的阴谋告诉了荣禄。正当两个人交谈之时，叶祖邦与佑文突然来访，两人不便继续商谈。等到半夜，衰世凯见叶祖邦与佑文还没有离开的意思，自己只好先告辞，约定“明早再造详谈”。荣禄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全仰仗慈禧太后的提拔，如果慈禧太后失势。荣禄将随之失势。如此危急关头，荣禄又岂会允许袁世凯明日再谈?由此可见，《戊戌日记》所记载的并非实情，不过是袁世凯为了撇清与维新派之间的关系、击碎维新派打算联合他发动政变的传言所写。

事实上，袁世凯是在改编之后担心维新派供出自己才被迫向荣禄告的密。

由于当时袁世凯亲近维新派并多次被光绪帝召见，导致荣禄对其起疑，因此才会以各种理由催促他返回天津，以防发生变故。就在政变发生之后的当天晚上。荣禄将袁世凯召入府中。袁世凯到达时，发现“卫兵夹道罗列”，气氛异常紧张。当时荣禄向袁世凯出示慈搐太后训政的电报，袁世凯以为维新派密谋败露，担心会祸及自身，于是“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并将维新派“围园劫后”的密谋和盘托出，并“跪求荣为其作主”。

袁世凯的告密触怒了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说：“(维新派)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竞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然后将“戊戌六君子”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处决了。自此，戊戌变法才彻底宣告失败了!

导致慈禧发动政变的导火索到底是什么?

9月18日，也就是谭嗣同与袁世凯密谋的当天，御史杨崇伊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上疏说：“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改，以遏乱萌……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臣虽得自传闻，然近来传闻之言，其应如响。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

人。”慈禧看完奏折，脸色大变，立刻召集群臣商讨对策。

事实上，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与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矛盾已经积蓄已久。慈禧垂帘听政多年。手中握有军政大权，而光绪帝临朝摄政不到一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只是迟早的事，但发动政变需要找一个借口，而这个借口应当就是京城疯传但并未被她证实的维新派“围园劫后”的密谋，而实际上让她感到巨大危机的是日本前百相伊藤博文的到来。